我为什么离开百度

“北京现在知名的互联网公司,从中层往上,一大半都是百度人”。

闫兵说这句话时,声音提高了好几个分贝。这话或许有些夸张,但在BAT三大巨头中,相比阿里、腾讯,被称作“互联网黄埔军校”的百度,人才流失严重一直是不争的事实。

在百度的这张人力迁徙图上,百度地图原技术负责人现在是京东的技术VP;负责百度九条移动产品研发管理业务的张博现在是滴滴的CTO;前百度Apollo产品负责人周达文,11月15日加入自如任智能家居事业部CTO;百度元老桑文锋现在是神策数据的创始人……这些人或跳槽、或创业,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成绩。

某种程度上,这些优秀人才的流失也影响了如今百度的地位——BAT逐渐变AT。一位百度员工直言,总感觉春晚是百度留给这个时代最后的辉煌。

百度该如何续写辉煌?李彦宏在内部信中讲得很明白——“百度需要更多敢立军令状的将军,更多敢打硬战的士兵。”这也意味着,不能打仗的兵可能会被淘汰。

因此,百度于近期开启了末位淘汰制。

一位百度MEG(移动生态事业群组)员工表示,自己的Q3绩效不好,领导说如果不走,年底也会给一个差的绩效,“其实就是让你主动走”。人员“优化”的消息,伴随近一年来走低的股价,就像两团乌云笼罩在百度上空。

百度到底怎么了?没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

带着这一疑问,Tech星球(微信ID:tech168)深度访问了5位百度的离职员工,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时期加入百度,供职不同部门,在职时间也长短不一,最终他们都选择了主动离开,谈到离职原因,他们给出的答案高度一致:职业发展。

这听上去更像万能答案。事实上,员工发展的天花板,某种程度上也是企业管理的天花板。这5名员工隐晦地描绘了自己供职百度期间的感受和观察,譬如,人才晋升机制尚待完善、注重开会、KPI导向严重、人员冗余等。

或许,不能窥一斑而见全豹,但他们给外界展示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即前百度人如何看待百度,而他们也并非为了抱怨,只是希望百度的未来会更好。

苦口婆心的8年“老百度”

2010年到2018年,短短八年,百度从辉煌走向暗淡,这期间高管进了又出,方向换了又改,难有人比这8年的亲历者,更有资格评述百度,也难有人比他们更热爱百度,即便最终选择离去,这些人依然愿意通过一举一动去帮助百度,而并非随波逐流。

我是2010年加入百度的,2018年才离开。

在百度这几年,我其实经历了两个关键时期,一个是3Q大战,一个是O2O。3Q大战那会儿,谷歌离开了中国,百度士气高涨;O2O那会儿,我在糯米,当时,公司几乎把整个搜索和其他部门的最核心的人才,全部调到O2O相关的业务线去,本来百度从来不强制加班,O2O那会儿还要求996呢。

后来,糯米被边缘化,我就内部转岗去了别的业务线。我当时其实也可以辞职,但对于我这种工作六七年的职场人来说,辞职去一个新的公司,加入新的团队还要重新建立默契,时间成本比较高。而最终,我也是因为这个离开——我所在的团队领导和同事走得比较多,我就跟他们一起撤了,跟百度本身倒没有多大关系。

在百度这几年,感触最深的是,觉得人才管理机制一直有问题。一方面,百度很难轻易的开掉一个级别比较高的人,除非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另一方面,百度的人才流失又非常严重,基本上有一点儿经验和阅历的,外面double一下,就被挖走了。

比如,在滴滴早期的时候,百度的一个副总监到了滴滴基本上就是高级总监了,甚至VP;百度地图当时的技术负责人到了京东就是技术VP。你看,北京现在知名的互联网公司,从中层往上,一大半都是百度人。

这些人为什么走呢?坦白说,我觉得是升职机制有问题。比如,当时在糯米很多人业绩不错,但最后就是升不上去,因为评委里面没有几个来自糯米的,全部是大搜的,而大搜里面又有很多老人,他们升职远比糯米快。

人才问题在2017年底2018年初集中爆发。本来百度有13个P9,但那段时间,一下子就走掉了5个。百度的P8又很少,像2000多人的百度地图只有一个P8,一个P9,而百度经验、百度文库、百度阅读这种知识产品里面,级别最高的就是P7,这就意味着,基本上P7以上人才断层。

当时,李彦宏直接对百度的PC委员会发了一顿火,要求所有的P9都去带新人,如果带不了新人,也别想晋升了。因此,2018年百度就实行了高P培养计划,等到秋季晋升的时候,明显感觉到,P6升P7,P7升P8多了很多。

也是那一年,百度改变了激励体系。原来是你先用业绩证明你的能力,半年一年甚至两年之后,由公司提出加薪,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变成了即时激励——只要做得好,立马加薪。这其实也是为了留住人。

百度市值现在400亿美金左右,但技术型公司,短期内会被高估,长期会被低估还是挺常见的,就像过去商汤、旷视估值那么高,但后来技术迟迟不应用,估值也下跌了。这种公司要么会衰败下去,一旦觉醒,又站在了制高点上。

现在,百度的情况跟2010-2014年的微软特别像,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微软垮掉了,但是今年微软的市值突破了1万亿,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很多人又会马后炮式大的分析微软如何起来的。

况且,百度这几年并非一无是处,起码手百就是一个很大的亮点。2017年初手百的DAU才1.2亿,现在已经突破2亿,这种增速在日活过亿的APP里很难达到。百度仅用了两年时间,在一些关键指标已经超过了做了五六年的今日头条。这就证明,百度只要决心做一件事情,以公司的人力物力还是可以做成的。

我这边整体的判断,五年内大方向不出问题的话,大概率应该是可以回到千亿美元市值,而技术型公司低估这是一直存在的现象。

现在,我基本上很少跟人争论百度,在我的观念里,与其跟人争论,倒不如反馈几个真实的意见给到不同层级的人。比如,我认为有产品存在问题,我会私底下把问题反馈给相关的产品负责人。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到百度。

在不确定性中纠结的百度金融员工

每一家大公司都会不断尝试新业务,但不是所有的尝试最终都会成功,也不是所有的大公司都愿意为新业务一直输血,这时候独立就成为了新业务最好的选择,百度金融就是如此。但独立就意味着调整,调整就意味着员工需要面临或转岗、或优化等不确定性,很少有人愿意一直在不确定性中等待,大部分人的选择是主动出击。

我是2014年加入百度的,2018年离开的。

加入百度之后,我一直在百度金融。起初,支付和理财一起做,百度内部40多条业务线都去支持金融业务,每个团队会找出专门的人员去接入这个事情,支付做得最好的时候能占到市场份额的百分之一点多,百度钱包也独立成一个大BU。但后来,外卖被收购、糯米也被边缘化,场景没有那么多了,支付就很难做起来。

2017年年中,公司内部传言百度金融要独立出去,一时间,同事之间议论纷纷。大家虽然都知道要独立,但没人清楚哪些业务会被划分出去,股权结构会怎样。传言还有很多版本,一个说百度要保留45%的股权,一个说要完全独立,一个说期权不兑换,根本不知道哪个是真的,但因为又和自身利益相关,你心里其实挺慌的。

再后来,金融这边的业务一直在调整,我上面的领导10个月内换了四次,金融一下子从战略业务的位子上掉了下来,本来很快就可以晋升的同事,因为要独立,晋升的可能就没有了,因此就看到每天都有人离开,不论是基层员工还是上层领导。

留下来的人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做,本来手百每个月都会给我们提需求,后来已经没有业务需求对接过来了。之前,每一两个月就会更新一次版本,但后来手百好几个月才更新一次,其他的基本上就不更新了。

最后,在百度金融还没有独立之前,我就离开了。我其实也可以内部转岗,但是转岗就不能做金融了,而且做金融最重要的就是用户数据,百度没有生态布局,也就没有场景了,再加上公司如果不支持,我觉得留下来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坦白说,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问题。比如,为了完成KPI,百度的价值观一直遭受诟病。以搜索为例,先出来的是广告,然后是百家号的内容,其次,才是你想用的内容。另外,百家号的文章质量虽然不高,但是收入确实不少,这样做不是以用户价值为导向,产品很难做好。

其实,百度过去这几年,你会发现它的试错机会并不多,一些新的业务线,如果达不到目标,就会被砍掉,或者边缘化,当时的糯米、外卖都是如此。但我现在的公司就会有非常多的试错机会,可能你做100个产品,最终能上线的只有1个。

还有一点,我觉得李彦宏一直没有充分放权。我们当时做百度金融,虽然是战略业务,但作为一个下属部门,我们做季度的活动,一般汇报到集团总监那一层就行,但其实集团总监最后还要跟李彦宏汇报。但现在,你能看到他在一点点改变。

离开那天,我根本没有上楼去看看,我怕会伤心,在一楼大厅办完手续直接就走了。但整体上,在百度这几年我还是很感谢公司的,无论是技术端还是业务端成长其实挺快的,也有机会参与过亿级DAU的产品,这些都是值得骄傲的。

要去尝试更多挑战的销售

即便今天,广告依然是百度营收的主要来源,就搜索业务而言,在国内无出其右,客户的第一选择依然是百度,2013年,百度的广告收入超过了央视,这意味着对百度的认同,而因为品牌溢出足够高,在百度做销售似乎成了一件幸福的事儿。

我是做销售的,在百度做了差不多5年。

在百度这五年,我觉得自己无论是从业务上,还是财务上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收获。我来的时候,百度这边给的待遇比我原来的互联网公司都高很多;另外百度的销售是按照行业划分的,就是一个销售后面配备策划、优化团队,而这些人都会听销售的调配,这就意味着看上去,我虽然在内部架构上没有带过人,但是也培养了自己的团队领导能力。

另外,百度的平台非常好,搜索业务在国内基本没有竞争对手,2013年它的广告收入已经超过了央视,这就导致在商业化这块,百度更像是一个强势的甲方,而不是乙方,你不需要前期教育市场,因为客户清楚,百度比门户、或者其他搜索引擎带来的转化都要更好,因此很多客户主动找百度,百度的报价也是唯一的,不需要太大的谈判周期。

好的平台就意味着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脉,同时,也有时间去做创新型的东西,而以广告为生的门户网站生存都是问题,更不用说创新。我的上一段工作,经常做一些基础性工作,但是这些基础性工作没办法带来成长,在百度虽然也做这些,但我能感觉到自己对行业的理解是一步步加深的。

得益于平台的影响力,我在百度的时候,我们那个团队很少有人完不成业绩,我的业绩季度初的时候就能完成90%了,我只需要考虑如何做到100%或者110%。但在上一家公司,业绩最好的时候我也只能完成百分之七八十。

看媒体报道,现在百度正在进行人员优化,我觉得百度这么做没有问题,现在百度做人员调整是个不错的时机。

坦白说,百度其实更像一个国企,福利非常健全,食堂也非常好,不是所有的食堂都可以吃到烤乳猪的。

离开百度主要是想做更多有挑战性的事情,因为大公司通病,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灵活,很多想法不能去实施。

没过试用期就离开的新人

一个合适的组织架构,可以充分发挥组织内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倘若结构不合理,组织便会缺乏凝聚力,最终导致人员流失。

我在百度待的时间非常非常短,我是3月份去的,还没过试用期就离开了。

原因很简单,我觉得我们的小team组织架构有问题。一个真正干活的团队的组织架构应该是金字塔形的,就是级别高的人不能太多,但我们那个团队,T6及以上的人太多,T6以下的人则很少。

