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互联网人,离开互联网之后

互联网界有个残酷的定律:年龄越大,选择的机会越少。

对于个体来说,35岁是人生尚未过半,体力、智力处于巅峰的黄金年龄。在传统行业,年龄大往往意味着优势——资历老、经验丰富、人脉广阔,是年轻人尊敬的对象。但这在互联网行业刚好相反。

尽管多数公司不会明目张胆地把年龄歧视写在明面上,但反过来对于年轻员工的倾向和偏爱无处不在——招聘岗位多数要求90后,招聘文案注明公司员工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以证明自己是一家年轻有活力的公司。

35岁似乎成为一个隐形的门槛,门后同行者越来越少,除了少数通过自身努力跻身企业高层的幸运儿,剩下的多数人都要面临一个问题,未来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在携程工作的张峰打算自己开一家饭店,曾经在某游戏公司担任制作人的王鸥则离职开起了网约车,刚刚生孩子的林晨打算先休息两年顺便做点兼职。

如今,中国互联网大军中最早的一批人大多跨过了35岁门槛,无论是年龄、学习能力、家庭负担、行业的变化或多或少都让他们焦躁不安。其中不少人离开了这个行业,还有些人正在考虑离开。

谋划离开

最近一两年,张峰越来越感觉到自己与周围同事格格不入。

35岁的张峰是携程的一名程序员,张峰自己也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自己特别害怕看到部门里有人离职,因为大多数时候这意味着一个年龄和自己接近的同事离开了。七八年前刚加入携程的时候,他还不觉得这有什么,但现在每一个“老人”离开,他都觉得自己越来越形单影只了。

除了老员工离开,每次新人入职也让张峰感到尴尬。在部门新人入职的欢迎仪式上,新、老员上报年龄、籍贯、星族、爱好等自我介绍环节必不可少,但对于张峰来说,这是一种折磨。

“每次介绍年龄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说不出口。”张峰说,新人的年龄越来越年轻,90后已经成为主流,甚至出现了95年后,比张峰整整小了10岁。

有一次组里来了个新人,张峰作为年龄最大的老员工第一个自我介绍,他说完之后,新来的员工赶忙称呼张峰是老前辈,要向他学习。

这句话触动了张峰的敏感神经,他觉得老前辈这三个字里面别有含义,“这么大了还在这里当程序员呢!”

年龄的差距让张峰与同事们无形中形成了阻隔,他觉得自己很难和这些90后同事玩到一起。以前下班了,他和同事们老去网吧组团玩魔兽世界,而现在这些同事们更愿意玩“吃鸡”游戏,张峰私下也尝试过这个游戏,结果令他沮丧, “年龄大了反应慢,莫名其妙的就被别人打死了”,老是拖后腿,他也觉得不好意思再和别人组队。

最近一两年,张峰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转型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

尽管他很不愿意离开携程,但是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在携程已经工作了7年,在此之前最长的一份工作只干了九个月。”他认为携程的工作虽然忙和累,但待遇不错,且相对稳定。

实际上,35岁的程序员也并非没有出路,比方说晋升为企业中层。为了抓住年轻用户,从BAT到中小互联网公司,提拔年轻中层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只是这条路对于张峰来说,可能性微乎其微。

而在携程之外,他也不愿意继续从事程序员的工作。2015年,张峰在苏州尹山湖附近买了一套房子,当时的想法是苏州离上海很近,未来或许可以在苏州生活、上海上班,或者找个机会到苏州工作。

但是四年过去了,他发现每天苏州和上海两地往返并不现实,而苏州当地的互联网企业不多,且工资太低,即使有类似于同程旅游这样体量的企业,竞争也非常激烈,他的年龄已成为了劣势。

几个月前,经过谨慎考虑,张峰下定决心在苏州吴江一个新开的购物中心里租了一个门店,打算开一家餐饮店。

如今新店已经在筹备阶段,但张峰还未打算离职。多年以来在携程的工作让他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他仍然担心这一次转型会失败,投资的餐饮店血本无归,因此他计划在饭店未能够稳定盈利之前,继续留在现有的工作岗位上,“这样保险一些。”

对于张峰来说,开店最棘手的可能是如何管理的问题,多年的程序员工作使得他习惯了和代码打交道,而如何协调人的关系,他还需要补课。但这些都是后话,为了开店,张峰想到,首先还是“要在当地招聘一些年轻人”。

中场喘息

在游戏行业混迹14年后,王鸥成为了一名滴滴快车的司机。

王鸥的职业生涯曾经一路顺遂,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司做起,后来进入了九城这样的大游戏公司,从一个带实习生的普通员工 晋升成为主策划人,再到游戏制作人。

但是在职业生涯的第十四年,王鸥决定离开这个行业。“工作太累了”,随着岗位级别越来越高,王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觉得自己失去了“生活”。

“每个部门加班,你都要跟着加班,快崩溃了。”当其他人痛恨996的时候,996却是王鸥的奢望,“程序修改BUG动不动加班到两三点,我都要陪着到两三点。”

年龄的增大让王鸥感觉加班越来越难以承受。由于经常工作到太晚,甚至提不起精神回家,王鸥直接买了一个睡袋放在公司。

真正让王鸥下定决心告别这种生活源于一个偶然事件。王鸥一位女性朋友的对象在腾讯工作,两人刚结婚不久,这位女性朋友就和身边朋友诉苦,称对象一个月里只有两天回过家,剩下29天因为加班都睡在公司。

“你结婚的时候应该知道他的收入还可以,但是也要理解他的另一面就是太忙。”王鸥虽然口上劝着新娘,但是内心却受到了触动。

他想,自己天天忙着加班的时候,妻子是否一样的孤独无助?一时间所有因加班而不满的情绪都积沙成塔,王鸥决定回归到生活中。

放弃了游戏公司的高收入,王鸥没有去任何一家公司上班,而是选择了开网约车。对他而言,开网约车除了时间相对自由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用再参与到勾心斗角的办公室政治中了。

离开了原来的公司,网约车成了王鸥的避风港。虽然新工作的收入远没有之前高,也更不稳定,但王鸥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开朗,且没那么焦虑了。

王鸥称,不知道自己未来会不会一直开网约车,也许未来他还会找一家公司去上班,过每天打卡、忙碌的生活。但至少眼下他很享受这段时光。

互联网的发展,让商业竞争变得越来越快,它不断蚕食着一些人的生活,但也带来了诸多益处,例如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让一些希望逃离职场的人有了更多选择。

离场焦虑

2018年10月,修完产假的林晨重新回到公司的第一周就办理了离职,从国内视频行业第一阵营的某家公司离开。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无论是从职业发展还是收入来说,她对这份工作都非常满意。林晨不想离开,但她没办法。

“对在互联网企业工作的女性来说,一边工作一边当妈几乎不可能”,林晨认为,孩子和工作不是选择题,答案只有一个,选择孩子。

虽然对于男性来说,生孩子也意味着要分出更多的精力来照顾家庭,但这在女性身上更为明显。“别说加班了,一下班我就要匆匆忙忙的回家。”林晨认为自己的角色没有人可以替代。

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行业中,加班通常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虽然事业处于上升期,但林晨还是毅然决定离职,回归家庭。

林晨对网络上流传过一个视频印象深刻: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京东的公司高管们正在聚餐,爱喝酒的刘强东提议干杯。结果,一位女副总裁为难地提出:自己意外怀孕四个多月了。而刘强东的反应让人意外,“像你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应该请假休息一下。你们休假也是给其他兄弟们一个机会,不要觉得公司离开了你就不行了”。

这段视频在网络上引起很大反响,刘强东的态度也备受争议,但这却真实反映出了互联网职场对于女性的残酷。

但林晨还不想彻底从职场中退出。可以在家里做些什么?她想到了开网店。

在朋友的推荐下,林晨在一个线上平台花了99元开了店。但与以往的经营模式不同,这个店不需要自备商品,只需要将平台提供的商品链接转发给他人,达成交易会她从中抽取佣金。

但是她很快发现,这次开店只是交了一笔“智商税”,原因是这个平台的商品价格昂贵,多为不知名品牌,而且种类少,几乎无人下单。“这个公司就是赚的开店费”,林晨发现自己不仅赔了钱还赔了人脉关系。由于宣传的需要,在开店之后,林晨经常在朋友圈发广告链接,后果就是她的朋友圈被不少朋友屏蔽了。

第一次的转型失败并没有让林晨心灰意冷,现在她又有了新的计划——做公众号。作为资深电影迷,林晨以前经常想写影评但没有时间,而现在时间已经不是问题,“如果能吸引广告投放的话,实现兴趣和收益的结合就更好了。”

心态挑战

对于中年互联网人来说,转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无论是心理还是收入上都必然要面临一次全新的改变。

“别人说我不行还可以接受,如果自己说自己不行就太悲哀了”,对于中年互联网人的转行,并非所有人都可以接受,一位互联网从业者认为,他自己就不打算转行,因为转行意味着否认自己过去十几年的价值,“相当于自己承认被淘汰出局”。

在互联网技术、风口、商业模式更新越来越快的今天,一旦离开互联网行业一、两年,或许意味着彻底离开。“谁会雇佣一个两年没有写代码的程序员。”因此张峰认为,转型就要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行业,一旦选择了转型的方向只能全力以赴。

而对于王鸥来说,从一个手下管理几十号人的项目组老大到一个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网约车司机,他认为还是需要调整心理落差。

俗话说“跳槽穷三月,转行穷三年”,而从互联网行业离开,收入下降确实为大概率事件。今年4月,腾讯企鹅智库发布的《2019国人工资报告》显示,互联网、房地产、金融是薪酬水平最高的三个行业。

不过对于收入,张峰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能简单的以短期收入来衡量职业发展,“程序员是个吃青春饭的行业”,他认为,一些传统行业虽然前期收入较低,但职业生涯周期更长,而且更看重行业积累。

在王鸥和林晨看来,如今的离开,更像是一场中场休息,生活在继续,尝试也在继续。“我没有脱离职场,商业世界还有我的位置。”林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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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谢霆锋

谢霆锋最近一次引起媒体的关注,不是因为演戏、发唱片或者主持娱乐节目,而是他的创业家身份。

不久前,在2019财新峰会上,谢霆锋以锋味控股创始人的身份和网易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丁磊同台而坐,探讨“创新与青年潜能”。此事也引起了社交网络的热议,“现在看谢霆锋都得去财经频道了”。

实际上,在过去的16年间,“明星”谢霆锋正在远去,“商人”谢霆锋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面前。

2017年,谢霆锋开通微博账号,账号的名字却不是谢霆锋三个字,而是他创立的品牌锋味,认证信息中谢霆锋的身份既不是歌手、也不是演员,而是锋味控股创始人。

“我在过去10年没有发行过唱片,我很清楚大部分年轻人都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歌手或音乐人。”几个月前,在参加Talk at Google时他表示。

在蜂蜜(谢霆锋粉丝昵称)聚集的百度谢霆锋吧中,粉丝们也已发现谢霆锋最近更多是出现在创业家群体中,而不是娱乐活动上。虽然偶尔还能看到谢霆锋参演各种电影、电视剧的新闻,但多为客串的角色,更别提新歌、新演唱会、新影视作品的消息。

取而代之的是,如今谢霆锋已经和马云一起指点创业者、和丁磊同台谈创新、和雷军一起谈家电产品。

这种转变在蜂蜜中也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明星创业就是不务正业,谢霆锋已经过气所以要退出娱乐圈了;也有人认为进军商业证明了谢霆锋是个多面手,做什么都能成功,谁也不可能一辈子都当演员,转型是必然的。

但无论如何,从明星到商人,谢霆锋似乎已经完成了华丽转身。

谢霆锋的商业探索

谢霆锋的父亲是著名演员谢贤。1980年,谢霆锋出生,星二代的身份外加叛逆的性格让他早年就成为娱乐圈的焦点人物——他的家庭、恋情、豪宅都是狗仔队关注的重点。

但相比他的绯闻和八卦,谢霆锋较早就显露出来的商业嗅觉却鲜被提及。

明星热爱买房,谢霆锋也不例外,他曾经自述在商业领域的第一桶金来自地产投资,“从19岁开始,便把拍戏赚到的钱放在投资地产,只觉得砖头不会走”。

此后,谢霆锋在房产领域持续投资,尤其是在中环摆花街投资了不少商铺,这些物业在早几年已经价值数亿港元。房产投资最终为后来20年,谢霆锋在后期制作、时尚、餐饮等领域上的商业探索提供了支持。

2001年,21岁的谢霆锋发行了一张名为《玉蝴蝶》的音乐专辑,其中的主打歌《玉蝴蝶》刚发行就登上当时的全球华语排行榜冠军宝座,并夺下连续4周冠军,随后该曲目还获得了2001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和中文金曲奖。

这不仅让谢霆锋迎来演艺事业的高峰,同时也催生谢霆锋在商业领域迈出了第一步。为了推广这首歌,谢霆锋所属的经纪公司英皇娱乐投入上百万经费为谢霆锋拍摄《玉蝴蝶》MV,但是在歌曲出来之后,MV却一直难产迟迟无法面市。

谢霆锋发现,MV难产的原因是后期制作一直无法达标。当时当地虽然有上百家本地后期制作公司,但大部分都是做剧集或纪录片,缺少有实力能做电影的后期制作公司。这部分的生意被澳大利亚、韩国、台湾等地的公司垄断,且收费昂贵,效果却非常一般,“我对画面有要求,特效公司告诉我说做不了,如果要做要到澳洲、法国、美国做”。

发现这一创业蓝海的谢霆锋在2003年决定开始创业,他拿出早期做房地产投资所得,加上房产抵押贷款,共2738.8万港元启动资金,成立了一家名为“Post Production Office Limited”(简称“PO”,中文名“朝霆”)的后期制作公司。