领导为了业绩,到处争地盘,抢资源,但东西抢得太多,底下的人根本消化不完。我在的那个月基本上天天加班到11点,而上面的人七八点就走了。

由于组里的老人多,基本上每天都在讨论股票和房子,尤其是吃午饭的时候,我也搭不上话,融入不了这样的文化。大搜那边很多部门都有非常多的老人,这些老人晋升速度特别快。

我那段时间非常焦虑,晚上经常失眠,我就在想,还没过试用期就跳槽是不是会毁简历。有一天我称体重,不到俩月瘦了5斤,再加上经常失眠,我就决定离职。

要说对百度,我其实没有太多感觉,百度股价猛跌的那段时间,同组的老人都庆幸股票卖得早。我那时候就觉得,互联网行业谁会对公司有感情呢,除非是高层。

现在,我加入了新公司,又胖回去了。我当初去百度的时候看中的是这边技术(当时是搜索公司,现在是移动生态事业群组)足够厉害。但现在重新让我选择,我肯定不去,因为百度压了我工资,而另一家给我的待遇是百度的1.8倍,工作压力差不多,我还不如去另一家。

恨铁不成钢的“程序猿”

百度是一家技术导向的公司,在公司内部,程序员比产品经理更有话语权,因此,大部分程序员都想加入百度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百度也为很多互联网公司输送了技术人才。

我是2016年年底加入百度的,今年9月离开的。

我从去年年底就犹豫要不要离职,那个时候我刚刚晋升,也想带领团队做出一些成绩。但今年上半年,我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位置上很难做出成绩。一来,晋升后,我被空降到部门内的另一个团队做负责人,组内的所有成员都比我了解目前的业务,一些老人根本不愿意听我的;二来,领导虽然给我调配了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但他还要服务其他团队,能够处理我安排下去的工作的时间并不多。这导致我的工作基本上没办法展开,后来整个部门调整领导的关系,团队几乎都散了。

这让我下定决心要离开。离职那天我也没有什么不舍,只是想着赶快办手续,不要耽误第二天入职新公司。

很多朋友劝我留在百度,因为今年,百度改了薪酬结构,从原来的14.6个月变成了15个月,另外,我去年获得了期权奖励(百度每年10月和2月发放期权,每年行权25%,连续四年完成),钱虽然没有多少,但至少也是一两个月的工资,这就意味着如果我9月份不选择离职,到今年年底干1天活就可以获得2天的薪水。

但相对于钱,我更在乎成长空间,要不然去年字节跳动三番五次来挖我,我就去字节跳动了。我觉得,除了阿里和腾讯,从技术上来讲没有比百度更好的公司,字节除了能给到更多钱,给不了其他的一些帮助。

在百度这几年,我觉得有两点是我不太喜欢的。

一个是汇报文化。百度的管理层层级特别小,但汇报层级很高,如果侯震宇(TG负责人)向我了解我负责的业务情况,我需要通过中间的M1经理、M2经理、M3总监层层传递,靠这样的形式给他。

另外,百度一直是双轨制度,高级工程师和经理共同管理团队,而在汇报层级这么高的情况下,总监想看看业务进展如何,只能由我这样的小领导去写PPT,因为经理是不太懂业务的,而高工也很忙,这导致基本上每周空闲下来的时间,我都在研究PPT怎么写。

此外,百度非常重视开会,我在百度大概平均每天要开3个小时的会。

现在大家都调侃百度在和网易争第六,我每天也在看百度的股价,但其实怎么说呢?百度最有希望的时候是陆奇回归的时候,听说有人给陆奇写邮件,他三个小时就回了。那时真的是全民上下 ALL  in AI,我们会办学习小组、行业讨论会,我的业务虽然和AI没关系,我都想自己主动去学习。

我觉得百度挺悲情的,过去百度因为太依赖搜索而错过了很多转型机会,当然这和百度在战略上一直摇摆不定有关,2013年开始,从内容分发、O2O、AI,到现在的无人驾驶,我觉得百度没有孤注一掷,破釜沉舟的信心,就不会像阿里当年做云一样,谁都不看好这个东西,但是他就坚持去做,最后就做起来了。

坦白说,百度的技术还是挺超前的,比如百度的UE(用户体验)、QA(质量管理)、OP(运营)、SYS(系统部,主要负责百度云计算基础设施的设计、研发和实施)等等都是独立的,这些大部门里面会分出来很多小团队,分别支持不同的事业部和产品,这跟腾讯正好相反,腾讯是一个BG,里面啥都有,一个BG更像一个公司,自负盈亏。

百度的这种模式,挺符合现在讲的中台,但就是搞得太早了,等现在这个模式流行了,很多东西就过时了,内部很多东西都凑合用,因为要整体变革成本太大。

我现在的供职的公司,它的架构很多地方和百度都非常相似,这其实就证明了,百度这套架构是可以支撑,像我现在就职的这样独角兽公司发展的,但它就怎么就掉队了呢?

后记

今天,百度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在内部,李彦宏需要更多敢立军令状的将军,敢打硬战的士兵,也需要面对员工不断的质疑;在外部,需要面对字节跳动的挑战,不断被蚕食的搜索,以及从BAT第一阵营掉队的心理落差。

这是百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百度的问题,因为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会永远保持领先,如今市值万亿美元的微软也曾经掉队,这些科技型企业面临的永恒命题是其价值短期内会被高估,长期内会被低估。

上述5人中,分别在不同的时期加入百度,每个人感受不同,对百度的认知也不同,有人无感,有人眷恋。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感谢百度,无论当初是否有过争执,内心还是希望那个曾经“武官死战,文官死谏”敢打硬仗的百度重回巅峰。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2019年初的总监会上,李彦宏也以《right side of the history》为题写道,“我们具有走向伟大公司的良好基础,但需要进一步证明自己。”

时下,即将20岁的百度迎来攻坚战,公司内部掀起了一场巨大的变革,业务重组、人员优化,为了稳固军心,百度开启了代号为“志青云”(内部称呼为“攀登者”)的10亿元股权激励计划。

但这也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是,百度正期望建立一套全新的组织结构和战略机制,以应对眼下的挑战。如今,改革已初现成效,Q3百度已经实现44亿元的净利润,远超华尔街预期。

而这仅仅是改革的开始,想要那个能打的百度真正回归,李彦宏需要做得更多。

(注:文中闫兵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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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峰会《哈佛商业评论》2019中国年会强势来袭

《哈佛商业评论》中国年会至今已连续举办六届,六年来致力于打造中国管理界盛会,在总结过往一年的管理经验基础上,为新一年的行业、企业指明新的方向。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同时也是全球商业面临重大调整的一年。传统的商业规则正在发生裂变,席卷全球的新变局正在酝酿,在该局势下应运而出的创新管理经验具有指向标式的意义。

为此,第六届哈评中国年会命名为 :“新变局 新生态 新红利”。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集结全球最具管理思想的金融学、商学教授,中国最前沿的管理实践者以及权威学者们,共同探讨国内外经济形势以及全球化新浪潮。本次年会既有全球视野,也有接地气的管理经验。一直以来全球化浪潮、数字化转型、新商业生态、企业家精神,都是《哈佛商业评论》长期关注的焦点。哈评年会则通过全年的观察,将这四个重大话题集中展示于各位听众面前,抽丝剥茧般地层层深入话题本质。同时《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不仅着眼于共性,也着重呈现管理个体特色。我们将在本次年会公布年度榜单,在展示管理全貌的同时,关注个体发展轨迹,分享行业先锋的领先经验,给探索者以学习榜样。

时间:2019年11月2日

地点:北京 四季酒店(亮马桥)二层幻艺术中心

议程| AGENDA

前奏

8:50-9:00 致辞

戴小京, 财讯传媒集团总裁(确认)

9:00-9:30 主旨演讲

Franklin Allen,伦敦帝国理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沃顿商学院荣休教授,美国金融学会前主席(确认)

第一乐章

全球化浪潮的新变局  

商业世界的巨大变化带来不确定性,新的挑战接踵而至。看似混乱的局势中,具有洞见的领导者已经开始构建并分享新生态带来的红利。谁能在变局中保持商业的长期领先,在混乱中创造新的生态,谁将率先分享商业新红利。如何开启新生态之门?如何获得新红利的抓手?

主持人:何刚,《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联合出品人、主编(确认)

9:30-9:50 主旨演讲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确认)

9:50-10:10 主旨演讲

陈春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院长(确认)

10:10-10:30 主旨演讲

蒋锡培,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确认)

第二乐章

技术和模式驱动的商业新生态

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硬件普及后,产业环境、消费者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整合性的需求提高:消费者不再满足于单一的产品功能,而是希望通过简单、极致的交互,从极小的接触点上获得一揽子的个性化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行业跨界增加了竞争的不确定性。产业的融合和动荡不允许企业固步自封,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也迫使企业必须保持开放、灵活。企业必须时刻准备进入陌生领域,思考竞争优势的来源。

主持人:钮键军,《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副总编(确认)

10:30-10:50 主旨演讲

朱忠玉,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确认)

10:50-11:10主旨演讲

荆伟,苏宁科技常务副总裁(确认)

11:10-12:00  榜单发布2019 中国数字化转型先锋榜& 圆桌对话

孙丽军,SAP 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首席营销官 (确认)

李东红,清华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确认)

刘大为,泰康保险集团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泰康在线CEO (确认)

苗力,泰康保险集团副总裁兼首席人力资源官(确认)

艾   渝,特斯联科技首席执行官(确认)

12:00-14:00闭门午宴(仅限受邀嘉宾)

第三乐章

永续连接时代的商业新红利

新技术已经让7*24小时客户关系成为现实,新的商业红利将更依赖于长期主义下的精益管理。高效运营、智能洞见、营销革命、人才经济这些看似被普遍讨论的话题中,是否蕴藏着有待爆发的能量?企业在科技赋能和人才革命中有哪些先进的管理实践?这些实践又将带给我们哪些启发?

主持人:齐馨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执行出品人、副主编(确认)

14:00-14:20 主旨演讲

杨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确认)

14:20-14:40 主旨演讲

吴  宁,亿达未来战略与发展副总裁(确认)

14:40-15:25新商业甦对话

何刚,《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联合出品人、主编(确认)

吴声,场景实验室创始人(确认)

王凯,凯叔讲故事创始人(确认)

15:25-15:35榜单发布 拉姆·查兰管理实践奖

15:35-15:55主旨演讲

尚 筱,宜信财富联席总裁(确认)

第四乐章

不确定时期的企业家精神

自改革开放至今,三代企业家精神见证着中国经济的飞跃,创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对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届中国民企卓越管理公司项目白皮书》指出:企业在未来十年会迎来全球化、技术进步、战略转型、文化传承以及管理升级等诸多挑战,同时,经济发展受周期制约,商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大大加强。在这样的关口,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能带领企业不断突破,永续经营?

主持人:谈  亮,德勤中国资深合伙人、卓越管理公司项目(BMC)专家顾问(确认)

15:55-16:55圆桌对话

刘棠枝,创维集团CEO(确认)

徐 岩,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确认)

吉 林,科大讯飞副总裁(确认)

陆 犇,三一集团副总经理(确认)

闭幕演讲

16:55 -17:15

李东生,TCL集团创始人、董事长(确认)

17:15-17:25榜单发布 中国百佳CEO榜单

20:00-22:00哈佛哥大音乐会(仅限受邀嘉宾)

以上嘉宾为拟邀,以最终现场议程为准。

财经中国2020 V峰会聚焦创新,专家、企业代表共话变革新机遇

12月19日,由中新经纬主办的“财经中国2020V峰会”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以“创新的力量”为主题,邀请经济学者、企业代表和媒体高层等近300人与会,共同探讨经济创新发展的经验和路径。

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李小军,嘉楠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楠赓在本届峰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创新如何落实到位?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在发言中表示,创新是中国经济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制造业、互联网、房地产,还是消费、金融、健康等产业,无论是决策部门、智库机构,还是企业界、媒体界,可以说创新都是共同语言和共同“法宝”。

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李小军指出,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而规划中提出创新必须摆在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这表明我国把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作为一项重大长期的任务,创新正是我国全局发展的第一动力。因此未来要专注大中小型企业的核心创新能力,通过搭建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与国家有关部门的沟通平台,积极推动大型科技成果以及产业落地,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和结构性改革的高质量发展。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认为,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发展动能的关键转换期,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潜在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全要素劳动力是至关重要的。全要素劳动力最通俗讲就是超过要素投入所带来的增长的部分,其核心就是创新,以及创新所带动的相应组织结构变化和效益的提高、生产规模性的变化等。

“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如何尽快地把科研的成果转化为生产的实践。在这个领域,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发挥最大的积极性,使科研成果能够从实验室及时地转化为生产实践,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潜力。”朱光耀表示。

创新如何提高质量?

供给响应机制要更加灵敏、快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表示,在当前的经济背景条件下,在新时代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基础上,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

高培勇进一步解释说,在新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大背景下,我们所致力解决的最主要矛盾和问题在发生变化。我们要做一道加法,就是在需求侧的问题和总量性的问题的基础上,加上结构性的问题和供给侧的问题。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语境条件下,特别是看到其落脚于‘改革’二字的时候,就会意识到,这条宏观调控的主线索,或这一套宏观调控的制度体系依赖的主要力量是改革性的行动。”高培勇说。

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进一步指出,供给侧的改革特别要重视优化供给侧,也就是统筹考虑稳增长、调结构等的需求,适当调整结构性改革的节奏、力度和重点。

怎样调整节奏、力度和重点?在范恒山看来,适当调整结构性改革的节奏、力度和重点,要坚持提升传统经济与发展新经济、新动能并重,通过技术创新、体制约束、精神激励等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来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的回流。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同样认为,创新最终是要汇集成供给响应机制,让供给响应机制变得更加灵敏、更加快速,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实现平稳、高质量的增长。

“要通过改革塑造一种良好环境,让供给功能得到恢复,供给响应机制适应这个高成本的时代,让大家沉下心来真正去搞研发,通过研发的创新来提高供给的质量,这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刘尚希如是说。

如何鼓励创新?

爱护企业、建立容错机制

在如何鼓励创新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首先,要爱护企业,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唯一创造者,所以要爱护企业的创造能力,激发他们的活力;其次,要倡导竞争中性,市场经济核心是公平的,资源配置机制不分主体;最后,社会要为这些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人提供一种容错的机制;此外,要重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提出,在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更需要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让要素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减少错配、减少低效、鼓励创新创造更好的环境,从而让消费成为引领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市场基础。

鼓励创新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说到,创新驱动的力量最重要的是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即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技术的发展,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改革上层建筑、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微观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内容,现在已经刻不容缓。需要思想解放、需要制度变革,需要用新思维、新的管理方式,新的业态需要政府行为方式、管理方式、管理流程的变革。

在谈到创新的最大驱动力时,嘉楠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楠赓认为,下一个十年,万物智联和智能化是当之无愧的热点。对企业而言,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就像无源之水,短时间可能会因为一些原因发展得很大,但是没有办法基业常青。智能化是把数据、算法、计算能力握成一个拳头,形成一个新的竞争力,谁能练好内功,把这几项整合到一起,就可以在新的发展进程中拔得头筹。

本届峰会还发布了“财经中国创新研发奖”和“财经中国创新品牌奖”两大奖项。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大脑、百度深度学习平台飞桨、腾讯云小微AI助手和苏宁第四代无人购物店获得“财经中国创新研发奖”;国美、伊利、荣耀手机、马蜂窝、瓜子二手车、华润万家、汤臣倍健、无限极、同盾科技、沃森生物、中国支付通获得“财经中国创新品牌奖”。

除了得到上述20余位专家学者的支持外,本届峰会还得到了媒体和企业人士的关注。包括中国新闻社原社长郭招金、新华网副总裁申江婴以及中国网党委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赵林等40余位媒体人士以及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上百家知名企业代表参会。

20年沉疴痼疾,中国重汽补课改革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二十年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大批国企掀起了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轮改革大潮。彼时,谭旭光临危受命,担任山东潍坊柴油机厂厂长,如何带领潍柴进行市场化转制,成了他上任后的首要命题。

二十年后,谭旭光又被委以中国重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的重任。此时,又逢宏观经济跌入低谷,国企开启又一轮大改革。他履新后的第一要务,恰恰也是推动中国重汽完成彻底的市场化改革。

至今,谭旭光上任中国重汽集团董事长一职已有5个月。他像一位修车的老机师,四处找寻这个老牌国企在换档提速中存在的杂音、潜在的隐患和深藏的积弊。“发展生态不良、法人治理结构混乱、人浮于事、论资排辈、干部老化、职位繁杂、包袱沉重……”凭借主政国企的丰富经验,谭旭光诊断出中国重汽的沉疴痼疾正是二十年前遗留下来的病患,在上一轮国企改革中本就应该去除的。而他开出的药方与二十年前如出一辙……

一线把脉

“今天,先看了中国重汽卡车公司总装线、车身生产线,感觉工厂工艺布局混乱,物流不合理,智能化程度极其落后……”2019年2月1日,谭旭光在全面启动中国重汽改革前,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基层调研。他特意挑选了核心业务板块——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重汽卡车公司”)20名一线职工,倾听他们的建议与呼声。“我这个人有个特点,不想听表扬的话,只想听真实的话。大家不要念准备好的发言稿,直接说问题和建议。先从派遣工开始……”谭旭光一开场就打破了既定的程序,直入主题。

首先发言的是一名34岁、有着十年工龄的老派遣工,“我在重汽工作十年了,但受各种条件所限,始终无法从派遣工转为正式工。”

他向谭旭光诉苦:刚刚参加工作、进入中国重汽时在总装车间做装配工,因为学历和技术水平不高没能转正;等到技术提升后转做焊工,却又受到了年龄条件所限。目前他在中国重汽工作已有十年,但转正却遥遥无期。他坦言,像他一样常年工作在一线、又无法得到转正的“派遣工”大有人在,急盼国企改革……

听完这位派遣工的吐槽后,谭旭光问,“卡车公司人力部长在吗?请起立,你回答一下卡车公司一共有多少派遣工,派遣工转正的条件是什么?”

“卡车公司共有员工6700多人,派遣工有1600多人。”中国重汽卡车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站起身,缓缓答道,“派遣工转正有一套集团制定的标准……”

“那好,给你十分钟,你去把转正需要的审批环节、打分考核标准找来。”谭旭光做事的风格一贯雷厉风行,“下一个继续说”。

“我要反映派遣工劳动量过重的情况。”一位中国重汽卡车公司总装线上派遣工介绍,他从事的是卡车轮胎的安装工序,一个轮胎重达六七十公斤,一天要装70到80条轮胎,属于重体力劳动。体力消耗大,每月工资却只有5000元,8年来他身边的同事离职的已有30多人。他建议,企业能够引进自动化设备降低派遣工的劳动强度。

“我到总装车间已经看到了,工厂智能化程度极其落后。”谭旭光回应,“我现在就答复你,没有任何规定说,合同工一定就要干轻活、高技能含量的活,派遣工一定要干重活,干脏、乱、差的活,这是不平等的,是带有歧视性的。下一步,要立即着手大幅提高智能制造水平,引入更多的自动化设备,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要做到合同制员工和派遣制员工的劳动条件一致。”

另一位派遣工则反映,他在中国重汽从事发动机吊装工作,属于卡车生产关键工序之一。车间每班20人、只有他一人担任。即使这种关键岗位的派遣工,也存在多年无法转为合同工的尴尬。最近他听到“中国重汽要将派遣工清零”的传言后,十分担心能否保住现有饭碗。

这时,人力资源部长手上拿着一份文件走了回来,他告诉谭旭光,目前中国重汽集团总共4.2万职工,其中派遣工1.1万人。派遣工转正的标准有28岁以下、高级工职称、大专生工作满三年、集团技术比武前三名等多项标准……

“据我了解,中国重汽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派遣工转为正式工,有考核、有程序但是形同虚设,上边的领导打一个招呼、批一个条子就能办。还听说中国重汽派遣工转正,明码标价3万块,要给领导送钱,简直伤天害理!”谭旭光越说越怒,拍案不止,“你作为卡车公司人力部长听说了没有?派遣工转正是否有领导给你打过招呼?”

面对谭旭光突如其来的质问,这位人力部长顿了一下,说,“我也听说过这个传言,但我从未收过礼”。但他坦言,为派遣工转正“打招呼的,年年都有”。

“你说听说过,证明说的是实话。如果作为人力部长你说不知道,我立刻就免了你。”国企往往暗藏隐形的利益链条,谭旭光却要将其彻底斩断,“派遣工转正已成为中国重汽的一大黑洞。今天我就是来捅马蜂窝的!”

一方面,大量一线派遣工,其中包括许多关键岗位、多年工龄的,被繁杂的标准挡在门外,长年得不到转正;一方面,许多通过“走后门”进来的正式工却躺在“大锅饭”、“铁饭碗”的保护下只干轻活。

“最近,很多人都听说重汽的派遣工要取消,实际上不是!”谭旭光向一线职工解释道,一线职工直接关乎产品质量,中国重汽是要把派遣工和正式工进行整合,做到合同制员工和派遣制员工任职标准一致、晋升通道一致、退出机制一致——正式工要通过考核建立起逐年优化的机制;优秀的派遣工可以转为正式工,表现差的正式工必须坚决辞掉,实现员工能进能出。

谭旭光当即要求卡车公司人力资源部长在2019年一季度前拿出方案,首先在该公司试点劳动人事改革,给出100个岗位由派遣工与正式工公开竞聘,优胜劣汰。他特别叮嘱,“派遣工和合同工要全面打通,审批流程越简单越好,多一个流程往往就会产生一种权力,形成一个黑洞。”

沉疴痼疾

“作为中国重汽一名正式职工,我不得不在休息时间去劳务市场打零工,才能勉强度日。”一名2007年入职的正式职工说起了他的尴尬处境。

这位正式工来自中国重汽卡车公司总装一车间,于2010年正式转正。本以为进入令人羡慕的国企会享有丰厚的福利待遇,可第一个月只有900元的收入让他大失所望。如今,作为十多年工龄的高级技师,他每月收入不足5000元,扣除社保、税金,每月到手只有4600多元。

他坦言,由于家在农村,父母没有退休金,须要赡养,孩子教育每月也要固定支出,再加上60多万元房贷每月要还两千多,生活压力让他不得不利用休息时间去劳务市场打零工、挣点外快,贴补家用。

让谭旭光震惊的是,当他问及对面坐着的十个中国重汽正式职工,其中包括多名高级技师,竟只有一人月收入刚刚超过5000元。而潍柴同等的高级技师月收入大都在万元左右!