对时年23岁的谢霆锋来说,创办一家公司并非易事,他甚至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其母亲狄波拉就曾认为谢霆锋没有做生意基因。此外由于缺乏商业摸爬滚打的经验,PO朝霆公司刚成立,谢霆锋就吃了大亏,被卖特效制作机器的供应商骗了一大笔钱。

幸运的是,谢霆锋很快找到了一位在后期制作行业浸润多年的的资深人士杨文杰到公司任执行董事,并且将市场定位在广告制作上。当时谢霆锋恰好接了几家公司的代言广告,为此他特地征求了制片人和导演的意见,希望由自己的公司来制作广告。

打开局面后的PO朝霆公司的逐渐进入正轨,并迅速成长为当地广告制作市场的巨头。到2011年左右,PO朝霆公司的员工从最初的11人增长到了上百人,当时观众平均观看的60秒广告就有36秒出自“PO朝霆”。其客户囊括汇丰,渣打,长实,佳能,索尼,可口可乐等知名公司。

此时,谢霆锋也展开了向内地的布局,并先后在上海、北京、杭州建立PO朝霆分公司,公司业务范围从广告制作延伸至电影领域,2009年起开始参与电影、电视后期制作。

PO朝霆的参与的第一部影视作品为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首部在亚洲投资的电影《全城热恋》,此后,《李小龙》、《一九四二》、《财神客栈》等影片也出自PO朝霆。

除后期制作之外,谢霆锋的商业版图再向餐饮进军。

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的红遍中国,引发观众对美食题材的兴趣,各路人马纷纷入局,将美食题材引入综艺节目,综艺+美食市场迎来爆发。

为抓住风口机遇,2012年,谢霆锋与好友车婉婉合创“锋车饮食集团有限公司”,在当年他还成立了PO朝霆饮食控股有限公司。2014年,谢霆锋担任主持人的美食节目《十二道锋味》诞生;12月9日,锋味控股、英皇北京文化、优酷联合出品的超级网综《锋味》上线。

“谢霆锋+美食”的标签瞬时成为新的潮流,受到追捧。谢霆锋也以此加大了锋味控股在餐饮领域的布局,比如在成立了“锋味by Beyond Dessert”、入股知名沙拉店Beautifood;在北京开设了锋味实验室;在杭州、上海等地与安博ABC公司投资开了Linx酒吧。

为了乘胜追击打造“锋味”IP,谢霆锋还在电商领域进行了探索,分别在天猫和京东开设旗舰店,出售多种食品,产品以生鲜类居多,主打高端产品,定位消费升级人群。从美食综艺内容导流到线上电商及线下门店,甚至延伸出了锋味美食音乐节等新兴模式。

在“做生意”上积累起经验的谢霆锋,也在其他市场跃跃欲试。

2014年10月 29日,谢霆锋以0.35港元/股的价格,斥资1.23亿港元购入港股上市公司汉传媒23.42%的股权,成为其最大股东,PO朝霆也以此成功完成曲线上市。在明星效应的带动下,两天后汉传媒复牌,股票飞涨,谢霆锋账面一夜飙升1.4亿港元。

而在时尚领域,2014前后谢霆锋与上市公司中国服饰控股有限公司合资创办了Zoo York(China) limited ,除了股东身份以外,谢霆锋还兼任该品牌产品的创意合作人;2016年谢霆锋斥资2250万港元,认购500万股特步国际的股票,并且参与合作的全新特步品牌产品系列的设计。

跨界方法论

2011年,PO朝霆公司总部乔迁至铜锣湾开平大道一号的Cubus大厦,当时谢霆锋第一次以公司总裁的身份亮相,直到此时外界才知道他在后期制作领域的这笔投资。

在此前的八年里,谢霆锋有意在商场上隐身,他曾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有同行来公司做后期,碰见他打招呼,他只是称自己是来配音的。

和不少明星在跨界时尽量借助自身的名气不同,谢霆锋认为,明星的名气在商业领域不一定是一种资源,反而可能是一种累赘和负担。尤其是对于谢霆锋来说,撞过车、曾被拘留、绯闻众多,这些叛逆的形象在商业中都是减分项。

“我职业生涯的前4年,99%是嘘声,哪里都听不到掌声。从我踏上舞台的第一秒起,听到的都是嘘声和粗言秽语,而且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完全是因为你的背景以及你的人。”谢霆锋认为,自己的名气对公司有害,“因为舆论口水会把我吞没,‘他不过是一个所谓的演员,却想转行做生意’。”

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多年之后,他对于娱乐圈和生意场有着深刻的认识,“商场上的人分得很清楚,不会因为你是明星就有什么优待。甚至,正因为你是明星,90%以上的人会觉得你是做了一场秀。”他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表示,第一次和创业家约谈都是很容易的,因为对方是来看明星,但接下来真正的合作靠的还是企业实力。

近年来,明星投资、跨界开服装公司、开餐厅等似乎已成常态,但其中的大多数仅限于出资层面,以此为“副业”。

而谢霆锋则是其中少有的异类,他甚至参与到了自家公司的市场经营、产品研发环节。在锋味天猫旗舰店上,锋味的产品分为“大厨亲创”锋味品牌、“大厨亲选”锋味联名款、“大厨亲荐”锋味甄选系列,这些产品很多都打上了谢霆锋参与的标签。

以锋味天猫旗舰店上销量最高的锋味曲奇饼干为例,这款产品打出了“谢霆锋亲创配方”的概念,这款产品酸甜苦辣四味款,据说是谢霆锋以人生境遇为灵感而研发出来的。

而在锋味与安记港式腊肠的合作中,谢霆锋则按照自己对口味的判断,将原本2:8的肥瘦比例改成了3:7的版本,他认为这个比例做出来更好吃。

不久前,小米旗下的米家与谢霆锋合作,推出了一款米家电磁炉套装锋味定制版。作为定制版产品,谢霆锋亲自参与产品定义,在原有的40℃-80℃低温慢煮功能上,专门设计了“锋味57℃低温慢煮牛排挡”,用户可在电磁炉旋钮上直接点选该模式。

在谢霆锋看来,很多人在股票市场是天才,在房地产市场也很成功,但却输在创意,“如果没有创意,我们在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那么最后你就会被市场抛弃。”

明星标签的负担

尽管用了更多的时间在商业上打磨,但是市场似乎并不完全买单。

此前风光一时的PO朝霆因为连年亏损,最终解散部分业务,并被港股上市公司数字王国收购了85%股权,自此谢霆锋逐渐淡出;由谢霆锋担任股东Zoo York品牌在国内也声量较小,其在天猫和京东上的多数产品销量为0。

但犹如明星的生活一样,谢霆锋的商业成败也会被放大展示在公众面前。

在2019年端午节前夕,锋味旗舰店上推出了锋味品牌的粽子,谢霆锋化身送货员亲自为锋味品牌的粽子做推广。但是由于标价昂贵,一盒6个粽子,标价208块,被用户诟病为天价粽子。

此前锋味曲奇产品就因价格昂贵颇受争议。以锋味旗舰店中销量最好的锋味曲奇为例,95g的锋味曲奇售价高达80元左右,相比之下天猫上另外一家店铺一款月销量上万的曲奇,一包380g但价格还不到40元。这也直接导致了锋味品牌在电商领域的成绩并不如意,以其天猫旗舰店为例,目前店铺销量量仅是一个中等店铺的水平。

而在2019年初,消费者委员会对市面上销售的58款曲奇饼干进行抽查,结果显示有51款都被检出含有致癌物,其中包括了谢霆锋自己研发的锋味曲奇。

尽管此后谢霆锋亲自发微博解释称,该致癌物并非有意添加而是在烘培及煎炸等过程中,本身发生的反应而产生的物质,报告没有反映事实全部,但是外界的担忧仍难以消弭。

尽管小心翼翼,但是上述这些事件对于锋味品牌与谢霆锋个人明星效应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最惨是我成为标题,就有人看”,谢霆锋自我调侃道。但他也认为媒体以他的品牌作为标题,有点不公平。

对于谢霆锋和锋味团队来说,他们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谢霆锋个人明星效应的减弱。

对于新生代用户来说,80后的谢霆锋已经不是一个让人耳熟能详的明星,“谢霆锋是80后眼中的歌手,90后眼中的演员,00后眼中的厨师。”有网友直言,在很多95后00后眼中,谢霆锋是个比较陌生的存在。

尽管如此,但这些并未能阻止谢霆锋继续在商业上做出更多探索。

最近,谢霆锋在一次沙龙分享中,谈到如何从一个年轻时就不断面临质疑的明星人物,之后力争上游的经历。

“我觉得我做的很多事都不会立即见成效。《锋味》也不是一来就很有成效,它是循序渐进的。”谢霆锋坦言,他知道现在仍很多人会质疑他。

2018年秋季,谢霆锋与麦当劳合作,推出锋味汉堡系列。谢霆锋透露,锋味汉堡在当地五个星期内的销售量超过200万个。“别忘了,我们才600万左右人口啊。我用了5年时间去证明自己,所以有时候你真的不能轻易放弃。”

创业多年,谢霆锋已经适应了创业者这个角色,并开始向年轻的创业者输出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多年创业的经验总结。“我们只是需要找到我们最擅⻓的一部分,然后尝试把它加强之后再赚钱。”他认为,创业必须真的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不够热爱,则无法接受那么多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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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到底是怎么炼成的?

美团创始人王兴出生于1979,今年刚好40岁,《彭博商业周刊》形容他“身材瘦小,戴着钢圈眼镜,留着寸头”。

但是,看起来瘦弱的王兴从小就不好惹。男孩子小时候通常是通过打架来确认孩子王,王兴表示自己“小时候非常瘦弱,但战斗力很强”。

长大以后,商场变成了战场,王兴也曾在其中屡败屡战。创业15年以来,他前6年的创业项目都以失败告终,2010年美团网上线,王兴头上的“连续失败者”的帽子才最终摘掉。

在王兴的带领下,美团从团购起家,这家如同章鱼一样的公司,把触手逐渐延伸到外卖、酒旅、打车等各个领域,看起来并无边界。有人认为,“在国内,如果非要寻找美团点评的对标公司,应该是饿了么+携程+滴滴+N”。

在强敌如云的情况下,美团的战斗力却越发强悍,以外卖为例,即便是面对阿里全力扶持的饿了么,美团依然不甘示弱。DCCI发布的2019年《网络外卖服务市场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目前美团外卖、饿了么和饿了么星选的市场份额分别为64.1%、25%和8.7%。

另外在电影领域,美团旗下的猫眼电影也做到了行业第一。酒旅业务上,美团在财报中披露国内酒店预订间夜量由2017年的2.05亿增至2018年的2.84亿,同比增长38.5%,按照业内人士的猜测,这个数据也超过了业内龙头携程。

美团越强,人们对王兴的好奇心也越重,毕竟谁都想知道,从连续失败者到TMD小巨头之一的掌门人,王兴到底是怎么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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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重要的夜晚

在互联网圈子里,勤奋是创业成功的必备素质之一,王兴也不例外。

在美团创业的第一年,王兴每周的工作时间达到了一百多个小时。那时候,王兴连下楼剃头都顾不上,他的楼下本来有家理发店,剪发需要一个小时,为了赶时间,他买来电动理发器,让太太给自己剃了光头,只花了 20 分钟。

在千团大战最激烈的时候,王兴压力非常大,对手疯狂挖人,为了稳定团队,王兴经常连夜出差安抚团队。美团第10号员工、水滴筹创始人沈鹏曾经提到,人人网筹建糯米时曾经找过他,开出了解决北京户口+年薪35 万元的条件,沈鹏当时非常动心。王兴知道后,在周六晚上冒着大雨跑到沈鹏家里去挽留。

美团步入正轨之后,王兴依然保持着勤奋的工作习惯,经常和团队一起工作到深夜。

2012年的一个周五,王兴和团队开会到晚上12点,讨论接近尾声时,需要有人整理会议记录,涉及流程图的部分需要用visio画,王兴就问一位年轻同事会用visio吗,这位员工毫不犹豫地说“我可以学”,王兴对此非常感慨,特地发了一条微博。

但是外界通过这条微博get到的重点信息却是王兴加班到夜里12点的勤奋。

工作到深夜几乎是王兴的日常。《九败一胜 : 美团创始人王兴创业十年》的作者李志刚曾经提到,在猫眼电影孵化初期,猫眼电影负责人徐梧深夜12点向王兴汇报工作。

在投资人中,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也经常和王兴在深夜通过电话或微信讨论业务。

据说美团很多的关键时刻都是王兴在深夜完成的。

2015年,团购行业“百团大战”即将接近尾声,但是作为行业的老大和老二,美团和大众点评分别在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支持下“血战”正酣,双方针尖对麦芒,在酒店预订、餐饮,电影、婚庆等领域白热化竞争,两家的地推团队也经常“擦枪走火”。

为了竞争,双方都投入巨量资金,压力颇大。2015年9月的一个周末,王兴在香港邀请大众点评的创始人张涛一起吃饭,双方喝酒喝到凌晨4点,终于谈判成功同意合并,达成一桩估值超过150亿美元的交易。一个月后,美团和大众点评联合发布声明,正式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已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

另外一件对美团意义重大的交易也是发生在晚上。2018年4月3日晚上,摩拜单车召开股东大会,在晚上11点投票通过美团点评以27亿美元估值拿下摩拜单车的计划。

王兴也在等待这个结果,在凌晨,他在饭否网发信息称,“摩拜是少有的真正的中国原创,是难得的有设计感的品牌,有着巨大的社会价值,将和美团一起开创更辉煌的未来。”