赴任中国重汽后,谭旭光专程走访了一汽解放,两个企业一对比,立刻发现了同业间的差距。按照财务口径,一汽解放职工一共21000人,年收入是800亿元,中国重汽有4.2万职工,收入是659亿元。“一汽解放的人工成本比我们高一倍,锡柴人均收入就20万;我们员工收入偏低,研发人员年平均收入14.2万元,销售人员年平均收入14.4万元,一线工人年平均收入7.3万元。这是当前影响重汽集团干部、技术、营销全员积极性的最大问题。”

另一位正式工指出,一线工人收入低是因为技师在国企没有正常的晋升通道,除了转为行政管理外,每年劳模、工匠评选也是千里挑一。同时,他吐槽道,一方面许多年轻技工无法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许多五十岁以上一线职工因身体存在各种问题,占着名额、岗位却长年无法正常上工,经常需其他职工调班补位……

老龄化严重是国企一个通病。目前,仅中国重汽卡车公司55岁以上职工就多达600余人,其中一线职工430多人,管理干部170多人。整个集团在改革前,中层干部平均年龄已达50.1岁。

在调研中,谭旭光还发现,中国重汽存在“人员过多、人浮于事”“整体结构极不合理”的现象。截至去年底,中国重汽的用工总数是4.21万人,总人数是一汽解放的近两倍。其中,管理人员5235人,营销人员1993人。而潍柴发动机板块年销售收入同样是600多亿元,职工总数只有1.7万人,管理人员只有1000人。

同时,有的职工还提出,国企收入分配存在“大锅饭”“平均主义”现象,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工作成果在收入中得不到体现,工人的工资差距很小。比如,技师每月补助只有100元,高级技师也仅为150元补助。这些奖励标准十多年不变,早已与市场脱轨、与时代背离,起不到应有的激励。

当日,20名一线职工对中国重汽的吐槽,连连引发谭旭光震怒、拍案不止。面对一线职工迫切的改革呼声,谭旭光当即全面启动了劳动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他要求随同的集团高管,春节前拿出方案,原则上对符合男55岁、女45岁年龄的一线职工实施内退制度;2019年3月底前,制定出企业技师队伍优化提升管理办法,搭建技能人才晋升通道,建立重汽工匠、首席技师、高级技师、技师、助理技师梯次化技能人才队伍,并享受相应的政策待遇。为让每一位优秀的员工都能享受企业发展成果,党委会要立即研究,高级技师每人补贴1000元/月,技师每人补贴500元/月。

至此,这个中国最大商用车企业第二轮国企改革全面启动。

补课式改革

“抱残守缺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重汽同样存在。”经过多日的调研,谭旭光直指,中国重汽的“残”就是老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发展生态不良;“缺”的则是激情文化。

上任中国重汽后,谭旭光收到了上百封群众来信。在他看来,“其中主要反映在思想观念、管理机制和发展生态等方面存在很大问题。”由于管理不善,中国重汽曾卷入齐鲁银行金融诈骗案,一次损失就高达52亿元;作为辅业的房地产占用资金100多亿元,辅业一旦出现问题,主业随时都有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谭旭光在改革动员中告诫员工,重型汽车与固定资产投资密切关联,是一个周期性强、竞争充分的行业。“如果在行业景气的时候不下决心把‘残’和‘缺’解决,下一次经济危机中可能就会彻底完蛋。”

更让谭旭光忧虑的是,中国已决定五年分三步放开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戴姆勒、沃尔沃、大众三大商用车巨头在欧美日完成兼并重组后,正计划全面进入中国、抢夺这个全球最大市场。若以这支“人浮于事、队伍老化、包袱沉重、生态不良”的队伍坚守中国汽车业最后的阵地,则必败无疑。“改革是中国重汽的唯一出路。”改革的方向,在谭旭光看来,就是“一切围着市场转”;改革的措施,“我到中国重汽来,不用有什么创新方法,把潍柴的药方拿过来套上就行。”

1998年6月,正是来自母公司中国重汽集团的一纸任命,37岁的谭旭光成为潍柴的厂长。彼时,全国国企陷入大面积亏损,正处于三年改革的初期。上任厂长后,谭旭光最先推行的正是今天实行的“三项制度改革”。“三项制度改革”,原盛行于二十年前、上一轮国企改革,即人事、劳动和分配制度改革。这曾是解决国企“大锅饭”“铁饭碗”“平均主义”等积弊的利器。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二十年后,谭旭光赴任中国重汽集团,恰逢第二次国企改革,率先推行的改革如出一辙。

2月1日,谭旭光在一线调研中推动的派遣工转正、合同工优化提升、老员工内退、技师补贴政策提高等恰恰是属于“三项制度改革”中劳动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的范畴。

事实上,另一项、针对干部的人事制度改革已在中国重汽内部率先进行。

从2019年1月开始,中国重汽启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事调整——此次竞聘总共涉及所有65个二级部门、279人次,打破论资排辈的旧有制度,通过公开竞争选拔中层干部。

根据改革流程,中层正职、副职干部给予3次竞聘机会,第二次竞聘失败的,降级使用;第三次竞聘失败的,降为一般管理人员,实现干部能上能下。按照计划,春节放假期间全体中层正职要完成公开竞聘上岗,上班前签订2019年KPI绩效合约,彻底杜绝过去岗位考核没有与企业经营目标挂钩的问题,实现工资能高能低。

到2月10日为止,经过笔试面试3轮筛选,中国重汽所有65个二级部门(除技术中心外)正职已竞聘产生、全部到位,中层副职干部第二轮竞聘预计将在2019年2月25日前全部完成,管理人员优化在3月份完成。

当年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认为,1998年国企改革只是初见成效,效益回升后就中途放弃了。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蒋黔贵在2001年全国深化国有企业内部改革工作会上指出,“相当一部分国企内部机制没有改革到位,是国企长远改革与发展中的一大隐患。”这也才有了今天国企补课式的第二轮改革。“国企改革,很简单,也没啥新招,关键是看改革措施能否执行到位,敢不敢去撞击矛盾”。

斩断存续多年的腐败链条,砸破“铁饭碗”“大锅饭”,调整数百人的工作岗位,谭旭光自知史无前例的改革必然会遭遇空前的阻力,“我这个人不怕死,我将骨灰盒放在潍坊不如放在济南的英雄山上,这样更出名。我既然来到重汽就做好了各种准备。”

改革虽难,但谭旭光毕竟有过成功的经验,“改革工作没有做不成的,不成功核心就是领导干部思想不一致。”他要求,各级干部要敢于承担责任,任何人都不能上推下卸。哪个单位搞乱了,哪个单位一把手就地免职。“这样中层团队就会高度地统一,改革不可能失败。”

2019年2月10日,在中国重汽一次内部会议上,谭旭光通报了改革的初步成果。改革前、2018年8月底,重汽集团原有中层干部329人,改革后现在是234人,同比下降29.5%;从年龄结构来看,2018年8月底,中层干部平均年龄50.1岁,现在降到了47.6岁。尽管这远未达到改革目标,但毕竟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按照谭旭光的设想,通过第二轮国企改革,将激发中国重汽集团的内部活力,重塑“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的市场化机制。在他心中,“中国重汽集团职工2万人,年产能20万辆重卡、20万辆轻卡,净利润达到100亿元,无论多大的经济危机都能扛过去。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重汽集团成为一个充满活力、运行高效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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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敏:教父级老板的企业管理奥秘

  2018年9月20日上午9点40分,有着“中国白电教父”之称的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站在记者的面前。

  在聚光灯下,只见69岁的张瑞敏头发花白,一身深蓝色的西装,津津有味的讲述着“人单合一”管理模式最新研究成果——“首创‘三生’体系 率先引爆物联网范式”。“人单合一”也是张瑞敏执掌海尔集团数十年来的管理研究成果。

  与其他企业家不同的是,这位教父级老板更像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管理学教授。他对管理学的历史沿革如数家珍,对各门各派的管理学观点张口就来;他根据海尔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建立起一套自成体系的“人单合一”管理理论,并不断演进。

  与其他管理学者不同的是,张瑞敏执掌着一个全球最大的家电帝国,他把海尔当成了校验管理理论的实验室。

  过去几十年中,海尔一直被称为“中国制造”的代表、“民族工业”的标杆,从当初一个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不断蜕变,发展成为年销售收入过两千亿、全球布局的世界白色家电第一品牌。可如今,当你再走进海尔,已很难找到昔日的模样。在张瑞敏内心完成自我颠覆的同时,海尔也实现了一次自我革新、蜕变重生——去除沿用数十年的科层制、拆散庞大的企业架构,代之以平台、小微等具有创新力的组织架构。他甚至坚持认为,新时代下企业家不应该再有帝国式思维。

  “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所谓成功只不过是踏准了时代的节拍。”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今天,谈及海尔的发展与变迁,张瑞敏认为,海尔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奥秘就在于能够根据时代的沿革不断创造新的价值体系,形成引领时代的发展模式。

品牌意识

  四十年沧桑巨变。

  如今,张瑞敏从那个30出头、满腔抱负的青年,一晃已是两鬓斑白的“家电教父”级人物。但他至今仍然清晰的记得,1984年刚刚来到海尔的那一幕。

  1984年,邓小平来到南方,为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题词。当年10月,中共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强调了增强企业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重大问题。

  这一年,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社会上第一次出现了“下海经商”的浪潮。王石、柳传志、李经纬等都在这时开始创业,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同样是在这一年,35岁的张瑞敏从青岛家电公司副经理的位子上到了下属的青岛电冰箱总厂当厂长。

  和王石、柳传志从零开始创办一家新企业不同,张瑞敏的起点是“负数”——一家资不抵债、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

  张瑞敏回忆说,当时青岛电冰箱总厂欢迎我的是53张请调报告,工人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10点钟随便在大院里扔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外边到厂里只有一条烂泥路,下雨必须用绳子把鞋绑起来,不然鞋子就被烂泥拖走了。当时正好是冬天,厂房里连窗户都没了,工人们把木质的窗框全部拆下来烤火用。

  今天的访客看到海尔现代化的互联工厂怎么想象不到,当年张瑞敏进厂后,发出的第一批规定竟然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不准在工作时间喝酒”“不准打架”……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社会上物资匮乏,家电商品更是严重供不应求,企业只要能生产出产品就完全不愁销路,很多工厂都在不计质量拼命上规模。市场上一度流行“纸糊的冰箱也能卖出去”的说法。

  张瑞敏上任的第二年却发生了一件震惊业界、影响深远的事件——一举砸掉了76台不合格的冰箱。当时,一位用户来信投诉说自己攒了多年钱才买的冰箱上有道划痕。张瑞敏突击检查了仓库发现,还有76台冰箱有类似问题。当时有员工希望将这些有瑕疵的冰箱作为福利降价卖给员工,但张瑞敏决定——开一个全体员工的现场会,把76台冰箱当众全部砸毁!由生产这些冰箱的工人亲自来砸!

  当76台冰箱被一锤锤砸毁时,许多老工人当场就流泪了……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就是次品也要凭票购买。而且,那时企业就连开工资都十分困难。而张瑞敏却告诉员工,“企业不能用任何姑息的做法,来告诉大家可以生产这种带缺陷的冰箱,否则今天是76台,明天就可以是760台、7600台……”

  一把大锤砸醒了海尔人的质量意识!砸冰箱之后,张瑞敏在海尔随即提出:“优秀的产品是优秀的员工干出来的”,并首创“上门服务五步法”。由此,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在那个只要生产出来就不愁卖的年代,海尔先于行业树立起产品质量意识、服务意识和品牌意识。

  海尔“砸冰箱”事件不胫而走、传遍中国,市场上收获了奇效:1989年当市场供大于求,各厂商冰箱纷纷降价时,海尔冰箱却凭借质量、服务优势以及消费者口碑逆市提价12%,用户却出现了排队购买的热销现象。

  “这就是所谓的质量溢价,通过质量观念传递,实现高收益。”张瑞敏解读道,当时商场里卖冰箱,有一个规定所有冰箱都要开箱检查。只有海尔冰箱例外,买了之后直接拉走,保证不会出任何问题。其实这个质量溢价、品牌溢价,卖的就是一个诚信,卖的就是保证。

多元化兼并

  在张瑞敏看来,“中国不断改革开放,不断的给企业发展创造机遇,关键是你能不能抓住。”80年代,海尔借改革开放之机成功引进德国先进的工艺技术和生产流水线,生产出中国品质最高的冰箱,成为国内行业的领军者。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海尔又抓住了改革的良机收购了18家企业,迅速壮大了自身。

  1992年,88岁的邓小平南巡视察。这位老人所说的“胆子要再大一些,步子要再快一些”成为那一时代的流行语。这一年,中央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明确指出要明晰产权关系,让产权流动和重组,产权改革成为企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时,海尔先是兼并了青岛电冰柜总厂和青岛空调器总厂,于1991年12月20日成立了海尔集团。

  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张瑞敏在海尔成立之初制定出,“抓住南巡讲话的机遇,以制造多元化高质量产品的观念,为用户提供所希望的系列白电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发展战略。从1992年起,海尔在国内接连发起了对18个家电公司的并购潮。

  “我们当时为什么要兼并那么多工厂呢?很重要一个原因,那时国家政策规定你是做冰箱的,你就不可以生产洗衣机。所以我们一下子兼并了18个企业,进入到洗衣机,空调,冰箱,电视机等行业。”张瑞敏的大胆尝试,为今天海尔成就白色家电帝国奠定了基础的架构。

  可是,兼并一家包袱沉重、亏损严重的企业并非易事。当时国内很多企业都在兼并,但却被兼并企业拖垮。如何使被兼并的企业扭亏为盈成为那一时代对于企业家的命题。

  比如,青岛红星电器曾是中国国三大洗衣机生产企业之一,拥有3500多名员工,年产洗衣机达70万台。但从1995年开始,其经营每况愈下,资产负债率高达143.65%,资不抵债1.6亿元。1995年7月海尔对这家老国企进行了兼并。

  兼并之初,张瑞敏对这家老国企进行了诊断,确定一个思路:红星电器资产是良好的,但管理出了问题。海尔的最大优势是无形资产,注入海尔的企业文化,以此来统一企业思想,重铸企业灵魂,以无形资产去盘活有形资产。

  在张瑞敏看来,被兼并的企业就像是一条“暂时休克的鱼”,但这种鱼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只要注入活力,很快就能从休克状态中恢复过来。

  兼并后的红星洗衣机厂车间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质检员范萍由于责任心不强,造成选择开关插头插错和漏检,被罚款50元。但若是用海尔的管理观念来看这件事,领导干部更应当逐级承担责任。针对这件事,企业内部开展了《范萍的上级负什么责任》的大讨论,并配发了评论《动真格的,从干部开始》。最终企业明确了逐级领导干部的管理责任。

  张瑞敏认为,与其他企业有的就是把物放在第一位、把产品放在第一位不同的是,海尔始终把人放在第一位。而在人的因素中,中层以上管理干部虽是少数,却在企业发展中负有80%的责任。

  “兼并合肥当地一电视机厂的时候也遇到过员工闹事儿,甚至拿啤酒瓶把我们派去的人的头都打破。”张瑞敏回忆道。

  1997 年12 月底,合肥市政府决定将黄山电子有限公司整体划归海尔集团。这家拥有2500 多名员工的公司曾是安徽省的支柱企业,黄山电视供不应求。但由于管理不善,截至1997年共亏损4982 万元。用当时安徽省官员形象的比喻来说,就是“日晒下的冰棒,越化越少,快剩下一根木棍了”。

  “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不可以再采取这么严厉的管理办法。我们说你们出的产品质量这么差,让你提高质量,解决问题你觉得很严。可以,停产无限期讨论,到底这样做对不对?讨论的结果如果是这样做不对,还是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们就撤回来,不要这个厂。如果你们认为应该提高质量,我们就制定出具体的措施。最后他们全体签字同意按照海尔要求去做。其实这不是海尔的要求,是用户的需要。”通过“吃休克鱼”案例海尔创出一条靠企业文化,将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的兼并道路,许多兼并案例被写进了哈佛商学院教材。

  截至1997年,海尔先后兼并了原青岛空调器厂、冰柜厂、武汉希岛、红星电器公司等18家大中型企业,盘活存量资产达15亿元之多,海尔集团资产从几千万元猛增至39亿元,成为中国第一家家电特大型企业。

市场导向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进行着思想的启蒙:“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5年,中共中央开始实行“具有全局意义”的大变革——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与此同时,中国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于1995年7月提出“入世”申请希望融入世界经济,经过多轮谈判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贸组织。那个时代,市场成了企业变革的导向。

  1995年,张瑞敏看到唐太宗和大臣一段对话顿生深有感悟——唐太宗问 “草创与守成孰难?”大臣们各执一词,唐太宗却说“草创”已经过去,今天面对“守成”,守业比创业更难。张瑞敏遂写下一篇《海尔只有创业没有守业》,誓言“二次创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开拓世界市场。

  从20世纪90年代起,海尔就开始进行国际化扩张:1997年,首次喊出“海尔中国造”,在菲律宾建立第一个海外工厂;1999年,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设立生产中心,进驻美国市场;2001年4月10日-12日,海尔在巴基斯坦建立全球第二个海外工业园,其产品辐射到印度、阿富汗、中东、非洲等国家;同年,又收购了意大利冰箱制造商迈尼盖蒂的一家工厂……

  一系列国际并购使海尔先于国内同行身处完全市场化竞争的国际环境中,这时张瑞敏发现,企业内部机制却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之中,与国际巨头竞争必须首先将自身进行完完全全的市场化改造。

  从1998年9月8日,海尔开始了全面流程再造,通过“市场链”理论把外部市场挪到内部。

  张瑞敏回忆道,“流程的再造是最难的,它要求你把企业的内部结构统统打碎。什么是流程再造,研究流程再造的专家哈默有个比喻,流程再造就像把监狱砸掉,把犯人都放跑。这要造成多大的混乱!难度可想而知。我们一开始搞流程再造,连续五个月销售都是下降的,很多人都不接受,不接受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人认为触动了他的权利,原来只要指挥别人就行了,现在要直接面对市场。”

  比如,海尔就实施了SBU(StrategicBusiness Unit)战略,海尔把八万多名员工变成两千多个自主经营体,让每一位员工、每一个主体、每一个工序面向市场、成为独立核算单位,例如采购人员要对采购的成果自负盈亏,不只是付款买货;销售人员组成以市场为中心的经营公司等。

  每一位海尔人都有三张表格:损益表、日清表、人单酬表。根据这三张表格,员工可以享受相应的待遇。例如对于销售员的差旅费报销标准,传统企业一般根据职务来决定,而在海尔,却依据的是员工的销售业绩。海尔对自主经营体的要求是:缴足公司利润,挣够市场费用,自负盈亏、超利分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将企业的每个部门、每个人都推向市场,按照市场化的规律去运转。

  2005年,张瑞敏根据海尔市场化变革总结出“人单合一”模式:“人”即员工,“单”是用户资源。“人单合一”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单,都要对定单负责,定单就是市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和市场要结合在一起。

  传统工业时代,企业追求规模效应以降低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但要以市场畅销作为保证和前提。一旦产品滞销,企业产能越大、库存越大,危机也越大。经过一系列流程再造,海尔从内部树立起以市场为导向运营模式,平衡了产能与销售的关系。

  在那个时代,高度市场化的海尔得以建成全球最大的白色家电帝国——在全球就有21 个工业园,其中冰箱产能1000万台以上、空调产能1000万套以上;同时,设立了数十个贸易公司,近8000家县级专卖店、3万个乡镇级专卖店以及19万个村级联络站,总共近6万个营销网点。“海尔”也被欧睿国际评价为连续九年蝉联全球白电第一品牌。

  回忆起那段经历,张瑞敏总结道,“当中国很多企业出口以创汇为导向,海尔却是以创品牌为导向。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中国企业里面很少有的、一台代工都不做。很多企业报表里销售收入很大,很一大块靠代工。海尔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坚持打造自己的品牌。为了创立品牌,我们当时至少赔了几百亿,那时候最低一年利润率降到1%,多少利润都没有了。但最终海尔咬牙坚持下来了。”

从N到1

  在张瑞敏看来,海尔创业33年来,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84年12月创业开始,海尔从0到1、从无到有,企业凭借的是质量溢价;第二阶段是从2005年开始,海尔从1到N,企业做大做强,依靠的是品牌溢价;如今互联网时代下,海尔在颠覆式大变革下从N到1,每个人变成一个网络节点。

  倒逼着张瑞敏推动这场痛苦的变革的是家电业薄如刀片的利润。

  一直以来,中国家电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2%-3%。可每当走进家电卖场,最常见的一幕却是到处悬挂着斗大的红字写成的降价广告。家电厂商常年血拼价格、割肉让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闭门设计、批量生产同质化产品、且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

  传统工业时代,消费需求趋同,企业追求的是规模,“做大做强”成为那时企业家的口头语。可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消费者有了选择的话语权,借助网络足不出户就能全球比价。在以用户为核心的商业氛围中,消费市场呈现出需求多元化、细分化和个性化的趋势。

  这时,传统企业几十年积累的诸多优势转眼间就变成了劣势——忽视用户需求、大规模制造的产品越多,销售的难度越大、积压的库存越多;传统产能越大、渠道越长、人员越多,企业的包袱越重。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自我颠覆?因为时代变了,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模式;时代改变,商业模式必须要改变。”为了达到真正的“人单合一”,从2015年开始张瑞敏把海尔作为实验室、推行了一场自我颠覆式的变革——从大规模制造向大规模定制转型。

  传统企业是按照生产线性流程设置的,如采购部、生产部、市场部;可如今,变革后的海尔内部却只有三类人——平台主、小微主与创客。传统企业先生产,再寻找顾客推销;“小微”恰恰相反——先有用户、与用户充分交互后,再定制生产产品。传统企业的员工,被海尔雇佣,由企业付薪;“小微主”与海尔的关系是动态合伙人,海尔将经营权、用人权和分配权交由小微,海尔占有一定股份,实行“用户付薪”。

  任何的企业变革,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变革。在互联网风暴的冲击下,在企业不断自我颠覆和探索试错中,包括张瑞敏在内的每个海尔员工经历了一次痛苦的转型。

  “现在砸组织比当年砸冰箱更要艰难”。多年来,张瑞敏按照西方管理体系搭建起的“正三角”形科层制组织架构,海尔仿照GE建立起的200多项固定管理流程,企业培育强有力的执行团队……正如张瑞敏所言,“原来成功的做法现在都要摒弃掉”,这些恰恰是过去十年间支撑海尔帝国的基石与支柱,恰恰是为海尔赢得无数信徒前来顶礼膜拜的光环所在,恰恰是在张瑞敏内心引以为傲的……

  几十年来,海尔管理体系需要的是快速准确的执行者,如今张瑞敏却发现,在互联网时代下未来海尔需要的却是具有创造力的创业者。

  任何转型都有阵痛期。改革中,有些达不到业绩指标的员工,有些是没有订单的员工,有些是企业不再需要的工种。那段时间,海尔累计裁掉了高达2.6万名员工、占总人数的近一半。其中包括大量中高层管理人员,因为在扁平化组织架构中,中高层往往没有用武之地。

  组织颠覆、人员裁撤招致诸多非议,把海尔推向了风口浪尖。张瑞敏在一次演讲中引用过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话。

  在阵痛过后,海尔开始蜕变,也萌生了许多全新的创意产品。比如海尔小微公司先行搭建起网络社区,在3万多条用户意见中寻找到游戏玩家的细分需求,最终研发出雷神“游戏本”。产品在网上销售时,20分钟内3000台笔记本被抢购一空。再如,一位海尔用户反映,洗衣机内桶满是残垢,提出有没有给孩子专门使用的免清洗洗衣机时,竟得到了五六万用户的响应。海尔小微研发的免清洗洗衣机上市后,半年销售就高达20万台、销售额7亿元。