甚至在美团上市后,王兴还经常把面试安排在晚上。比如,2019年4月19日的晚上11点,王兴还在饭否上发文说,“出发。好久没这么晚去面试了。”

作为王兴在美团之前的一个创业项目,饭否曾经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人称“微博鼻祖”。2009年7月,饭否被关闭,2010年又被重新开放,然而,此时王兴已经将精力聚焦在美团上了。

不过王兴并没有放弃饭否,在饭否上,他几乎每天都发布动态,这里几乎成了他思考问题、表达自我,甚至与自己对话的空间,也成为外界了解王兴的一个窗口。

2017年12月,在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京东创始人刘强东与美团王兴共同举办的“东兴”饭局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作为当时的主角之一,王兴在饭否上写道,自己是大半夜才赶到乌镇会场的。

勤奋的同时,王兴在工作和生活上也在注重另外一个词:效率。

在美团,为了方便和他人交流,王兴和高管团队一度都没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而是与普通员工坐在一起。

在出差时,王兴一度只住经济型酒店,坐飞机也只乘经济舱,为了不占用工作时间,高管们开会也常安排在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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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和思考的习惯

对创业者而言,勤奋是一个标配,但不是所有创业者都爱读书、爱思考。

王健林和马云曾经作客央视的《对话》节目,主持人陈伟鸿问马云,“还读书吗?”马云说,自己很久没读书了。“很多人批评我和马化腾没有文化,因为我和马化腾的办公室从来不放书。”马云说。

王兴的父亲是福建龙岩市一家水泥厂的大股东,他喜欢读书,鼓励儿女博览群书。

王兴说,在读大学之前,他没有离开过福建,去美国读书之前没有出过国,而他获取知识的途径就是读书,“家里的书,学校的书,图书馆的书,同学们借的书,爸爸、奶奶定的报纸、杂志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据说王兴有3个Kindle,家中还有一面墙的书架。他曾经对王慧文说,自己已经看了其中一半的书。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兴还提到,他时刻都处在适度焦虑中,而看书是一个很好的缓解焦虑的办法。王兴自己非常喜欢看历史书,比如《人类简史》,“看到生命、人类的出现,你会觉得在这么长的时间维度里你碰到的所有事情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王兴拥有极强的耐心和好奇心,对世界有着强烈的探索欲。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曾经谈到了一个案例,美团刚成立时,极客公园对王兴做了一个采访。当时记者背了一个新款的背包,王兴充满好奇地花了两三分钟把背包的各种功能和设计研究了一遍,之后才坐下来接受采访。

王兴说,自己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他曾经玩过一个叫《文明》的游戏,发现MMORPG里的玩家分为四类,一个是探索型,一个是成就型,一个是毁灭型,一个是社交型。他总结说,自己是探索型的玩家。

在互联网大佬中,王兴也以善于思考著称。

1997年,王兴刚考入清华大学的时候,有人组织同乡会聚餐,按照惯例,除了一起吃饭,还有个例行的节目是新生向老生提问题,而且必须回答。于是王兴非常严肃地问他们,你们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让所有人呆住了,最后王兴的姐姐告诉他,“这个问题应该边走边想”。

多年以后,王兴回忆认为,这个问题对他启发很大,“可能你直到最后终点才会看到答案的东西,从这个角度,就我个人而言,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王兴什么最强?思考能力最强。王兴最爱干什么?思考。”被誉为“中关村第一才女”的梁宁这样评价王兴,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也评价王兴是一台深度学习的机器。

王兴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多数人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愿意做任何事情。”显然王兴认为自己是少数人。王兴常说,为了执行上的懒惰,愿意做战略上的任何勤奋。

王兴的思考的目标不仅仅是人生这样的宏大命题,也包括指导自己的创业。实际上美团的出现就是王兴思考的产物。

2010年,在饭否被关闭之后,再一次创业的王兴开始寻找新的创业方向,为此他总结出了“四纵三横论”,“四纵”指互联网用户需求的发展方向,获取信息、沟通互动、娱乐和商务;“三横”是指,搜索、社会化网络、移动互联网等互联网技术变革的方向。王兴认为,每个纵横的交叉点都会爆发出巨大的机会,

经过认真分析,王兴选择了移动互联网与商务的交差点,开始做团购。

而美团进军打车同样是王兴思考之后的结论。

王兴后来提到,他决定进军打车是是受到一本名为《资源革命》的书影响,“这本书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我们过去几年做美团网以及看互联网的很多事情。”

“一辆车生产出来后, 95% 的时间被放在那里,只有 5% 在行驶,这 5% 里面再细分,只有 2.5% 是正常速度驾驶的,另外 0.8% 是在找停车位,还有0.5% 是堵在路上。”王兴认为,他做打车的业务是出于资源使用效率的考虑。如果这些汽车能够被使用起来,将会创造很大的价值,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层面能够改变车的使用模式,减少对资源的消耗。

由于业务扩张迅速,边界不断的增加,王兴也不断改变美团的架构,迄今为止已经改变过五次。可以看出,随着边界的扩展,美团机构调整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

至于外界对美团业务边界在争论,王兴并不是很关心,他曾经提到,对于边界和竞争,有一本名为《有限与无限的游戏》的书对他很有影响。书中写到,“有限游戏在边界内玩,无限游戏却是在和边界,也就是和“规则”玩,探索改变边界本身。”

在这本书的最后,王兴发现作者其实给出了一个答案,“实际上只有一个无限游戏,那就是你的人生,死亡是不可逾越的边界。与之相比,其他的边界并不是那么重要。”

对他而言,这本书的启发就是,业务竞争没有什么真正的终局,“终局本来是下棋的术语,可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棋盘还在不断扩大。”

3

价值1万亿美元的耐心

王兴也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美团上线9年后,美团一直没有实现盈利,而且亏损还在加大。

财报显示,2018年2018年美团实现营业收入652.3亿元人民币,在排除优先股等特殊会计处理后,经调整的亏损净额为85.2亿元。不完全统计,仅过去四年里,美团合计亏掉了1508亿元,调整会计准则后,这个数字依然高达227亿元。

面对长期的亏损,王兴并不着急,相反美团在还在新的领域烧钱。

在出行领域,美团一方面投入重金和滴滴进行打车和外卖大战,另一方面还以28亿美金的价格收购了摩拜单车这个烧钱大户。带来的后果是2018年摩拜和网约车业务给美团新增了81亿元总成本,单是摩拜,就为美团带来了45.5亿元亏损。

“如果不开拓新业务,我们可以在一年之后规模盈利”。王兴表示,短期盈利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标是亚马逊,为此美团有长期亏损的耐心。

耐心曾经让美团赢得了团购的战争,在对手烧钱的时候,美团稳扎稳打,等到熬死了所有的对手。王兴自己也承认:“确实团购的事情不是我们打赢的,不是我们打倒了对手,是他们自己绊倒的。”

而现在的美团各个业务的机会很大,面临的对手也比那个时候强大的多,滴滴、携程、阿里都是各自领域实力雄厚的龙头老大。

以阿里为例,王兴认为,美团和阿里的竞争会长期存在,“AT(阿里、腾讯)还会比现在大很多,它们会繁荣很长时间。”

不过他认为美团有机会成为和A、T一个量级的公司,“因为我们创造的价值足够多,餐饮、旅游、到店综合品类每个领域都可以值几百亿美元。”

但前提是,美团需要足够多的时间,至少五到十年。

美团在一级市场吸纳进来的投资者对于王兴也相当宽容。

在2018年,《 吴晓波频道 》推出的一个专题节目“十年二十人”中,吴晓波问沈南鹏,哪个是你做梦都会想到的投资案例,沈南鹏的答案是美团。他说,“我们所谈论的是吃、行,以及所有生活服务,这是一个规模达1万亿美元的市场。如果你是市场主导者,无疑价值巨大。”

但相比之下,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更加现实和没有耐心。美团登陆港股以来,股价持续走低;有耐心的王兴需要设法给二级市场以持续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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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店失色

2018年初,趣店CEO罗敏在“我是罗敏”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一篇名为《我们的目标:一家千亿美金的公司》的文章,他称未来趣店要成为一家市值1000亿美元、拥有团队超过10000人的公司。

罗敏说这话的时候,趣店的市值在50亿美元左右,而一年后的今天,再审视这句话的时候,趣店的市值徘徊在20亿美元。相比一年前,罗敏和趣店离当时的目标更远了。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月5日,趣店股价收于6.09美元/股,趣店最新市值仅为17.8亿美元,较上市之初的百亿美元蒸发了超八成。

过去的2018年,趣店经历了不平静的一年,一方面由于监管政策收紧和市场形势发生变化,主营的消费金融业务生存空间收窄。

去年11月发布的2018年Q3财报显示,趣店“收获”了上市以来首个总收入环比下降的财报,当季度趣店总收入19.3亿元人民币(2.8亿美元),环比下降14%。在用户人数上,Q3财报也显示,趣店的活跃借款人数量同比大幅度下降,从2017年同期的630万人减少22.2%至490万人。

另一方面,在2018年,趣店旗下多个孵化项目的失利让这家公司走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去年底,一个月内三次裁员风波让趣店又开始从内部撕裂,随着趣店被离职员工讨伐,趣店内部的团队管理、企业文化等诸多问题也逐渐被暴露在公众视野中。

在某种程度上,趣店面临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其创始人独特的性格和经历加上神奇的创业风口和资本的猛烈助推,让一个稚嫩的企业短时间内被催熟,但当它要告别草莽期时,补课成为一个不得不面临的课题。

近期全天候科技作者加入了一个趣店的离职员工群,并与他们中的多位深入聊了聊。他们曾在不同的时期任职于趣店的不同部门,有的人已经离开了半年,有的人才刚刚离职。

过去一年,除了监管趋严导致的行业性业务收缩,趣店这家一度惊艳资本市场的明星公司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离职员工从自己的视角分享了趣店过去一年的经历和变化。

为避免偏颇,我们曾尝试与趣店沟通,但截至发稿时为止,尚未收到对方回应。

1

大白汽车“败局”

2018年的12月的一天,管培生王超离开了趣店,彼时,趣店正陷入裁员和搬迁的漩涡之中。据媒体报道,一天之内,有200位管培生离职,经过激烈交涉,趣店同意了“N+6.5”的补偿协议。

作为“N+6.5”补偿的受益者之一,连带着前一个月的工资,王超离职时拿到了8.5万元。对于趣店来说,对被裁管培生付出的高额赔偿只是趣店旗下大白汽车项目在2018年付出的惨重代价的一小部分。

2017年11月,王超加入大白汽车时,完全没有想到未来会经历什么。为了大白汽车项目,趣店前后总共招募了大概660人左右,王超和其他几十个人作是第三批管培生进入趣店,“前三批管培生数量还比较少,每批只有几个人,几十个人。”王超透露,后面几批入职的管培生数量迅猛增加,每次都在百人以上。

王超能感受到,为了大白汽车这个项目,趣店是花了大力气的。“据HR说,这660人是从全国一万多人里挑出来的”,他提到,这些管培生中,最差的学历也是211高校毕业的本科生,其中有不少985的硕士。为了吸引人才,趣店曾给管培生们开出了很有吸引力的薪水,承诺每月1万元无责底薪,每年18薪。

支撑大手笔投入的是趣店创始人罗敏对大白汽车的信心和期待,作为罗敏亲自带队孵化出来的项目,趣店希望大白汽车能成为其跃升千亿美元市值的发动机。

那些已经离职的员工还清楚地记得,在2018趣店公司年会上罗敏夸下的“海口”——大白汽车在2018年将卖出10万辆车,成为全国汽车零售的TOP5,再过几年,大白汽车的年销量将达到200万辆,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零售商。

罗敏在趣店2018年会上讲话

在大白汽车项目上,趣店延续了一贯快速布局的作风,从2017年10月31日第一家大白汽车门店在厦门落地,两个月之内就在全国开出了175家门店。

实际上,在最初的设想中,大白汽车规划的远远不止175家门店,“最早趣店计划开设5000家门店,后来调整到2000家,再到500家,最终(2018年2月份时调整到)175家直营门店。”趣店离职员工周四维透露。

不过另一个2015年就加入趣店的员工胡中闵则否认了存在最开始有5000家门店的计划,“不可能有那么多”,他表示大白汽车用的都是趣店的流量,当时用后台数据跑了一下,发现几百名之后的门店就没什么流量了,因此开始最规划的是五六百家门店,后来缩减到175家。

作为实现销售10万辆汽车的生力军,660名管培生被派往全国175家门店,王超被分配到了山东一个三线城市的门店。

“当时不光是趣店的高层对于大白汽车信心满满,管培生们也都想大干一场”,前趣店管培生李默称。

从当时来看,大白汽车确实是天时地利人和兼具:就“天时”来说,大白汽车项目站在风口上,项目推出前后,市场上出现了弹个车、毛豆新车等一批类似主打汽车融资租赁模式的新车商;从地利上看,大白汽车深耕三、四线小镇青年,开辟空白市场;“人和”角度而言,大白汽车招聘了一批高学历的管培生,不论是学习能力还是执行能力都极强。

在看似万事俱备的情况下,大白汽车扬帆起航。

但是事情却没有按照预期的那样顺利进行,问题逐渐一个个地暴露出来。

第一个暴露出的就是团队专业度问题。一位趣店离职员工称,大白汽车最开始是趣店创始人罗敏带队,后来由高级副总裁许龙负责,问题是这两个人都不是汽车行业出身的资深人士。

“项目启动之初,高管们原话:我们很简单,我有钱,他有车,我们买来进行分期”,周四维认为,“可是他们不知道汽车相关的太多了,保险,客服,车务,采购等等一系列的部门都没有(专业人士),赶鸭子上架,都是从0开始的摸索。”

在大白汽车项目刚对外披露时,外界就质疑趣店低估了汽车金融的门槛。周四维认为,整个项目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高管们低估了汽车行业的专业性,趣店没有也并不重视培养这种产业基因,“没有行业积累的互联网人,怎么玩的过资深汽车人?”