  截至2017年底,海尔平台涌现出200多个创业小微,其中有超过100小微年营收过亿元,19个小微估值过亿,创造出“雷神游戏本”、无油压缩机冰箱、智能烤箱等一系列全新的商品。

  原本,中国家电业利润已薄如刀片,可经过一系列的组织变革,海尔集团2017年销售收入2419亿元,同比增长20%,利税总额突破300亿元,同比增长41%,转型红利得到显现。

  在张瑞敏看来,互联网时代之后将是物联网时代。物联网最核心的东西是实现社群经济。“物联网时代和互联网时代有非常大的不同,它是情景感知的、个性化定制的体验迭代。在互联网时代,用户可以在电商上面挑选你要的东西。但将来不需要你挑选,我可以根据情景感知你需要什么。它的核心是什么?不再是名牌或者平台,是终身用户。”

  比如,海尔一个小微在冰箱上安装了屏幕,连接了400家有机食品供应商。海尔不是卖给你一台冰箱,而是卖给你一个安全食品的解决方案。如果用户患糖尿病,冰箱就会送上低糖食品。再如,用户买烤箱,烤箱就会链接着所需面粉、食材,而烤箱本身有可能是免费的……

  颠覆创新,凡墙皆是门;不颠覆创新,凡门皆是墙。“未来海尔不再是出产品的,而是出创客的。如果是出产品的,就会被自己束缚,但如果是出创客的,就会有很多新的产品、新的创意。”张瑞敏如是说道。

  过去几十年中,海尔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受益者,也是引领者。如今,回顾这一段历史,张瑞敏认为,“改革开放给企业带来了更大自主权。中国企业从原来只是亦步亦趋、跟外国企业后面学习的角色,变成今天我们可以不断进行新的创造,这是最大一个变化。在物联网这一个阶段,大家都在一个新的起跑线,我们反而可以跑到另外一些国际大公司前面。我的概念不是弯道超车应该是换道超车。弯道超车超不过人家,弯道你必须减速,但换道则不是。在物联网这一个道上,任何人都要重新起跑,而且国际大公司更麻烦,你原来的资产今天可能都是负债,但是我可以轻装上阵。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我觉得这才是最有价值的。”

  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海尔跟随时代的变革也不断加速。历数过往,张瑞敏将海尔从成功归结为——能够根据时代的沿革不断创造新的价值体系,形成引领时代的发展模式。一言以蔽之,“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海尔!”张瑞敏如是说道。

  【时代背景】

  海尔集团正式成立于1991年12月20日,正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夜。

  那一年,深交所开始“正式营业”,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兴起。

  那一年,由四篇“皇甫平”评论文章引发了一场深化改革开放的思想交锋,成为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铺垫和背景。

  那一年,前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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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改革进行时:有温度、有深意、有坚持

  10月26日晚,全国股转公司发布8份有关新三板存量制度优化文件,主要针对股票定向发行制度、并购重组制度、做市商制度等存量制度进行优化改革。

  此举很快被解读为三箭齐发,对新三板有重要影响。挖贝网认为,本次制度改革,是全国股转公司过去几年一直坚持不懈改革的延续,但本次改革跟过往改革又有区别,主要体现在改革更细腻,有“温度”、有深意和有坚持。

  改革从未停步

  从全球资本市场看,新三板是个新生事物,没有任何成熟经验可以借鉴。成立5年来,全国股转公司一直坚持改革:一方面,坚持优化存量制度,例如,优化做市制度;另一方面坚持制度创新,例如推出创新层和集合竞价交易。

  2015年:制度供给年,很多前瞻性的制度出炉

  1、2015年3月18日,三板成指、三板做市指数正式发布。在提升市场关注程度、引导挂牌公司优化股票转让方式、吸引机构投资者参与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2、2015年3月27日,落实《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对于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的股份公司申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以及挂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且发行后证券持有人累计不超过200人,予以豁免核准,由全国股转系统负责审查。此举,简化了挂牌和股票发行的手续。

  3、2015年11月24日,《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分层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新三板分层管理迈出实质性一步。

  2016年:规范和试点年

  1、2016年1月19日,全国股转系统宣布,所有类金融机构全部暂停办理挂牌手续。

  2、2016年6月27日,全国股转公司正式对新三板挂牌企业实施分层管理。

  3、2016年10月21日,全国股转系统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2017年:打出组合拳 集中力量解决市场“痛点”。

  2017年12月22日,新三板分层及交易制度改革方案出炉:引入集合竞价交易机制、创新层分层制度改革,差异化信披制度。

  新的分层改革方案:在差异化的准入标准中,降低净利润要求,提高营业收入指标要求;在共同准入标准中,增加合格投资者人数要求,要求其不少于50人。

  集合竞价:原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股票盘中交易方式统一调整为集合竞价,盘中时段的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与做市转让两种。与市场分层配套,对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股票实施差异化的撮合频次,基础层采取每日收盘时段1次集合竞价,创新层采取每小时撮合1次的集合竞价,每天共5次。另外,提供了盘后协议转让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两种交易方式。

  差异化信披制度:在原规则要求披露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的基础上,增加披露季度报告的要求。创新层公司新增“业绩快报”与“业绩预告”制度。要求创新层公司必须设立董事会秘书,建立董事会秘书的准入考核机制。

  回顾近年来,全国股转公司一直在推动新三板市场向着市场化、法制化方向发展。

  三箭齐发,让改革更有温度

  10月26日,股票定向发行制度、并购重组制度、做市商制度等存量制度进行优化改革出炉,被解读为三箭齐发。

  挖贝网认为,这次改革坚持打“组合拳”外,还更有“温度”。从解决市场主体——挂牌企业的“痛点”入手,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制度方面:

  一是实施并联审查机制,将签订三方监管协议、会计师事务所验资、主办券商及律师出具意见等外部发行程序调整为并联运行,将全国股转公司审查介入时点提前至发行方案等信息披露环节,将出具备案登记函环节的审查内容简化为发行数据核验比对,缩短募集资金闲置时长。经测算,挂牌公司募集资金平均闲置时长可以缩短20天以上。

  二是推出授权发行制度,规定了“年度股东大会一次决策、董事会分次实施”的授权发行制度,提高小额发行决策效率。授权发行制度推出后,挂牌公司小额融资内部决策时间可以缩短15天以上。另经测算,大约20%挂牌公司的融资需求可以通过授权发行方式实现。

  三是坚持负面清单管理,优化募集资金监管要求,对不以融资为直接目的的发行,不再要求进行募集资金用途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对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不再强制要求量化测算。

  四是明确关联方回避表决要求,对不同情形下表决权回避制度的执行进行了规定,防范监管套利。五是明确终止备案审查情形及相关风险配套防控机制,落实规则监管。

  挂牌公司并购重组制度方面:

  一是完善重大资产重组认定标准,明确“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资产交易”的具体形式等,同时明确挂牌公司购买生产经营用土地、房屋的行为不再按照重大资产重组进行管理,以进一步减轻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负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二是优化重大资产重组停复牌制度,对申请延期恢复转让的审议程序、信息披露内容等做出细化规定。新规则实施后,可有效缩短挂牌公司因重组事项的停牌时间,避免出现“长期停牌”、“久停不复”现象,保护投资者交易权利。

  三是调整审查流程安排,豁免无历史交易记录挂牌公司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进一步提升审查效率。

  四是明确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监管要求及罚则,提高了公司在重组中的支付能力,减轻了企业重组压力,完善了对公司重组违规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规则依据。

  五是调整了涉及权益变动与收购的披露要求,对市场各方普遍关注的“余股”交易涉及的权益变动问题有针对性地明确了操作方式,对第一大股东变更时的信息披露义务进行了专门说明,填补了部分制度空缺,降低了市场各方的披露成本,避免无意违规的发生。除上述调整外,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相关法律适用意见明确,重大资产重组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人数不再受35人限制,并允许不符合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资产持有人以受限投资者身份参与认购。

  做市商评价机制方面:

  一是在现有主办券商执业质量评价基础上,建立单独的做市商评价制度。

  二是针对新三板做市制度特点,聚焦做市商做市行为,从做市规模、流动性提供和报价质量三方面对做市行为进行多维度评价。

  三是注重做市商评价结果的运用,根据评价结果对优秀做市商给予交易费用适当减免等,引导做市商积极、合规做市。经测算,做市商评价正式开展后,全市场做市商转让经手费将平均降低55%。

  有深意和有坚持

  目前,新三板确实碰到一些难题。例如:流动性不足、融资难、退出渠道不畅通等。其实,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

  从本次改革来看,全国股转公司深刻认识到市场存在的问题,主动解决市场的“痛点”。例如,做市商评价制度,就是鼓励做市商扩大做市规模 、扩大做市企业数量、提高报价质量。

  全国股转公司称,本次制度改革优化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发挥好新三板服务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主阵地作用的重要举措;是深化新三板改革整体部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着眼于现行存量制度改革优化,聚焦于完善市场融资功能、提升市场效率,对股票发行、并购重组和做市商制度一体进行改革优化,同时也综合考虑了后续增量改革的统筹协调。下一步,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下,牢牢把握坚定不移贯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内在要求,牢牢把握服务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防范风险的工作导向,按照“以市场分层为抓手,统筹推进发行、交易、信息披露、监管等各方面改革”的总体思路,认真落实各项改革部署,持续跟踪和评估制度改革优化的情况,为后续深化改革措施的推出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新三板资深人士表示:“’持续跟踪和评估制度改革优化的情况,为后续深化改革措施的推出积累经验、创造条件’和’认真落实各项改革部署,持续跟踪和评估制度改革优化的情况,为后续深化改革措施的推出积累经验、创造条件’,这2段话比上述三个存量制度的优化更具有深意。总体来看,优化存量制度是打基础,为增量制度推出打牢基础,上述两段话是全国股转公司首次提出,非常具有深意。”

  全国股转公司强调,深化新三板必须要改革坚持三个“不动摇”。一是坚持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服务宗旨不能动摇,新三板改革任何时候都不能背离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因为这是新三板的初心和使命;二是必须坚持提升市场融资效率不动摇,新三板改革首要目标是完善市场功能,提高投融资效率;三是坚持持续巩固市场的特色制度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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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区几个BATJ

  编者按:近两年,区块链、共享单车、直播……甚至巨头动作、企业IPO、资本市场制度的改革都形成了热潮。经历过2016、2017年的各种蜂拥潮、倒闭潮,2018年注定成为这些“现象级风口”内的企业初显阶段性成果的一年。

  品途商业评论(ID:pintu360)以巨头、区块链、资本市场改革、IPO潮等类别划分,试图通过几大典型案例窥探2018年的各大业态,敬请关注品途特别策划《决战2018》。

  征伐号笛已鸣,决战在即。  

不止是BATJ

  十年寒窗苦读,在A股面前只能望而却步。

  这是多少家企业对中国境内资本市场的感叹?

  要在A股上市,开业时间要超过3年,最近3年要连续盈利,盈利数字更是从至少3000万跃升为5000万(主板上市必须超过8000万,创业板不低于5000万),更遑论遥遥排队路。截至2018年3月中旬,A股上市数量接近3500家,而中国注册企业数量却是超过4万家。

  若要说起A股相关制度的改革力度,当属2017年末和已经到来的2018年尤其引人注目。这里自然也逃不开2017年底港股的系列大动作。

  有数据显示,2015年公司排队时长平均在2年左右,2016年时长缩短至1年至1年半,到了2017年排队时间大概在半年到1年之间。从这样的趋势看,以后公司上市的速度很可能会越来越来快;加上2018年3月8日富士康36天光速IPO的消息,有业内人士预测,未来的上市速度基本会在1年之内,甚至1个月之内完成。

  除此之外,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多个迹象的相继出现更是让人不得不承认这次改革的力度之大了。

  大家都渴望打造属于自己的BATJ,但品途商业评论(ID: pintu360)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深思:

  1)改革意义远超于此,2018年是一个分水岭,也是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的试水期,“拥有自己的BATJ”这个口号背后涵盖了有关部门期望在此番制度举措下,对中国经济传统组成部分进行改革;

  2)对投资者来说,改革也在相关意义上让A股成为更自由化的资本市场,让他们更懂得何为“投资有风险,后果自承担”;

  3)对企业来说,制度愈发具有包容性,也愈加严格,不论是初创企业还是拟IPO,又或是有退市风险的企业,企业本身的合规合法性在任何阶段都已是重中之重。这也意味着,中国将会渐渐脱离混乱无序的创业环境,中国企业也将更规范化发展。

  改革之箭已脱弦,是风是雨还是雷暴,且让它飞一会儿。 

A股互联网时代:自己的BATJ、独角兽即报即审

  富士康的例子犹如星星之火,虽不可燎原,到底还是烫了很多人的心,也彰显了证监会对独角兽享受“即报即审”的决心。

  而关于独角兽VIE架构的问题,有知情人士透露,并不需要等待VIE架构拆除后才能申报,申报后再去拆除VIE架构也可行。不少媒体甚至得到爆料,小米就可能于年内在A股上市。

  不过这项政策绝非涵盖所有独角兽。根据官媒报道,证监会发行部对相关券商做出指导,其中包括生物科技、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在内的四个行业中,如果有“独角兽”企业客户,立即向发行部报告,符合相关规定者可以实行即报即审,不用排队,放宽审批时间和盈利标准。 

  富士康全程绿灯的因素还有很多,除了符合证监会定位之外,它的高额营收超过了99%的A股上市公司。据招股书,富士康股份于2015、2016、2017三年的营收分别为2728亿元、2727亿元及3545亿元;净利润为143.50亿元、143.66亿元和158.68亿元。 

  如此庞大体量和造血能力足以让A股“另眼看待”了。 

  由此可以看出,即使跟这项政策靠拢,独角兽本身需要有足够体量及造血能力(潜力),规模也需要在百亿美元以上。此外,品途商业评论(ID: pintu360)还认为,此次证监会由富士康开了头,中国本身作为制造大国,或许也象征着未来智能制造类企业会更吸引证监会目光。

  若要真论起来,富士康的案例带有独特性,规模性还谈不上,而A股拥有自己的BATJ这个目标反而更让人内心澎湃。

  1月31日,证监会在2018证券期货监管工作通报中表示,改革发行上市制度,努力增加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加大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支持力度。

  2月27日,新华社发文称,中国资本市场的BATJ梦该圆了。

  这些声音中以“中概股以CDR(中国存托凭证)形式回归A股”最为沸沸扬扬,而在两会期间,话题中的BATJ、网易、搜狗等公司都对回归A股表达了积极意向,甚至据界面新闻报道,有部分公司对A股上市意愿并不强烈,还在观望中,不过名单中的其他公司有的已经开始积极运作。另外,证监会内部也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全力推进CDR相关事宜。

  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也在两会期间表示,在支持新经济方面将考虑一系列制度创新,甚至可能会对盈利要求进行调整,对同股不同权做出制度安排。他称,CDR的方式更适合海外公司回归A股,这是国际惯例,且可以避免一些法律原则上的不适用。

  很显然,A股市场已经对互联网企业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在可以预见的2018年内,相信会有更多“富士康股份”这类企业实现短期内IPO,但此次事件特殊,作为首例,也不能否认证监会有意试探市场反馈,即使企业实现短时间IPO,但短于36天的概率应该不大。

  全国人大代表、深交所总经理王建军亦曾透露,证监会和交易所正在抓紧推进对新经济”独角兽”企业在境内市场发行上市提供条件,做试点和准备工作。他透露,目前深交所层面的规则准备已经基本完成。 

  其次,跟A股一样大喊要拥有BATJ和鼓励新经济公司上市的还有港股,两者相交,必有紧迫性;品途商业评论分析,2018年内不仅是看到小巨头公司(比如小米、滴滴、饿了么、新美大、今日头条等)IPO的可能性很大,甚至BATJ真正回归中国资本市场的概率也并非没有。

再现历史首次,“三类股东第一股”的背后

  2018年1月12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表示,近期证监会明确了对存在“三类股东”情况的新三板挂牌企业的监管政策,他也公开提出了“三类股东”的四大审核口径:

  1)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第一大股东不能是“三类股东”。2)要求“三类股东”已经纳入监管部门或自律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管。3)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三类股东”提出整改计划,同时要求“三类股东”要穿透监管,中介机构也须就此进行核查。4)要求“三类股东”对存续期作出合理安排。

  2018年3月13日,携带三类股东的文灿股份历时682天,成功过会,成为存在三类股东企业过会第一股。

  据了解,“三类股东”向来是新三板最主要的机构投资者,此次文灿股份过会无疑给数百家携带“三类股东”的企业带来利好。要知道,此前有消息称证监会是明确要求拟IPO企业需在申报前清理三类股东。

  不过证券时报也曾报道,业内人士分析称,文灿股份中三类股东具有特殊性,持股比例较低,可以穿透至具体出资人,人数也不多,其他多数排队企业的三类股东并不能做到这一点。

  品途商业评论(ID: pintu360)亦认为,三类股东问题盘根错节,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或实质性的解决不太可能,可以确定的是文灿股份是一个利好案例,是证监会对此类事件开闸的契机,未来还会有更多含三类股东的企业成功上市,相关政策也会愈加完善和规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审核标准会放松。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此项案例也给VC/PE加了点兴奋剂,或许新三板又将迎来一波“造富”风潮了。 

疑云密布的政策:IPO被否后3年内不得借壳重组

  机遇向来与风险并存,鼓励和打压也一直是上位者最为常见的举措。

  2018年2月23日,证监会官网表示,证监会将区分交易类型,对标的资产曾申报IPO被否决的重组项目加强监管:对于重组上市类交易(俗称借壳上市),企业在IPO被否决后至少应运行3年才可筹划重组上市。

  这则消息不可谓不重磅,3年时间何其长,中国创业市场又朝夕万变,因而似乎能预见今年将会有不少申报IPO的企业选择主动撤回其申请。

  据了解,自2017年10月以来,上市审核趋严,IPO被否率多次创新高。《中国证券报》曾进行统计,截至今年1月底,2018年发审委共审核45家公司,15家过会,23家被否,4家取消审核,3家暂缓表决,过会率为33.33%。其中,30家未过会公司的股东中,有近百家VC/PE机构。

  企业IPO被否后,一般会选择通过二次申报、借壳、被上市并购、挂牌新三板、海外上市这几种方法登陆资本市场。此项政策的出台,首先无疑给首次申报IPO的企业泼了一盆冷水,背后VC/PE也更加谨慎。其次,也是最为直接的一个结果,即二级市场的壳价很可能会呈低迷迹象。不过对此说法,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反而利好壳股,毕竟2018年IPO通过率只有不到40%,一旦被否连借壳都得等三年,或许会引发直接借壳潮。

  事实上,根据这项政策有不少人分析被否企业可能会选择的路会是哪一条?品途商业评论(ID: pintu360)分析,如果被否企业背后站有多家VC/PE,选择被上市公司并购和海外上市或许是考虑重点,原因在于并购一直是VC/PE退出的重要通道,加上基金都有存续期,被否企业等得起二次申报,投资机构不一定等得起,据证券时报报道许多基金都在今明两年迎来退出大限。广证恒生数据统计,平均二次IPO的时间为2.33年,71.34%的企业在三年内选择二次IPO。

  此外,品途商业评论认为,这里面最值得思考的是,证监会今年这项政策背后意义深远,是为了打击迫切上市的浮躁企业?是为了减缓市场上壳资源的价格高昂现状?还是为了促进市场上壳资源的发展?还是为了给企业、给市场扩充更多可选择通道?有业内人士分析,这项政策可能会导致不少企业转战新三板。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把哪一条路单拎出来说,对被否企业都不易。企业IPO被否后,再走并购之路并不简单,其一不再具备价格优势,其二并购重组亦趋严。如若回归三板继续做市交易,很可能面临股票暴跌窘境。

  疑云密布,究竟是二次申报企业增多,还是海外上市企业增多,还是……,相信今年内会初现端倪。同样得,这些数据会让我们进一步知道证监会对出台这项政策的背后意义。还是那句话,且看2018年。 

证监会依旧铁血:一退到底,该退就退!

  距离上一次退市新规还是在2014年10月,被称为“史上最严退市新规”。据新华网报道,整体退市率仍显不足。随着A股IPO提速,2017年就有300多家企业登陆资本市场,而退市的上市公司仅欣泰电气、新都酒店两家。与成熟资本市场6%到8%的年均退市率相比,A股退市率偏低,上市公司“只进不出”的痼疾难消。

  2018年3月2日,证监会就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下称《退市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月9日,上交所、深交所相继发布了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双方都披露了六类将被终止上市的情形,包括IPO及重组上市中的欺诈发行要“一退到底”,通过年报财务指标造假规避退市的上市公司亦将触发强制退市(详情看文末注解)。

  3月12日,上交所发文表示,对于目前A股市场上一些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的上市公司,交易所将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特别是对于一些丧失持续经营能力、无实质经营业务、长年依靠外围输血勉强维持上市地位的“僵尸企业”“壳公司”,加强退市执行力度,避免其利用突击交易等手段调节财务数据规避退市。

  很显然,A股的退市制度已经开始,这无疑打击了投资机构对Pre-IPO项目的热情,同时也可以预见从今年起将会有越来越多的VC/PE会把退市风险列为投资标准之一,其中包括了企业的规范性、创始人及管理团队的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将会成为投资人更加关注的层面。

  事实上,我国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从2001年就开始推行,但一直成效不高。有数据显示,以A股主板来看,最近10年里(至今年2月底),退市公司仅有37家,不过2017年开始情况有所转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新三板的变化,2017年新三板退市企业超过700家,是2016年12倍之多,预计2018年新三板退市企业将达1000家。

  据第一财经分析,过去的“上市不易”,让每一起退市都承担着利益相关方的强大阻力;壳资源的稀缺,还不断加剧壳股的需求与炒壳的动力。同时,对退市的共识还有待统一、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等配套制度也待完善,这些都是导致“退市难”的原因。

  不过还是可以看出这一轮退市政策的不同,首先重大违法退市暂停上市期由12个月缩短到6个月,这大大提高了退市效率;其次细则表明公司退市后,欺诈发行的公司不得重新上市,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公司申请重新上市的间隔期由1年延至5年。

  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副主席姜洋亦表示,对于那些达到退市条件的企业,该退就退。  

结语:政策之外,改革之内,为什么?