在一次与媒体的沟通会上,罗敏曾透露,大白汽车的采购是他自己亲自来做的。实际上在大白汽车之前,2013年罗敏曾经有过短暂的汽车团购的创业经验,与4S店合作卖豪车,除了这段半途而废的创业经历之外,罗敏似乎并没有其他的汽车行业从业经历。

不仅是高层缺乏行业经验,李默认为大白汽车整个团队在这个领域都是小白,660多名管培生,要么没有工作经验,要么来自各行各业,“以前做文员的,做编辑的,做教练的,现在去卖车”。他透露,在入职大白汽车之初,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招聘助理,“看了一两百份简历,只发现一个人是汽车相关行业出身,后来负责零采(零时采购)业务。”

“我也不懂老板是怎么想的,是请不到还是怎么样?”胡中闵对此也表示了短暂的疑惑。但很快他开始为大白汽车辩解:“传统行业术业有专攻,但互联网的路子是通的,无非是产品变了,卖车和卖手机都是一样的。”他认为罗敏希望从公司内部培养这些人才,“专业的人无非经验多点,少走一些弯路,但是有NB的人未必就一定能做成,而且还要考虑包括适应公司的节奏。”

缺少汽车行业的经验,加上趣店有自己的想法,大白汽车在很多地方都和行业规则背道而驰:比如说门店选择在商场附近,而不是地价便宜的郊区,销售人员也不像传统4S店那样西装革履。

按照许龙的说法,大白汽车希望让用户买车和买部手机一样方便,“带着女朋友在旁边吃个火锅,顺便就可以把车买了。”但是一位汽车行业人士认为,这种想法有点异想天开,即便是消费分期,汽车也是接近10万元的耐用品,不可能有太多的冲动消费。

另外,2018年8月,支付宝和趣店宣布“分手”,这给大白汽车沉重打击。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蚂蚁金服趣店的合作到期后,终止与后者的战略合作关系,趣店方面也承认,双方确认合作在8月到期后不再续签。

虽然趣店CFO杨家康在趣店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终止与蚂蚁金服的合作对公司的运营没有实质的影响。但是王超和李默认为,这是趣店嘴硬。

“趣店和支付宝合作的时候,预约量很大,一个月2-3万的预约量”,李默提到,后来有时候半个月都没有人上门。

在王超的印象里,原先一家店一天有二、三十条线索,后来变成一个月有二、三十条线索了,再后来只留一家省级店的时候,线索也能用完。断了线索来源之后,大白汽车自己也想了很多办法,发过传单,也想过和车商、汽贸城、驾校合作,但都没有带来转机。

实际上大白汽车熄火的苗头在去年二季度已经出现,在2018年Q2财报中,趣店将2018年设定的销售目标从10万辆下调为2万5千到3万辆。

在大白汽车内部,团队也开始分崩离析。王超称,“队长”从开始的罗敏变成许龙,再后来许龙也开始调到了新的项目上,之后30多个项目负责人基本上走的只剩下了一个人。而底层员工们也开始惶恐不安起来,“当时内部传出大白汽车要被放弃、变卖的声音”,王超表示,大家心里也清楚大白不行了。

大白汽车陆续开始了闭店动作,开始是关闭半年以来不赚钱的门店,后来则是关闭流量较少的B级店,到最后关店动作变得更大,开始一刀切,只留下省级门店和部分流量大的门店,剩下的不管赚不赚钱都砍掉。

李默很不能理解的是,在被关掉的门店里,有些明明还是赚钱的,“我很清楚我待过的某个店,一个月至少能赚20万”。

经过大规模的关店,到了2018年9月,大白汽车从179家线下店缩减至40多家左右。据李默了解,这些剩下的门店现在也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大白汽车的名声坏了,基本上没有翻身的希望了。”他说。

2

“拥抱变化”的B面

在趣店官网,“快”是写在企业文化当中的,它的另一种表述叫拥抱变化。

拥抱变化是罗敏的创业特质和标签,横贯他十几年创业生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趣店成功的原因。但是多快算快?这个度,可能没人说得清楚。

即便在趣店员工心目中,拥抱变化这个词也是充满争议的,并不是每个趣店的员工都真的完全认同这种文化。

起码李默就认为,拥抱变化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朝令夕改,“好听点来说是快速决策、快速执行、快速纠正,不好听的说法就是拍脑袋决策。”

“今天刚和BD谈好的合作说变就变了,今天制定的一套金融方案明天就变了,今天说这种车型可以采购,明天就采购不了了”,李默认为,所谓的拥抱变化也要为在大白汽车的失利承担一定的责任——由于变化太多,合作方经常会觉得大白汽车不靠谱。

在大白汽车项目上,拥抱变化的另一个体现是管培生们每两到三个月就会调动一次。大白汽车实行的是一种叫“赛季”的制度,一般两到三个月为一个赛季,对所有人进行考核。排名好的调到业绩好的地区门店,排名差的调到业绩差的地区门店。

但是一位前管培生表示,赛季制度的弊端也很明显——一个员工刚呆两个月对当地熟悉了就要调走了。

快、拥抱变化的文化渗透在趣店和趣店孵化的各个产品上,除了大白汽车,在趣店后来孵化的“唯谱家”、“趣学习”,“相同”等诸多项目上都得到了体现。

在离开大白汽车之后,李默曾经调任到“唯谱家”干过一段时间,作为定位为高端家政的项目,李默认为,“唯谱家”这个产品粗糙的令人惊讶。

在阿姨招募环节,趣店选择了走捷径。“传统高端家政公司都是从东北、四川寻找阿姨,经过半年到一年的培训之后才输出到北京”,李默说,“唯谱家”没有这样的耐心,采取的捷径是做二道贩子,“有一段时间我的工作就是从工商系统导出家政公司的电话,然后疯狂打电话,让这些公司介绍阿姨。”

管培生不仅参与招募阿姨,还参与对阿姨的面试,“像我这样刚对家政行业了解一天的人,就让面试阿姨。”他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

招到阿姨之后,下一步要进行培训。传统家政公司半年到一年的培训,在这里被缩水到一个月。关于培训的效果,李默举了一个例子,高端家政公司要求阿姨会做西餐,其中煎牛排是一个难点,一般都会进行严格而细致的培训,而在“唯谱家”的课程表里,留给阿姨们学习这门技术的时间很短,“看讲师演示一遍,自己做两遍就算培训完了”。

对于这些普遍只有小学文化的阿姨到底最后有没有学会煎牛排,李默很怀疑,他也没有机会验证这一点——至少他待在“唯谱家”的那时间里,没有看到有顾客成交的案例。

大白汽车、唯谱家、趣学习、相同,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项目以惊人的速度成立,然后又以惊人的速度被抛弃。

另一位趣店离职员工认为,趣店不一定做不成这些事情,但是很多项目需要行业积累,趣店放弃的太快了,“汽车、家政行业需要挖三米的井才能见到水,趣店才挖一米就放弃了。”

“我们在业务上拥有的是C罗级别的转身速度”,罗敏也以此为傲,他称,趣店时刻准备着做一些新项目,公司里面,永远都在测试三、五个项目,凡是能跟互联网相结合、高成长率的项目都在做测试。在他看来,“创业是孤独的,这种孤独在于,创业永远在不停做产品,不停的放弃产品,然后重新做新的产品。”

和管培生们不同,早年和罗敏一起并肩“打过仗”的老员工对于趣店的作风更多的是报以理解的态度。

和罗敏一起经历过趣店从大学生市场转型的胡中闵认为,变化既是趣店的常态也是整个互联网的常态,“互联网这个行业,今天可能你第一,明天你就死了”,他认为互联网是是迭代很快的行业,不能按照常人的思维来理解。

2015年到2016年趣店经历了一场大转型,多年之后依然让罗敏和趣店的老员工们感到心悸,当时校园金融业务被监管部门禁止,趣店匆忙宣布退出校园分期购物业务。

胡中闵认为这次经历给趣店的教训太深了,如果当时还继续坚持做校园市场的话,趣店早就死了,就不会有后来了,“没人想变,但是市场逼得你必须变,不变,日子就变得难过。”所以趣店一直有危机感,不断尝试其他的项目,给自己找更多的壁垒,尝试了不一定能成,但不尝试一定不成。

“大白汽车的管培生们来的时候趣店的业务都比较稳定了,没有经历过那段阵痛时期”,胡中闵觉得,“他们没有经历过趣店转型的痛苦,放弃自己的强项业务,从一个只有一家竞争对手的赛道到有N多有大公司的赛道。”

“但我们这去了几年的可能会理解”,他说,不变就等死。

如今趣店依旧在快速试错的路上狂奔,全天候科技从多位接近趣店的人士处获悉,趣店现在正在做高端红酒进出口和奢侈品租赁。后者据说定位为“高端唯品会”,目前正在想法设法采购名包的阶段,“很多专柜对于买包是有数量限制的,他们现在做法就是找尽可能多的人去买包”。

不过对于这些项目,员工对前景存疑。“我想不通趣店这种口碑的公司,为何偏偏要做要好口碑才能做好的事情。”一位了解这些项目的人士感慨。

3

管理之殇

2018年1月初,网络在线答题正火爆网络,罗敏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趣店旗下大白汽车以1亿元广告费赞助映客旗下的“芝士超人”。

根据一位映客人士透露,这一个亿的谈判过程只有一个通宵。面对别人的惊叹,罗敏表现镇定,表示只是“正常广告投放”。

“保守估计,通过这样的渠道,1亿投放可以获得约500万用户,这个量级可能是传统投放渠道的10倍。”在之后的媒体采访中,罗敏认为这次投放很划算。

王超和李默的感受是,大白汽车的亿元广告费实际上只是听了响,对用户拉新基本没什么帮助。

出手大方,敢拿重金砸市场,是外界对罗敏和趣店的印象。

在趣店孵化的各个项目上,出手阔绰也是常态。李默举例称,在“唯谱家”项目上,为了让家政公司介绍阿姨,趣店给出了高额的中介费,介绍一个阿姨给四、五千元,他见过最高的甚至高达九千。李默感慨,“介绍一个阿姨赚的中介费快赶上我们一个月工资了。”

为了推广项目打开市场,“唯谱家”也曾不计成本地赞助一些高端小区物业的活动,“一个200平方米的场地租一回多少钱,任由对方开,五千?行,一万?行,两万?也行。”

一个离职员工认为,不光是大白汽车和“唯谱家”,在很多后来失败的项目上,趣店都花了很多的钱,但新的项目仍旧继续,“趣店不差这个钱”。

公开报道显示,罗敏出生寒门,据说在创业之前一度生活拮据,他很喜欢玩游戏,但是一直买不起电脑,直到大四才舍得花1800元从同学手中买下一台二手电脑。

但是对趣店的很多员工来说,他们很难将这段经历和现在的罗敏结合起来。

一位趣店离职员工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罗敏曾经在北京约了周末和人踢足球,工作日就从趣店全国员工中挑选了一批会踢球的员工飞到北京,陪他踢球,第二天再让这些人飞回去上班。“这是真事,还不止一次。”

在离职员工眼里,趣店对待员工也很大方,除了用18万高额年薪雇佣管培生和以百万年薪招聘18名90后CEO助理之外,大白汽车各地招聘的普通店员的薪资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一般城市招聘的底薪是7000元左右,外加提成,其他城市也能给出四、五千的底薪”,李默称,这种薪资水平远超当地平均薪资水平。

除了薪资之外,趣店在吃住行福利方面都让员工感到满意:每个管培生每个月有1000到1500元的餐补,出差住酒店公司可以报销,出差的动车票和飞机票都可以报销。

2018年2月,趣店集团在厦门举行上市后的第一次公司年会,近两千名趣店员工从全国各地飞抵厦门,三天的年会过后,他们拿着公司为他们买好的机票飞回家乡过年。

这种大方也催生了资源浪费。以打车为例,李默提到,大白汽车在前期对于员工打车没有任何额度上的限制,只要有车票都可以报销,不限地点、不限时间。“按照老大的说法,就是你能打车过去就别坐公交”。李默在厦门工作期间,打车多的时候甚至一天能花四、五百块钱打车费。

到了后期,财务对员工打车报销的要求稍微严格了一些,要求他们提供打车时间和打车原因,“但也不怎么查,只要不是太嚣张就行”,李默称。

王超提到,趣店招募的660位管培生除了职务不同,在级别上都一样,薪资也一样。“大家谁也不服谁。”王超表示,在前期大白汽车项目刚起来,大家都很忙的时候,管理的问题还不明显。但随着后期由于项目进展不顺,开始闲下来的时候,内部矛盾就可以出现,开始争夺个人利益,内部八卦不断。

这些问题,员工们不是不想反映,多位离职员工都表示,他们很少能有机会见到罗敏。“我了解罗敏也都是从网络上看到的”其中一位离职员工说。

一位离职员工表示,自己从大白汽车离职之后,曾想和趣店的某高层提一下意见,结果发现自己的微信已经被拉黑了,后来才知道,这位高管拉黑了所有离职的员工。

4

争议中的趣店和罗敏

以校园贷起家的趣店在经历了短短三年的发展之后成功上市,成为一个市值几十亿美元的公司。这家暴富的公司也一度深陷舆论漩涡之中。

在离职的员工中,他们对于趣店的看法复杂而多样——有人希望趣店变好,并且认为趣店值得变好,而有人认为,趣店未来已经不值得期待了。

趣店的离职员工对罗敏的评价也呈现出两极化:有人认为罗敏是个暴发户、土豪,没文化。也有人认为,罗敏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不过无论在员工还是投资人眼里,罗敏的长处和短板都表现的同样明显。

大多数人对于罗敏的执行力表示佩服。蓝驰创投合伙人朱天宇给罗敏的评价是,“罗敏就像个“猛张飞”,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执行力很强。”罗敏的另一位贵人,梅花创投创始人吴世春也提到,罗敏的优势是自己看到别人怎么做,就能爆发出快速的执行力和响应能力,把它快速落地。即便是离职或者被裁的员工们在提到罗敏时,也赞叹他对风口的把握,总能踩准节点。

但罗敏的短板也很明显,也有人认为,趣店之所以在各个项目上轮流转,但很少成功,关键原因还是太过投机和浮躁。

吴世春曾指出,罗敏对于很多问题思考的不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没有想透别人为什么这么做。“你能领先一步,但是你不能保证后面三四步还能继续领先下去。”

“趣店要走的更远,罗敏要反思很多东西”,一位前趣店人士认为。

罗敏曾在媒体采访时提到,自己性格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改变,善于自我否定,“我自认为是个吕蒙式的人,而且每三个月我都会变个样”,他认为,“所谓成长,就是要不断与自己的过去为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超、李默、周四维、胡中闵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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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每次暴富的总是别人?