  除了以上提及的2018年出台的几项政策之外,在2017年证监会就已经出台了不少政策,比如减持新规等。同时,港股的改革也同样不可忽略。其中,港股迎来了24年最大的改革,第一,接受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第二,允许尚未盈利或者没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新经济公司)来港上市。 

  在中国两大资本市场同时大呼改革的同时,这些问题或许值得思考:为什么选择在了这样一个节点?2018年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

  品途商业评论(ID: pintu360)认为,政策一环接着一环,由点及线,本质上都是着手令资本市场更符合宏观经济的发展需要。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甚至区块链这些前沿科技的爆发,加上美股和港股都在为新经济企业抛出橄榄枝(美国近日出台了“可直接IPO”政策,企业不通过上市流程发行新股或筹集资金,又不需要承销商,只要简单地登记现有股票,便可在资本市场上自由交易),因而中国A股市场必须提前做好一切准备,这就包括了上市制度的包容性和流畅性需要进一步扩展,扩展的同时为避免市场无序,相关制度必须从严,这就涵盖了退市制度的出台。

  事实上除了退市制度之外,品途商业评论预计市场监管仍然从严,甚至更严。3月14日,因“北八道集团涉嫌操纵市场案”性质恶劣、涉案金额巨大,被开出56.7亿元的史上最大罚单。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我个人感觉,监管力度还是不够,还有不如意的地方。”

  同时,资本市场上的“炒作”类行为应当也会有所减缓(炒壳、炒pre-IPO、炒风口等)。

  正如达晨创投创始合伙人刘昼的判断,从中长期看,中国资本市场会越来越好,发展趋势不会变,IPO不会中断,只是难度加大,历史上8次IPO暂停应难再重演,“一个真正市场化、国际化、诚信规范,能代表中国经济晴雨表的A股市场正向我们走来”。

  改革伊始,暴风雨前夜,决战在即。

注解

  CDR,即Chinese Depository Receipt,是指中国存托凭证。CDR是根据美国存托凭证ADR创造出来的,可以折算成股票。这样一来,注册在境外的这些中国企业就不需要大费周章改变公司架构,而能直接在境内交易所发行CDR,投资者用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他们的股票。

  “三类股东”是指契约型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主要指基金子公司和券商资管计划)和信托计划。这三类金融产品原来主要为二级市场设计,但是现在被大量投资到一级市场。这些产品虽然可以合法地在新三板上进行投资、交易,但证监会担忧它们可能存在层层嵌套和高杠杆,以及股东身份不透明、无法穿透等问题。

  六类将被终止IPO的情形:

  (一)上市公司IPO申请或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构成欺诈发行,或者被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第一百六十条作出有罪生效判决。

  (二)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构成重组上市,申请或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构成欺诈发行。

  (三)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根据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导致连续会计年度财务指标实际已触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终止上市标准,其股票本应被终止上市;

  (四)上市公司在申请或披露的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上市公司被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作出有罪生效判决;

  (五)上市公司最近60个月内,被证监会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作出3次以上行政处罚;

  (六)交易所根据上市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影响等因素认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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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进一步!监管层对以CDR形式回归A股达成共识,这些公司已经“等不及”了

  富士康闪电过会的背后,显示了中国监管层为新经济企业开闸的决心。

  其实,监管层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关注并非空穴来风,过去十几年间,受制于制度、监管规则、市场容量等因素,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一大批互联网高科技企业纷纷选择了在美国、香港等地上市募资。这导致了像腾讯和阿里这样用户和利润主要来自于国内,而分红却在国外的现象。

  从目前来看,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登陆A股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是支持已经在境外上市的、有战略价值的大型企业,在境内市场发行证券。

  第二,是支持还没有在境内外上市,但已经搭建了VIE架构的,市值规模在百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企业,直接在A股上市。

  第三,支持注册地在境内,但还没有上市的,具备行业发展价值的“四新”企业,尽快在A股上市。这些企业的来源,正是上文提到的四大新经济领域——生物科技、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制造。

  以CDR形式回归A股即将实现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近期内将“富士康模式”规模性落地在现阶段还不现实,反倒是让在海外上市的互联网巨头以CDR的方式回归A股在今年便可落实。

  据第一财经报道,证监会已经形成有关A股对接新经济的改革方案,正在报批程序当中,其中对中概股以CDR(中国存托凭证)形式回归A股已达成共识。

  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两会期间表示,在支持新经济方面将考虑一系列制度创新,甚至可能会对盈利要求进行调整,对同股不同权做出制度安排。他称,CDR的方式更适合海外公司回归A股,这是国际惯例,且可以避免一些法律原则上的不适用。

  CDR,即Chinese Depository Receipt,是指中国存托凭证。CDR是根据美国存托凭证ADR创造出来的,可以折算成股票。这样一来,注册在境外的这些中国企业就不需要大费周章改变公司架构,而能直接在境内交易所发行CDR,投资者用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他们的股票。

  根据美国有关证券法律的规定,在美国上市的企业注册地必须在美国,注册地不在美国的企业,就只能采取存托凭证的方式进入美国的资本市场。当前在美国上市的知名中概公司中,多数注册地并非在美国,很多是在开曼群岛等第三地,百度、阿里、京东、网易、新东方、携程网等都是这种情形。所以,这些公司在美股市场都是通过发行ADR的方式实现上市,而非直接发行普通股。

  为使DR能最大限度地代表相应公司的股票,一般公司会在DR与普通股票之间规定一个兑换比例。在美股上市的很多中概公司ADR与普通股之间的兑换比例是1:1。比如1份阿里巴巴ADR就相当1股阿里巴巴股票。但也有很多公司的ADR与普通股并非1:1的换算比例,如1份百度的ADR仅相当于0.1股百度股票。而1份京东的ADR则相当于2股京东普通股。1份网易的ADR则相当于25股网易股票。

  入围“首批独角兽”的8家企业已开始积极运作

  两会期间,各位互联网大佬也纷纷表示愿意回归A股:

  腾讯马化腾:条件成熟会考虑回A股上市。

  百度李彦宏:归国上市一直是百度的梦想。百度时刻准备着。

  京东刘强东:只要制度允许,我们非常愿意回来A股。

  网易丁磊:网易将寻求在中国上市,没有计划剥离其他业务。

  搜狗王小川:有意愿回归A股,会跟着政策走。

  随后,财新网报道了第一批回归A股的独角兽名单,共有8家企业,除了阿里、腾讯、百度、京东这四家,还有携程、微博、网易以及香港上市的舜宇光学。

  接近监管的投行人士向经济观察报表示,监管从去年底开始就在论证,针对境外上市的企业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中国存托凭证,首批8家企业已经确定,不过这8家不一定会今年都发。现在监管的方向已经比较明确,两个交易所同步走都会推CDR。

  但据界面新闻报道,BATJ中有的公司对于A股上市意愿并不强烈,还在观望当中。而名单中的其他公司有的已经开始积极运作。另外,证监会内部也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在全力推进CDR相关事宜。

  无论香港还是内地,都对新经济企业展示了特殊的善意:港交所“25年来最重要的上市制度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内地监管鼓励新经济企业在A股上市的制度改革亦是暗流涌动。针对未上市的“独角兽”企业,监管也在参考港交所的做法,考虑放宽上市的限制,包括允许同股不同权等等。当然,这一步的推进不会特别快,也不会一下子放得特别松,防范风险还是在第一位。

  正如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对媒体表达的那样,“我们只负责把路修好,愿不愿意开车是市场的事”,而且“修土路快得很,修高速公路就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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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界改革!动画要一个月出一集?

        现今的动画制作模式是做好一集更新一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根据观众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修改故事的走向。然而要是在制作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不可控的原因,就有可能会导致动画来不及制作的现象发生,例如上周宣布暂停播放的《三圣星》。近日,负责该片的动画师就在推特上表示希望能够改革一下现在的制作模式,一起来看下吧。

  该动画师在推特上写到:“希望以这次的事件为契机,以后动画能变成月更吧。”“对TV动画的质量就不应该有最低要求。”“业内人士的自我满足,以及成天把’以后会变得更好’这样的话挂在嘴边,才导致了动画业界现在这个窘境。”“开始觉得动画能做到周更简直就是奇迹。”

  能说出这样的话,看来这位动画师因为这次的事情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不过日本动画业界的残酷是人尽皆知的,之前小编也为大家报道过动画师干活却拿不到钱的消息。看来日本动画业界真的需要来上一场革命了,网友们也都纷纷表示:

  “以后还是做完在播放吧,那样就算是出了问题也不会影响到播放。”

  “之前听说《进击的巨人》画师团队完全是没日没夜的画才能够勉强赶上截稿日,太惨了。”

  “本身这个制作和播放同步的体制就很有问题,风险太大了。”

  “不如动画业界自己规定一个季度只能做多少动画,不然太多了更本就没有时间做。”

  “动画业界问题真是太多了,解决一个又出来一个,干脆全部推倒重来好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对于现有的动画制作模式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

王广宇:双创双减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一招

  12月13日,《新供给经济学》新书发布会暨供给侧改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山西经济出版社联合主办。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副理事长、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广宇在致辞中表示,新供给对改革的核心政策主张为“八双五并重”,其中的“双创”和“双减”两个建议是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以下是演讲实录:

  尊敬的贾院长,王校长、各位来宾:上午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祝贺贾康院长、苏京春博士倾力撰写的《新供给经济学》一书隆重面市!这是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在“新供给”理论研究领域的又一本专著和力作。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参会研讨,这也是对本书作者、对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的认可和支持!

  2015年秋冬以来,“供给侧改革”在理论和实务界热度飚升,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到各级政府、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维度探讨“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和方法,推动供给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被认为是解决现阶段问题的关键。这正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从2013年成立以来,就开始着力研究的方向。今天发布的这本专著,是贾康院长、苏京春博士披沙简金之作,阐述了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五维一体化”框架、梳理了学术流派、提出了时代诉求和政策主张,系统展现了新供给经济学阶段性研究的成果。

  拜读了《新供给经济学》一书,掩卷思考,全书洋溢着在这个文化交融的时代,扬学术之帆、启民众之智的情怀。我认为本书的出版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如及时雨。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遗留下诸多问题。结构失衡、落后产能过剩、甚至以资源挥霍浪费、环境恶化、“雾霾”危机等问题,已无法通过局部制定政策、或单纯由企业部门来解决,必须有全面、系统的改革“顶层设计”–即供给侧改革并加以配套、协调推进,本书即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第二,经世济用。新供给成员一贯主张,经济学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避免走“空谈误国”的迷途,实实在在地做到胸怀世界、脚踏实地,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道路上为社会进步服务。例如,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本书用“柠檬”理论作出解析:当中小企业在融资市场被定义为信誉度低的“柠檬”时,被正规金融市场排挤出局;则会流入非正规金融市场,助长“黑色”“灰色”金融势头;此时必须要求新融资方式的出现,加大直接融资力度,发展科技金融、创业投资等,为中小企业打开新的融资渠道,表明理论对于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有实际指导意义。第三,立意创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创新发展”放在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本书深入解释了如何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供给,恰恰反映出以作者为代表的“新供给”研究群体,绝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不负时代而做出的理应追求的创新。

  “新供给”的核心政策主张,总结为“八双五并重”,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其中的“双创”和“双减”,将是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一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被称为“双创”。熊彼特有一个著名的观点:长期增长来自创新。重视发明创新、突破关键技术、加大科技投入,提高技术要素的使用效率,必须推动中国制造转变为结合互联网、物联网、现代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工业4.0的“中国智造”;激发创新创业的民族精神,发挥年轻一代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培育和保护有创新能力现代新型企业家,完善法制,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是推动21世纪中国迈向世界强国的不二之路。与此同时,加快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称之为“双减”。减税对保持中小型企业的活力、降低企业负担、提高就业意义重大,短期看可能提高财政赤字,但也会降低市场对大规模刺激的预期;放松行政管制,对一些行业特别是竞争性行业减少干预,取消审批和行业特惠政策,促进兼并收购和过剩产能出清,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最终重构产业格局,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也是我们面对中长期发展课题、攻坚克难深化改革的不二选择。

  开弓没有回头箭,“供给侧改革”需要社会各届人士的倾力投入,新供给经济学研究也需要各位经济研究和实务界朋友的关心帮助。最后再次祝贺贾院长的《新供给经济学》出版,祝愿新供给经济学界秉承“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的学术勇气,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代表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

  谢谢大家!

  2015年12月13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