多年之后,知乎用户“小竹子”已经不敢回顾当初自己提的那个问题了。

在那一瞬间,无数世人所梦寐以求的财富自由之路就在她的脚下,她却犹犹豫豫地绕开了,最终追悔莫及。

故事要从2011年12月21日说起,当时的小竹子还在北京一所大学读大三,手里攒了6000元钱打算做点投资,由于没有投资经验,于是想到网上问问。

那天中午,她在知乎提了一个问题,“大三的学生,手头有6000元钱,想要做些小投资赚点儿钱,有什么好建议么?”

在问题发布的当天,小竹子收到了三个答案,其中一个名为blockchain的ID写下了自己的建议:“买比特币,保存好钱包文件,然后忘掉你有过6000元这回事,五年后再看看。”

人生的戏剧性此时显露无疑,多年以后,小竹子才意识到这个答案的价值。

但是她显然没有把blockchain的建议当成一回事,只是觉得比特币挺新奇,“比特币还真不太了解,仔细研究看看,感觉这个以后会火,希望不要衰得碰到黑客什么的。”最终,她还是决定保险点儿,去银行的金融超市进行理财投资。

按照小竹子后来的说法,这笔钱最终并没有产生任何投资收益,她用这笔钱进行了一次到杭州的旅行,实际上旅游的过程也并不愉快。

后来的故事,外界都知道了,她放弃的是一个价值数千万的答案,有人算过,如果按照比特币高点时的价格,小竹子当时的6000元后来应该能升值到3000万元人民币。

但是现实中不存在如果,现实中的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每天和开发撕逼、跟运营吵架、与设计互怼。她依旧在追求财富自由,但前路漫漫,希望渺茫。

在这个时代,财富自由是一个有魔力的词汇。媒体上、社交网络上不断冒出一夜暴富的新闻刺激着每个人的心脏,似乎人人都渴望“35岁退休”。

但是如何能够实现财富自由?这个答案既清晰又模糊。

清晰的是,财富自由的路径大部分人都见过,最近几年,区块链、网贷、下沉市场都是财富效应最集中的几个领域,得益于币市火热或者IPO,很多籍籍无名的人忽然一夜暴富,让外人羡慕不已。

模糊的是,即便身处这些领域,大部分人最终与财富自由无缘,甚至谈不上赚到钱。人人都想成为少数人,但难于上青天。

1

区块链的赢家和输家

在前媒体同行眼里,付文不是最顶尖的记者,但是从媒体记者到区块链创业者的身份转换中,他确实是少数成功的佼佼者之一。

如何界定一个创业者是否成功?这是一个大而空的问题,但是也有朴实而简单的衡量标准:赚了多少钱?

和付文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在区块链领域赚了很多钱,但具体数字是个迷,付文自己也不愿意透露。很多和付文同时期一起跑口的记者们第一次意识到付文发了大财,源自一次偶然的相遇,他邀请前媒体同行们“到我的游艇上坐坐”。这成为他个人财富的惊鸿一瞥。

在前同行的印象里,付文个性沉稳,并不是那种赚了钱就嚣张的创业者,买游艇这种事似乎并不符合他一贯的人设,“这说明他赚的钱确实太多了。”有人私下认为。

作为一个昂贵但不实用的交通工具,拥有游艇不仅意味着有钱,更重要的是有闲。按照民间对富人的财富判断标准,游艇是富人排在名表、跑车、别墅、私人飞机之后才会进行的消费。

作为与付文相熟的媒体同行,何亮对付文能从区块链中赚到大钱这个事并不感到意外。

“机会会留给那些敢于向前走的人”何亮认为,勇敢和判断力是更强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他是佩服付文的,他觉得这也是付文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

和很多科班出身的记者不一样,付文大学读的是金融学专业,在进入媒体之前,曾经在券商和私募公司做交易员。2013年比特币的暴涨暴跌让他第一次认识了比特币,在大部分人将比特币视为洪水猛兽的时候,付文大胆买入,开始了自己的炒币生涯。

2015年,当大部分人对区块链的概念还闻所未闻的时候,付文从他供职多年的一家财经媒体离职了,他做了一个区块链自媒体。“那个时候大多数记者还在死盯着P2P跑,我们只是知道比特币和区块链这两个名词而已,他就敢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出来做。”何亮感叹,这个就是勇敢。

据何亮了解,付文在刚创业的时候,拿到过一笔投资,“也就百八十万,最多两百万,如果给我这点钱让我做一个公司我是不敢下手的”,他说,但是付文敢。这份魄力让何亮感到服气。

付文一开始就意识到区块链自媒体的局限,于是将目标放在了交易领域,“其实当时并不想做媒体,想做一个区块链众筹平台”,但是他发现时机并不成熟,还是决定从自己熟悉的媒体做起。在媒体之外,付文还将业务拓展到了投资和技术落地上。

等到很多记者发现区块链行业的机会,投身到区块链行业时已经是2018年初了,这个时候付文反而劝自己的前同行们不要做区块链媒体了,“区块链媒体没有门槛,盈利的模式很单一,很难发展壮大。”他说。

事实证明付文的判断是对的。在2018年下半年,币市低迷导致区块链自媒体行业一蹶不振,付文虽然也遭受了一些损失,但相比那些晚入局的同行,他依然是赢家。

和还坚持在区块链行业等待春天的付文不同,黎东属于那批被区块链寒冬被淘汰的人。

回想起在币圈的一年经历,27岁的黎东觉得堪称魔幻。

一年多以前,他还是深圳某电子厂流水线上打工的一个普通工人,对于农村出身只有中专学历的他来说,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快10年。其中最大的变化不过是打工的公司从一个名字换成另一个名字。

和其他的打工仔相比,黎东性格外向,脑子活络,手脚勤快,能吃苦,是打工者中的活跃分子,和谁都愿意聊几句。有工友曾经介绍他去富士康干,说那里加班多、工资高,但被一位亲戚拦住了。亲戚告诉黎东的父母——富士康名声不好,之前发生过不少员工跳楼。

拦住了黎东的这位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份新的工作——到北京一家区块链媒体上班。黎东不懂什么叫区块链,但那里工资给的高,在深圳一个月只能赚5000元,那边一个月可以给7000元。

有些事情是黎东后来才知道的:他之所以能到这家区块链媒体上班,是因为那个亲戚在这家公司有股份;另外,亲戚介绍黎东来不仅是为了“提拔”自己,也是因为他“便宜”——黎东后来和同事们聊了才知道,在北京区块链行业招人薪资单位都是万。

按照黎东的说法,他的工作就是“打杂”,包括准备各种论坛、峰会活动的物料。这些工作没有技术要求但需要细心负责,老板也不愿意高薪在北京招一个人专门干。黎东还是很感激那位亲戚,毕竟相比在流水线上一站就是10个小时,这里的工作舒服太多了。

但是,由于学历低,他有时候也有点自卑,能模糊地感觉道同事们对他的态度有点怪怪的,只不过大家一般不会当面表现出来。

不过渐渐在币圈混的时间久了,黎东也发现,中专或者高中毕业的90后在这个圈子里并不罕见,很多人从挖矿做起,做比特币“矿工”到参与ICO项目,再到“坐庄”套利ICO项目,一夜暴富的故事不少。

黎东很羡慕这些人,他也想一夜暴富,他认为捷径就是炒币。他和他的同事们都炒。当第一次炒币赚了一些钱之后,黎东发现了新大陆。

为了炒币,有时候一发下来工资,就马上全部拿去炒币,甚至也会借网贷、现金贷,“有时候币的价格涨的很快,一夜就能翻几倍,现金贷放款最快”,对他来说,一旦赚了钱,现金贷的利息都是小意思。

不过2018年年中,他发现,这个圈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冷,公司举办的活动越来越少,自己变得越来越闲,炒的币也被套牢。黎东算了算,自己亏了大概有十来万块钱,基本上相当于来北京的几个月白干了,还搭进去以前的不少积蓄。

为了节省成本,公司开始裁员,从四五十号人变成了二三十号人。虽然老板没有主动和他说过裁员的事情,但去年10月份国庆节后,他主动提了离职,老板没有挽留他。

离开了北京的黎东又回到了深圳,这次他重新找了家厂子上班,他觉得还是在这里上班踏实稳定,“虽然挣得少,好歹稳定些能攒点钱”。

他说自己原本打算瞒着父母偷偷去富士康的,但没想到富士康也在裁员。之前介绍他去富士康的那个工友告诉他,自己被休假到今年3月份了,到时候他自己还能不能去都不好说。

2

失意的网贷人

程风曾经两次以为,他离财富自由只有一厘米。

2011年底,程风从上海一家国内排名靠前的游戏公司的基层运营岗位上离职,原因是觉得这份工作清闲但非常无聊,而且缺乏升职空间。

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家网贷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困惑的他利用搜索引擎搜了半天才搞清楚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不过,到一个不熟悉的小行业和小公司上班,他还是觉得兴趣寥寥。

和一位职场前辈请教之后,程风改变了主意。这位前辈给他灌输了一套螺旋升职理论——先在一个大公司底层镀金,干几年跳到中小公司做中层,然后再跳回大公司做中层。这位前辈告诉他,这是职场上一条便捷的上升途径。

于是,2012年3月,程风以运营主管的身份加入到了那家网贷公司。初来乍到的程风对这家公司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小,加上他总共还不到100人,还不如他上一家公司一个部门的人多。

从名企“纡尊降贵”而来的程风受到了新公司的欢迎,在入职的当天中午,公司的大老板亲自请他在外面吃了一顿饭。

但是程风还是没有留太久,三年后的2015年,他从那家公司离开了,加入上海一家著名的旅游网站。程风这次离开并不是为了实践“螺旋升职”理论,而是对公司和行业都缺乏信心,“总觉得我们在做高利贷,而且外界对和这个行业也有偏见。”

作为前100号的员工,程风当时的期权也不少,但在他心里,期权就如同废纸一张,他完全没想过那家公司还能上市。

直到两年后他意识到自己放弃的是多大的一笔财富。

2017年的一天,他突然看到自己前东家上市的新闻,那个当年请他吃饭的人已经身价百亿,一些核心员工也获得了自己难以想象的账面财富。

眼见互金企业迎来了一大波上市潮,痛定思痛的程风决定重新来过。2017年年末,他又加入了一家主打“AI财富管理”的互金公司。入职前他还专门找公司CEO聊过,了解到公司预计在三年左右上市。

“当时公司的QQ群名字就是美国一个交易所的名字”,程风觉得这次十拿九稳了。和前一家单位相比,程风到这家公司算是平薪加入,但他看重的是期权和上市之后的变现。

人算不如天算。2018年以来,互金行业迎遭遇大整治,加上六、七月份起网贷行业雷潮出现,程风所在的公司迎来至暗时刻,流动性极度紧张。

虽然工资依旧照常在发,但是他听说这是老板自己从家里拿了不少资金来救急。从国内TOP2大学毕业的公司老板开始成宿地睡不着觉,头上也出现了白发。

“其实公司早有转型不做网贷的打算,都已经买了好几个传统金融牌照,但是CEO怕用户流失,打算慢慢转型。”程风觉得很可惜。眼看深陷困境已经半年多了,公司还能坚持多久他心里也没底。

至于期权,这次更加难以指望了。程风意识到,这一次可能又要与他梦寐以求的财富自由告别了。

与第一次得知错失财富自由的焦虑相比,程风现在的心态已经平稳了很多,“和我的几个前同事的遭遇相比,我觉得自己还算幸运。”

2015年,在程风离开那家网贷公司的某一天,忽然发现自己被拉到一个离职员工群里面,里面活跃着很多熟悉的名字,其中就包括李扬。

在那个时候,程风离开后没多久,公司就走了一大批人,其中包括李扬,他拉着几个人成立了一家网贷公司。

对此,程风一点都不感到以外。他和李扬几乎是同时加入这家网贷公司的,李扬曾经透露过自己的父母在老家经营一家小贷公司。所以程风一度怀疑从杭州某互联网巨头出来的李扬来这里上班是为了学习如何开网贷公司,以便继承家里的事业。

在朋友圈和李扬的微博上,程风得知,李扬的公司还拿到过网贷业内大佬的投资,做了好几个现金贷产品,时不时出席各种高端论坛,接受媒体采访,风光无两。

如果现实一直那么发展下去,程风会一直羡慕李扬的。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2018年4月,当时某互金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事件爆发,涉及资金高达600亿元,李扬的公司也牵涉其中。

新闻照片显示,当时李扬的公司外停了大概5辆警车,门外拉起了警戒线,抓了公司老板,疏散了员工,场面十分肃杀。

程风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就在前一天,他还看到李扬在朋友圈晒出了一张和某著名银行大佬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合影。

后来通过新闻他才搞清楚,给李扬的公司投资的大佬就是出事的那家互金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李扬做的那些现金贷产品目标人群都是大学生,记者调查发现,李扬一年就替那个大佬赚了四个亿。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程风再没有看到任何与李扬有关的消息。李扬的微信和微博定格在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那一天。

在互金行业中,李扬并不是个例。根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的数据,自2018年6月网络借贷平台风险集中爆发以来,公安机关立案侦办的网络借贷平台380余个,仅从国外缉捕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就有62人之多。这些人中很多都是曾经的社会精英,但是由于禁不住财富的诱惑而身陷囹圄。

“看到了趋势也不能无所不用其极,被抓了一切都等于零”,程风感叹,李扬的教训给他了当头一棒,现在时长告诫自己追求财富不能太过着急,还是要顺势而为。

3

性格决定财富?

在廉价智能手机和4G网络的共同推动下,过去几年,移动互联网开始前所未有地渗透到所谓的下沉市场中。拼多多、趣头条等瞄准下沉市场的公司席卷广袤的中国低线城市。随着这些公司的快速崛起和上市,它们也批量生产出了许多财富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抓住财富机遇需要的不仅仅是才华和能力,甚至一个人的性格、气质也会成为决定其能不能走到最后的过滤器。

李莉常常在想,如果再给自己一次重来的机会,她会不会改变主意,选择在X头条待下去,直到手里的期权变现?思考到最后,她给自己的答案总是NO。

作为曾经的员工,李莉在2018年的某个晚上失眠了.那一晚,X头条正式在美国上市。在李莉的朋友圈里,庆祝的文字和图片狂刷了一夜,那是她的前同事们在狂欢。

李莉没有理由不感到失落。她知道,在这一夜之后,她和这些坚持到最后的前同事们财富差距已经被拉开了一个档次。 

2018年,拼多多和趣头条分别在美国上市,作为下沉市场的代表,这两家公司的上市在各自公司内部造就了一批新的富豪。以黄峥为例,按照上市开盘价算,黄峥的身价达到100亿美元,成为杭州最富80后。

本来李莉也在这座急速上升的造富火箭中获得一个机会。几年前,李莉刚成为X头条的一名员工,最初她觉得挺满意,毕竟,X头条给开出的薪资在市面上还算有竞争力。

但是没过多久,李莉就对加入这个公司感到后悔,问题的关键出在她与企业文化的不匹配上。

作为一个面向五环外人群的资讯类APP,X头条上充斥着各种标题党的娱乐新闻、婆媳关系、养生健康等内容。在这里“技术没有价值观”被体现的淋漓尽致,五环内的精英们从来看不上这些内容,X头条却用这些内容“喂养”它的用户,利用低线人群贫穷、贪婪、文化水平低等特点,去换取资本市场上的真金白银。

李莉对这些东西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内心充满不屑,拒绝与之为伍。这种内心挣扎让她日渐感到难以承受。在经历过激烈思想斗争之后,李莉选择了离开。

在李莉在X头条的上司王艳看来,公司内部对这种“又黄又暴力”的产品不认可的人不只王莉一个,包括王艳自己。只不过,很多人看在薪水和期权的份上忍了下来。

王艳也动过换工作的心思,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她觉得出去能不能找到一个职位和薪水都差不多的公司是一个疑问,她还是决定选择在这里坚守,并最终如愿以偿。

忍耐让王艳获得了更可观的财富回报。但在李莉看来,错失这一切她虽然遗憾,却并不觉得意外,她更愿意相信“道不同不相为谋”。

4

财富自由的“配方”

每个与财富自由擦肩而过的人,都有过反思:黎东认为自己知识储备不够,程风后悔没有早一点看懂行业发展趋势,李莉则觉得性格让她吃了亏。

他们都认为如果自己能改变自己,那么命运也许会完全不同。

真的是这样吗?

“知识积累、人脉、努力程度、性格只是取得财富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位连续创业者认为,财富自由没有必然的配方。

事实上,当一些造富潮中的冲上巅峰的人被要求分享成功经验时,极少有人能正面给出答案。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隐隐透露出一种不安和焦虑,对于如何取得下一次成功同样感到困惑——没有谁有把握能再赢一次。

在程风的老家,老年人信奉一种说法——人一辈子能赚多少钱是命中注定的,且会有某些征兆。程风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认为“都是事后诸葛亮”。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实现财富自由这件事情似乎充满了神秘性,他也见过不少人明明离暴富只差一步,却始终跨不过去,“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机缘或者运气吧”。

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准备学习点新东西。最近他买了很多人工智能方面的书,打算平时看看。“万一有个馅饼掉到我的头上呢?”,他半开玩笑地说。

他还在寻找下一波的创富机会。

【本文为合作媒体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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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每次暴富的总是别人?

多年之后,知乎用户“小竹子”已经不敢回顾当初自己提的那个问题了。

在那一瞬间,无数世人所梦寐以求的财富自由之路就在她的脚下,她却犹犹豫豫地绕开了,最终追悔莫及。

故事要从2011年12月21日说起,当时的小竹子还在北京一所大学读大三,手里攒了6000元钱打算做点投资,由于没有投资经验,于是想到网上问问。

那天中午,她在知乎提了一个问题,“大三的学生,手头有6000元钱,想要做些小投资赚点儿钱,有什么好建议么?”

在问题发布的当天,小竹子收到了三个答案,其中一个名为blockchain的ID写下了自己的建议:“买比特币,保存好钱包文件,然后忘掉你有过6000元这回事,五年后再看看。”

人生的戏剧性此时显露无疑,多年以后,小竹子才意识到这个答案的价值。

但是她显然没有把blockchain的建议当成一回事,只是觉得比特币挺新奇,“比特币还真不太了解,仔细研究看看,感觉这个以后会火,希望不要衰得碰到黑客什么的。”最终,她还是决定保险点儿,去银行的金融超市进行理财投资。

按照小竹子后来的说法,这笔钱最终并没有产生任何投资收益,她用这笔钱进行了一次到杭州的旅行,实际上旅游的过程也并不愉快。

后来的故事,外界都知道了,她放弃的是一个价值数千万的答案,有人算过,如果按照比特币高点时的价格,小竹子当时的6000元后来应该能升值到3000万元人民币。

但是现实中不存在如果,现实中的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每天和开发撕逼、跟运营吵架、与设计互怼。她依旧在追求财富自由,但前路漫漫,希望渺茫。

在这个时代,财富自由是一个有魔力的词汇。媒体上、社交网络上不断冒出一夜暴富的新闻刺激着每个人的心脏,似乎人人都渴望“35岁退休”。

但是如何能够实现财富自由?这个答案既清晰又模糊。

清晰的是,财富自由的路径大部分人都见过,最近几年,区块链、网贷、下沉市场都是财富效应最集中的几个领域,得益于币市火热或者IPO,很多籍籍无名的人忽然一夜暴富,让外人羡慕不已。

模糊的是,即便身处这些领域,大部分人最终与财富自由无缘,甚至谈不上赚到钱。人人都想成为少数人,但难于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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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的赢家和输家

在前媒体同行眼里,付文不是最顶尖的记者,但是从媒体记者到区块链创业者的身份转换中,他确实是少数成功的佼佼者之一。

如何界定一个创业者是否成功?这是一个大而空的问题,但是也有朴实而简单的衡量标准:赚了多少钱?

和付文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在区块链领域赚了很多钱,但具体数字是个迷,付文自己也不愿意透露。很多和付文同时期一起跑口的记者们第一次意识到付文发了大财,源自一次偶然的相遇,他邀请前媒体同行们“到我的游艇上坐坐”。这成为他个人财富的惊鸿一瞥。

在前同行的印象里,付文个性沉稳,并不是那种赚了钱就嚣张的创业者,买游艇这种事似乎并不符合他一贯的人设,“这说明他赚的钱确实太多了。”有人私下认为。

作为一个昂贵但不实用的交通工具,拥有游艇不仅意味着有钱,更重要的是有闲。按照民间对富人的财富判断标准,游艇是富人排在名表、跑车、别墅、私人飞机之后才会进行的消费。

作为与付文相熟的媒体同行,何亮对付文能从区块链中赚到大钱这个事并不感到意外。

“机会会留给那些敢于向前走的人”何亮认为,勇敢和判断力是更强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他是佩服付文的,他觉得这也是付文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

和很多科班出身的记者不一样,付文大学读的是金融学专业,在进入媒体之前,曾经在券商和私募公司做交易员。2013年比特币的暴涨暴跌让他第一次认识了比特币,在大部分人将比特币视为洪水猛兽的时候,付文大胆买入,开始了自己的炒币生涯。

2015年,当大部分人对区块链的概念还闻所未闻的时候,付文从他供职多年的一家财经媒体离职了,他做了一个区块链自媒体。“那个时候大多数记者还在死盯着P2P跑,我们只是知道比特币和区块链这两个名词而已,他就敢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出来做。”何亮感叹,这个就是勇敢。

据何亮了解,付文在刚创业的时候,拿到过一笔投资,“也就百八十万,最多两百万,如果给我这点钱让我做一个公司我是不敢下手的”,他说,但是付文敢。这份魄力让何亮感到服气。

付文一开始就意识到区块链自媒体的局限,于是将目标放在了交易领域,“其实当时并不想做媒体,想做一个区块链众筹平台”,但是他发现时机并不成熟,还是决定从自己熟悉的媒体做起。在媒体之外,付文还将业务拓展到了投资和技术落地上。

等到很多记者发现区块链行业的机会,投身到区块链行业时已经是2018年初了,这个时候付文反而劝自己的前同行们不要做区块链媒体了,“区块链媒体没有门槛,盈利的模式很单一,很难发展壮大。”他说。

事实证明付文的判断是对的。在2018年下半年,币市低迷导致区块链自媒体行业一蹶不振,付文虽然也遭受了一些损失,但相比那些晚入局的同行,他依然是赢家。

和还坚持在区块链行业等待春天的付文不同,黎东属于那批被区块链寒冬被淘汰的人。

回想起在币圈的一年经历,27岁的黎东觉得堪称魔幻。

一年多以前,他还是深圳某电子厂流水线上打工的一个普通工人,对于农村出身只有中专学历的他来说,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快10年。其中最大的变化不过是打工的公司从一个名字换成另一个名字。

和其他的打工仔相比,黎东性格外向,脑子活络,手脚勤快,能吃苦,是打工者中的活跃分子,和谁都愿意聊几句。有工友曾经介绍他去富士康干,说那里加班多、工资高,但被一位亲戚拦住了。亲戚告诉黎东的父母——富士康名声不好,之前发生过不少员工跳楼。

拦住了黎东的这位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份新的工作——到北京一家区块链媒体上班。黎东不懂什么叫区块链,但那里工资给的高,在深圳一个月只能赚5000元,那边一个月可以给7000元。

有些事情是黎东后来才知道的:他之所以能到这家区块链媒体上班,是因为那个亲戚在这家公司有股份;另外,亲戚介绍黎东来不仅是为了“提拔”自己,也是因为他“便宜”——黎东后来和同事们聊了才知道,在北京区块链行业招人薪资单位都是万。

按照黎东的说法,他的工作就是“打杂”,包括准备各种论坛、峰会活动的物料。这些工作没有技术要求但需要细心负责,老板也不愿意高薪在北京招一个人专门干。黎东还是很感激那位亲戚,毕竟相比在流水线上一站就是10个小时,这里的工作舒服太多了。

但是,由于学历低,他有时候也有点自卑,能模糊地感觉道同事们对他的态度有点怪怪的,只不过大家一般不会当面表现出来。

不过渐渐在币圈混的时间久了,黎东也发现,中专或者高中毕业的90后在这个圈子里并不罕见,很多人从挖矿做起,做比特币“矿工”到参与ICO项目,再到“坐庄”套利ICO项目,一夜暴富的故事不少。

黎东很羡慕这些人,他也想一夜暴富,他认为捷径就是炒币。他和他的同事们都炒。当第一次炒币赚了一些钱之后,黎东发现了新大陆。

为了炒币,有时候一发下来工资,就马上全部拿去炒币,甚至也会借网贷、现金贷,“有时候币的价格涨的很快,一夜就能翻几倍,现金贷放款最快”,对他来说,一旦赚了钱,现金贷的利息都是小意思。

不过2018年年中,他发现,这个圈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冷,公司举办的活动越来越少,自己变得越来越闲,炒的币也被套牢。黎东算了算,自己亏了大概有十来万块钱,基本上相当于来北京的几个月白干了,还搭进去以前的不少积蓄。

为了节省成本,公司开始裁员,从四五十号人变成了二三十号人。虽然老板没有主动和他说过裁员的事情,但去年10月份国庆节后,他主动提了离职,老板没有挽留他。

离开了北京的黎东又回到了深圳,这次他重新找了家厂子上班,他觉得还是在这里上班踏实稳定,“虽然挣得少,好歹稳定些能攒点钱”。

他说自己原本打算瞒着父母偷偷去富士康的,但没想到富士康也在裁员。之前介绍他去富士康的那个工友告诉他,自己被休假到今年3月份了,到时候他自己还能不能去都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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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的网贷人

程风曾经两次以为,他离财富自由只有一厘米。

2011年底,程风从上海一家国内排名靠前的游戏公司的基层运营岗位上离职,原因是觉得这份工作清闲但非常无聊,而且缺乏升职空间。

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家网贷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困惑的他利用搜索引擎搜了半天才搞清楚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不过,到一个不熟悉的小行业和小公司上班,他还是觉得兴趣寥寥。

和一位职场前辈请教之后,程风改变了主意。这位前辈给他灌输了一套螺旋升职理论——先在一个大公司底层镀金,干几年跳到中小公司做中层,然后再跳回大公司做中层。这位前辈告诉他,这是职场上一条便捷的上升途径。

于是,2012年3月,程风以运营主管的身份加入到了那家网贷公司。初来乍到的程风对这家公司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小,加上他总共还不到100人,还不如他上一家公司一个部门的人多。

从名企“纡尊降贵”而来的程风受到了新公司的欢迎,在入职的当天中午,公司的大老板亲自请他在外面吃了一顿饭。

但是程风还是没有留太久,三年后的2015年,他从那家公司离开了,加入上海一家著名的旅游网站。程风这次离开并不是为了实践“螺旋升职”理论,而是对公司和行业都缺乏信心,“总觉得我们在做高利贷,而且外界对和这个行业也有偏见。”

作为前100号的员工,程风当时的期权也不少,但在他心里,期权就如同废纸一张,他完全没想过那家公司还能上市。

直到两年后他意识到自己放弃的是多大的一笔财富。

2017年的一天,他突然看到自己前东家上市的新闻,那个当年请他吃饭的人已经身价百亿,一些核心员工也获得了自己难以想象的账面财富。

眼见互金企业迎来了一大波上市潮,痛定思痛的程风决定重新来过。2017年年末,他又加入了一家主打“AI财富管理”的互金公司。入职前他还专门找公司CEO聊过,了解到公司预计在三年左右上市。

“当时公司的QQ群名字就是美国一个交易所的名字”,程风觉得这次十拿九稳了。和前一家单位相比,程风到这家公司算是平薪加入,但他看重的是期权和上市之后的变现。

人算不如天算。2018年以来,互金行业迎遭遇大整治,加上六、七月份起网贷行业雷潮出现,程风所在的公司迎来至暗时刻,流动性极度紧张。

虽然工资依旧照常在发,但是他听说这是老板自己从家里拿了不少资金来救急。从国内TOP2大学毕业的公司老板开始成宿地睡不着觉,头上也出现了白发。

“其实公司早有转型不做网贷的打算,都已经买了好几个传统金融牌照,但是CEO怕用户流失,打算慢慢转型。”程风觉得很可惜。眼看深陷困境已经半年多了,公司还能坚持多久他心里也没底。

至于期权,这次更加难以指望了。程风意识到,这一次可能又要与他梦寐以求的财富自由告别了。

与第一次得知错失财富自由的焦虑相比,程风现在的心态已经平稳了很多,“和我的几个前同事的遭遇相比,我觉得自己还算幸运。”

2015年,在程风离开那家网贷公司的某一天,忽然发现自己被拉到一个离职员工群里面,里面活跃着很多熟悉的名字,其中就包括李扬。

在那个时候,程风离开后没多久,公司就走了一大批人,其中包括李扬,他拉着几个人成立了一家网贷公司。

对此,程风一点都不感到以外。他和李扬几乎是同时加入这家网贷公司的,李扬曾经透露过自己的父母在老家经营一家小贷公司。所以程风一度怀疑从杭州某互联网巨头出来的李扬来这里上班是为了学习如何开网贷公司,以便继承家里的事业。

在朋友圈和李扬的微博上,程风得知,李扬的公司还拿到过网贷业内大佬的投资,做了好几个现金贷产品,时不时出席各种高端论坛,接受媒体采访,风光无两。

如果现实一直那么发展下去,程风会一直羡慕李扬的。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2018年4月,当时某互金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事件爆发,涉及资金高达600亿元,李扬的公司也牵涉其中。

新闻照片显示,当时李扬的公司外停了大概5辆警车,门外拉起了警戒线,抓了公司老板,疏散了员工,场面十分肃杀。

程风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就在前一天,他还看到李扬在朋友圈晒出了一张和某著名银行大佬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合影。

后来通过新闻他才搞清楚,给李扬的公司投资的大佬就是出事的那家互金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李扬做的那些现金贷产品目标人群都是大学生,记者调查发现,李扬一年就替那个大佬赚了四个亿。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程风再没有看到任何与李扬有关的消息。李扬的微信和微博定格在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那一天。

在互金行业中,李扬并不是个例。根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的数据,自2018年6月网络借贷平台风险集中爆发以来,公安机关立案侦办的网络借贷平台380余个,仅从国外缉捕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就有62人之多。这些人中很多都是曾经的社会精英,但是由于禁不住财富的诱惑而身陷囹圄。

“看到了趋势也不能无所不用其极,被抓了一切都等于零”,程风感叹,李扬的教训给他了当头一棒,现在时长告诫自己追求财富不能太过着急,还是要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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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决定财富?

在廉价智能手机和4G网络的共同推动下,过去几年,移动互联网开始前所未有地渗透到所谓的下沉市场中。拼多多、趣头条等瞄准下沉市场的公司席卷广袤的中国低线城市。随着这些公司的快速崛起和上市,它们也批量生产出了许多财富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抓住财富机遇需要的不仅仅是才华和能力,甚至一个人的性格、气质也会成为决定其能不能走到最后的过滤器。

李莉常常在想,如果再给自己一次重来的机会,她会不会改变主意,选择在X头条待下去,直到手里的期权变现?思考到最后,她给自己的答案总是NO。

作为曾经的员工,李莉在2018年的某个晚上失眠了.那一晚,X头条正式在美国上市。在李莉的朋友圈里,庆祝的文字和图片狂刷了一夜,那是她的前同事们在狂欢。

李莉没有理由不感到失落。她知道,在这一夜之后,她和这些坚持到最后的前同事们财富差距已经被拉开了一个档次。 

2018年,拼多多和趣头条分别在美国上市,作为下沉市场的代表,这两家公司的上市在各自公司内部造就了一批新的富豪。以黄峥为例,按照上市开盘价算,黄峥的身价达到100亿美元,成为杭州最富80后。

本来李莉也在这座急速上升的造富火箭中获得一个机会。几年前,李莉刚成为X头条的一名员工,最初她觉得挺满意,毕竟,X头条给开出的薪资在市面上还算有竞争力。

但是没过多久,李莉就对加入这个公司感到后悔,问题的关键出在她与企业文化的不匹配上。

作为一个面向五环外人群的资讯类APP,X头条上充斥着各种标题党的娱乐新闻、婆媳关系、养生健康等内容。在这里“技术没有价值观”被体现的淋漓尽致,五环内的精英们从来看不上这些内容,X头条却用这些内容“喂养”它的用户,利用低线人群贫穷、贪婪、文化水平低等特点,去换取资本市场上的真金白银。

李莉对这些东西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内心充满不屑,拒绝与之为伍。这种内心挣扎让她日渐感到难以承受。在经历过激烈思想斗争之后,李莉选择了离开。

在李莉在X头条的上司王艳看来,公司内部对这种“又黄又暴力”的产品不认可的人不只王莉一个,包括王艳自己。只不过,很多人看在薪水和期权的份上忍了下来。

王艳也动过换工作的心思,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她觉得出去能不能找到一个职位和薪水都差不多的公司是一个疑问,她还是决定选择在这里坚守,并最终如愿以偿。

忍耐让王艳获得了更可观的财富回报。但在李莉看来,错失这一切她虽然遗憾,却并不觉得意外,她更愿意相信“道不同不相为谋”。

4

财富自由的“配方”

每个与财富自由擦肩而过的人,都有过反思:黎东认为自己知识储备不够,程风后悔没有早一点看懂行业发展趋势,李莉则觉得性格让她吃了亏。

他们都认为如果自己能改变自己,那么命运也许会完全不同。

真的是这样吗?

“知识积累、人脉、努力程度、性格只是取得财富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位连续创业者认为,财富自由没有必然的配方。

事实上,当一些造富潮中的冲上巅峰的人被要求分享成功经验时,极少有人能正面给出答案。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隐隐透露出一种不安和焦虑,对于如何取得下一次成功同样感到困惑——没有谁有把握能再赢一次。

在程风的老家,老年人信奉一种说法——人一辈子能赚多少钱是命中注定的,且会有某些征兆。程风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认为“都是事后诸葛亮”。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实现财富自由这件事情似乎充满了神秘性,他也见过不少人明明离暴富只差一步,却始终跨不过去,“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机缘或者运气吧”。

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准备学习点新东西。最近他买了很多人工智能方面的书,打算平时看看。“万一有个馅饼掉到我的头上呢?”,他半开玩笑地说。

他还在寻找下一波的创富机会。

【本文为合作媒体授权
投资界转载,文章版权归
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投资界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及原出处获得授权。有任何疑问都请联系(editor@zero2ipo.com.cn)】

为什么每次暴富的总是别人?

多年之后,知乎用户“小竹子”已经不敢回顾当初自己提的那个问题了。

在那一瞬间,无数世人所梦寐以求的财富自由之路就在她的脚下,她却犹犹豫豫地绕开了,最终追悔莫及。

故事要从2011年12月21日说起,当时的小竹子还在北京一所大学读大三,手里攒了6000元钱打算做点投资,由于没有投资经验,于是想到网上问问。

那天中午,她在知乎提了一个问题,“大三的学生,手头有6000元钱,想要做些小投资赚点儿钱,有什么好建议么?”

在问题发布的当天,小竹子收到了三个答案,其中一个名为blockchain的ID写下了自己的建议:“买比特币,保存好钱包文件,然后忘掉你有过6000元这回事,五年后再看看。”

人生的戏剧性此时显露无疑,多年以后,小竹子才意识到这个答案的价值。

但是她显然没有把blockchain的建议当成一回事,只是觉得比特币挺新奇,“比特币还真不太了解,仔细研究看看,感觉这个以后会火,希望不要衰得碰到黑客什么的。”最终,她还是决定保险点儿,去银行的金融超市进行理财投资。

按照小竹子后来的说法,这笔钱最终并没有产生任何投资收益,她用这笔钱进行了一次到杭州的旅行,实际上旅游的过程也并不愉快。

后来的故事,外界都知道了,她放弃的是一个价值数千万的答案,有人算过,如果按照比特币高点时的价格,小竹子当时的6000元后来应该能升值到3000万元人民币。

但是现实中不存在如果,现实中的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每天和开发撕逼、跟运营吵架、与设计互怼。她依旧在追求财富自由,但前路漫漫,希望渺茫。

在这个时代,财富自由是一个有魔力的词汇。媒体上、社交网络上不断冒出一夜暴富的新闻刺激着每个人的心脏,似乎人人都渴望“35岁退休”。

但是如何能够实现财富自由?这个答案既清晰又模糊。

清晰的是,财富自由的路径大部分人都见过,最近几年,区块链、网贷、下沉市场都是财富效应最集中的几个领域,得益于币市火热或者IPO,很多籍籍无名的人忽然一夜暴富,让外人羡慕不已。

模糊的是,即便身处这些领域,大部分人最终与财富自由无缘,甚至谈不上赚到钱。人人都想成为少数人,但难于上青天。

1

区块链的赢家和输家

在前媒体同行眼里,付文不是最顶尖的记者,但是从媒体记者到区块链创业者的身份转换中,他确实是少数成功的佼佼者之一。

如何界定一个创业者是否成功?这是一个大而空的问题,但是也有朴实而简单的衡量标准:赚了多少钱?

和付文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在区块链领域赚了很多钱,但具体数字是个迷,付文自己也不愿意透露。很多和付文同时期一起跑口的记者们第一次意识到付文发了大财,源自一次偶然的相遇,他邀请前媒体同行们“到我的游艇上坐坐”。这成为他个人财富的惊鸿一瞥。

在前同行的印象里,付文个性沉稳,并不是那种赚了钱就嚣张的创业者,买游艇这种事似乎并不符合他一贯的人设,“这说明他赚的钱确实太多了。”有人私下认为。

作为一个昂贵但不实用的交通工具,拥有游艇不仅意味着有钱,更重要的是有闲。按照民间对富人的财富判断标准,游艇是富人排在名表、跑车、别墅、私人飞机之后才会进行的消费。

作为与付文相熟的媒体同行,何亮对付文能从区块链中赚到大钱这个事并不感到意外。

“机会会留给那些敢于向前走的人”何亮认为,勇敢和判断力是更强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他是佩服付文的,他觉得这也是付文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

和很多科班出身的记者不一样,付文大学读的是金融学专业,在进入媒体之前,曾经在券商和私募公司做交易员。2013年比特币的暴涨暴跌让他第一次认识了比特币,在大部分人将比特币视为洪水猛兽的时候,付文大胆买入,开始了自己的炒币生涯。

2015年,当大部分人对区块链的概念还闻所未闻的时候,付文从他供职多年的一家财经媒体离职了,他做了一个区块链自媒体。“那个时候大多数记者还在死盯着P2P跑,我们只是知道比特币和区块链这两个名词而已,他就敢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出来做。”何亮感叹,这个就是勇敢。

据何亮了解,付文在刚创业的时候,拿到过一笔投资,“也就百八十万,最多两百万,如果给我这点钱让我做一个公司我是不敢下手的”,他说,但是付文敢。这份魄力让何亮感到服气。

付文一开始就意识到区块链自媒体的局限,于是将目标放在了交易领域,“其实当时并不想做媒体,想做一个区块链众筹平台”,但是他发现时机并不成熟,还是决定从自己熟悉的媒体做起。在媒体之外,付文还将业务拓展到了投资和技术落地上。

等到很多记者发现区块链行业的机会,投身到区块链行业时已经是2018年初了,这个时候付文反而劝自己的前同行们不要做区块链媒体了,“区块链媒体没有门槛,盈利的模式很单一,很难发展壮大。”他说。

事实证明付文的判断是对的。在2018年下半年,币市低迷导致区块链自媒体行业一蹶不振,付文虽然也遭受了一些损失,但相比那些晚入局的同行,他依然是赢家。

和还坚持在区块链行业等待春天的付文不同,黎东属于那批被区块链寒冬被淘汰的人。

回想起在币圈的一年经历,27岁的黎东觉得堪称魔幻。

一年多以前,他还是深圳某电子厂流水线上打工的一个普通工人,对于农村出身只有中专学历的他来说,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快10年。其中最大的变化不过是打工的公司从一个名字换成另一个名字。

和其他的打工仔相比,黎东性格外向,脑子活络,手脚勤快,能吃苦,是打工者中的活跃分子,和谁都愿意聊几句。有工友曾经介绍他去富士康干,说那里加班多、工资高,但被一位亲戚拦住了。亲戚告诉黎东的父母——富士康名声不好,之前发生过不少员工跳楼。

拦住了黎东的这位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份新的工作——到北京一家区块链媒体上班。黎东不懂什么叫区块链,但那里工资给的高,在深圳一个月只能赚5000元,那边一个月可以给7000元。

有些事情是黎东后来才知道的:他之所以能到这家区块链媒体上班,是因为那个亲戚在这家公司有股份;另外,亲戚介绍黎东来不仅是为了“提拔”自己,也是因为他“便宜”——黎东后来和同事们聊了才知道,在北京区块链行业招人薪资单位都是万。

按照黎东的说法,他的工作就是“打杂”,包括准备各种论坛、峰会活动的物料。这些工作没有技术要求但需要细心负责,老板也不愿意高薪在北京招一个人专门干。黎东还是很感激那位亲戚,毕竟相比在流水线上一站就是10个小时,这里的工作舒服太多了。

但是,由于学历低,他有时候也有点自卑,能模糊地感觉道同事们对他的态度有点怪怪的,只不过大家一般不会当面表现出来。

不过渐渐在币圈混的时间久了,黎东也发现,中专或者高中毕业的90后在这个圈子里并不罕见,很多人从挖矿做起,做比特币“矿工”到参与ICO项目,再到“坐庄”套利ICO项目,一夜暴富的故事不少。

黎东很羡慕这些人,他也想一夜暴富,他认为捷径就是炒币。他和他的同事们都炒。当第一次炒币赚了一些钱之后,黎东发现了新大陆。

为了炒币,有时候一发下来工资,就马上全部拿去炒币,甚至也会借网贷、现金贷,“有时候币的价格涨的很快,一夜就能翻几倍,现金贷放款最快”,对他来说,一旦赚了钱,现金贷的利息都是小意思。

不过2018年年中,他发现,这个圈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冷,公司举办的活动越来越少,自己变得越来越闲,炒的币也被套牢。黎东算了算,自己亏了大概有十来万块钱,基本上相当于来北京的几个月白干了,还搭进去以前的不少积蓄。

为了节省成本,公司开始裁员,从四五十号人变成了二三十号人。虽然老板没有主动和他说过裁员的事情,但去年10月份国庆节后,他主动提了离职,老板没有挽留他。

离开了北京的黎东又回到了深圳,这次他重新找了家厂子上班,他觉得还是在这里上班踏实稳定,“虽然挣得少,好歹稳定些能攒点钱”。

他说自己原本打算瞒着父母偷偷去富士康的,但没想到富士康也在裁员。之前介绍他去富士康的那个工友告诉他,自己被休假到今年3月份了,到时候他自己还能不能去都不好说。

2

失意的网贷人

程风曾经两次以为,他离财富自由只有一厘米。

2011年底,程风从上海一家国内排名靠前的游戏公司的基层运营岗位上离职,原因是觉得这份工作清闲但非常无聊,而且缺乏升职空间。

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家网贷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困惑的他利用搜索引擎搜了半天才搞清楚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不过,到一个不熟悉的小行业和小公司上班,他还是觉得兴趣寥寥。

和一位职场前辈请教之后,程风改变了主意。这位前辈给他灌输了一套螺旋升职理论——先在一个大公司底层镀金,干几年跳到中小公司做中层,然后再跳回大公司做中层。这位前辈告诉他,这是职场上一条便捷的上升途径。

于是,2012年3月,程风以运营主管的身份加入到了那家网贷公司。初来乍到的程风对这家公司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小,加上他总共还不到100人,还不如他上一家公司一个部门的人多。

从名企“纡尊降贵”而来的程风受到了新公司的欢迎,在入职的当天中午,公司的大老板亲自请他在外面吃了一顿饭。

但是程风还是没有留太久,三年后的2015年,他从那家公司离开了,加入上海一家著名的旅游网站。程风这次离开并不是为了实践“螺旋升职”理论,而是对公司和行业都缺乏信心,“总觉得我们在做高利贷,而且外界对和这个行业也有偏见。”

作为前100号的员工,程风当时的期权也不少,但在他心里,期权就如同废纸一张,他完全没想过那家公司还能上市。

直到两年后他意识到自己放弃的是多大的一笔财富。

2017年的一天,他突然看到自己前东家上市的新闻,那个当年请他吃饭的人已经身价百亿,一些核心员工也获得了自己难以想象的账面财富。

眼见互金企业迎来了一大波上市潮,痛定思痛的程风决定重新来过。2017年年末,他又加入了一家主打“AI财富管理”的互金公司。入职前他还专门找公司CEO聊过,了解到公司预计在三年左右上市。

“当时公司的QQ群名字就是美国一个交易所的名字”,程风觉得这次十拿九稳了。和前一家单位相比,程风到这家公司算是平薪加入,但他看重的是期权和上市之后的变现。

人算不如天算。2018年以来,互金行业迎遭遇大整治,加上六、七月份起网贷行业雷潮出现,程风所在的公司迎来至暗时刻,流动性极度紧张。

虽然工资依旧照常在发,但是他听说这是老板自己从家里拿了不少资金来救急。从国内TOP2大学毕业的公司老板开始成宿地睡不着觉,头上也出现了白发。

“其实公司早有转型不做网贷的打算,都已经买了好几个传统金融牌照,但是CEO怕用户流失,打算慢慢转型。”程风觉得很可惜。眼看深陷困境已经半年多了,公司还能坚持多久他心里也没底。

至于期权,这次更加难以指望了。程风意识到,这一次可能又要与他梦寐以求的财富自由告别了。

与第一次得知错失财富自由的焦虑相比,程风现在的心态已经平稳了很多,“和我的几个前同事的遭遇相比,我觉得自己还算幸运。”

2015年,在程风离开那家网贷公司的某一天,忽然发现自己被拉到一个离职员工群里面,里面活跃着很多熟悉的名字,其中就包括李扬。

在那个时候,程风离开后没多久,公司就走了一大批人,其中包括李扬,他拉着几个人成立了一家网贷公司。

对此,程风一点都不感到以外。他和李扬几乎是同时加入这家网贷公司的,李扬曾经透露过自己的父母在老家经营一家小贷公司。所以程风一度怀疑从杭州某互联网巨头出来的李扬来这里上班是为了学习如何开网贷公司,以便继承家里的事业。

在朋友圈和李扬的微博上,程风得知,李扬的公司还拿到过网贷业内大佬的投资,做了好几个现金贷产品,时不时出席各种高端论坛,接受媒体采访,风光无两。

如果现实一直那么发展下去,程风会一直羡慕李扬的。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2018年4月,当时某互金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事件爆发,涉及资金高达600亿元,李扬的公司也牵涉其中。

新闻照片显示,当时李扬的公司外停了大概5辆警车,门外拉起了警戒线,抓了公司老板,疏散了员工,场面十分肃杀。

程风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就在前一天,他还看到李扬在朋友圈晒出了一张和某著名银行大佬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合影。

后来通过新闻他才搞清楚,给李扬的公司投资的大佬就是出事的那家互金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李扬做的那些现金贷产品目标人群都是大学生,记者调查发现,李扬一年就替那个大佬赚了四个亿。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程风再没有看到任何与李扬有关的消息。李扬的微信和微博定格在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那一天。

在互金行业中,李扬并不是个例。根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的数据,自2018年6月网络借贷平台风险集中爆发以来,公安机关立案侦办的网络借贷平台380余个,仅从国外缉捕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就有62人之多。这些人中很多都是曾经的社会精英,但是由于禁不住财富的诱惑而身陷囹圄。

“看到了趋势也不能无所不用其极,被抓了一切都等于零”,程风感叹,李扬的教训给他了当头一棒,现在时长告诫自己追求财富不能太过着急,还是要顺势而为。

3

性格决定财富?

在廉价智能手机和4G网络的共同推动下,过去几年,移动互联网开始前所未有地渗透到所谓的下沉市场中。拼多多、趣头条等瞄准下沉市场的公司席卷广袤的中国低线城市。随着这些公司的快速崛起和上市,它们也批量生产出了许多财富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抓住财富机遇需要的不仅仅是才华和能力,甚至一个人的性格、气质也会成为决定其能不能走到最后的过滤器。

李莉常常在想,如果再给自己一次重来的机会,她会不会改变主意,选择在X头条待下去,直到手里的期权变现?思考到最后,她给自己的答案总是NO。

作为曾经的员工,李莉在2018年的某个晚上失眠了.那一晚,X头条正式在美国上市。在李莉的朋友圈里,庆祝的文字和图片狂刷了一夜,那是她的前同事们在狂欢。

李莉没有理由不感到失落。她知道,在这一夜之后,她和这些坚持到最后的前同事们财富差距已经被拉开了一个档次。 

2018年,拼多多和趣头条分别在美国上市,作为下沉市场的代表,这两家公司的上市在各自公司内部造就了一批新的富豪。以黄峥为例,按照上市开盘价算,黄峥的身价达到100亿美元,成为杭州最富80后。

本来李莉也在这座急速上升的造富火箭中获得一个机会。几年前,李莉刚成为X头条的一名员工,最初她觉得挺满意,毕竟,X头条给开出的薪资在市面上还算有竞争力。

但是没过多久,李莉就对加入这个公司感到后悔,问题的关键出在她与企业文化的不匹配上。

作为一个面向五环外人群的资讯类APP,X头条上充斥着各种标题党的娱乐新闻、婆媳关系、养生健康等内容。在这里“技术没有价值观”被体现的淋漓尽致,五环内的精英们从来看不上这些内容,X头条却用这些内容“喂养”它的用户,利用低线人群贫穷、贪婪、文化水平低等特点,去换取资本市场上的真金白银。

李莉对这些东西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内心充满不屑,拒绝与之为伍。这种内心挣扎让她日渐感到难以承受。在经历过激烈思想斗争之后,李莉选择了离开。

在李莉在X头条的上司王艳看来,公司内部对这种“又黄又暴力”的产品不认可的人不只王莉一个,包括王艳自己。只不过,很多人看在薪水和期权的份上忍了下来。

王艳也动过换工作的心思,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她觉得出去能不能找到一个职位和薪水都差不多的公司是一个疑问,她还是决定选择在这里坚守,并最终如愿以偿。

忍耐让王艳获得了更可观的财富回报。但在李莉看来,错失这一切她虽然遗憾,却并不觉得意外,她更愿意相信“道不同不相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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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自由的“配方”

每个与财富自由擦肩而过的人,都有过反思:黎东认为自己知识储备不够,程风后悔没有早一点看懂行业发展趋势,李莉则觉得性格让她吃了亏。

他们都认为如果自己能改变自己,那么命运也许会完全不同。

真的是这样吗?

“知识积累、人脉、努力程度、性格只是取得财富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位连续创业者认为,财富自由没有必然的配方。

事实上,当一些造富潮中的冲上巅峰的人被要求分享成功经验时,极少有人能正面给出答案。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隐隐透露出一种不安和焦虑,对于如何取得下一次成功同样感到困惑——没有谁有把握能再赢一次。

在程风的老家,老年人信奉一种说法——人一辈子能赚多少钱是命中注定的,且会有某些征兆。程风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认为“都是事后诸葛亮”。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实现财富自由这件事情似乎充满了神秘性,他也见过不少人明明离暴富只差一步,却始终跨不过去,“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机缘或者运气吧”。

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准备学习点新东西。最近他买了很多人工智能方面的书,打算平时看看。“万一有个馅饼掉到我的头上呢?”,他半开玩笑地说。

他还在寻找下一波的创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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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金服走进“无人区”:从“被推着走”到主动出海

虽然北京和曼谷时差只有一个小时,但李淼有时候会觉得两地像是差了10年。

作为国内一家VC机构的投资人,他时常在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穿梭。在东南亚稍微待久一点,他总会怀念国内的一切。东南亚没有消散不去的雾霾、参加不完的沙龙、峰会,可也没有走街串巷的外卖小哥,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以及“万能”的淘宝。那些在国内他讨厌和喜欢的东西在那里都没有。

从北京向南3000公里,或者是经历4个小时飞行之后,就能从移动互联网时代“穿越”回21世纪初期。

无论是曼谷、巴厘岛还是雅加达,李淼经常会碰到从中国成群结队来的游客,很多次看着他们兴奋的面孔,他都心生感慨——欢迎来到前“移动互联网时代”。

但是游客们通常不会为此感到烦恼,来回有旅游公司的大巴,住的是五星级酒店,吃的是精心准备的自助餐,没有外卖、单车和淘宝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这些跨海而来的游客们通常会花上一到两周的时间在这里度上一个假期,然后带着不舍和留恋回去。

唯有在7-11购物的时候,李淼才能会觉得自己和中国的亲朋们处在同一个时代。在泰国首富谢国民旗下的正大集团的推动下,上万家7-11便利店遍布泰国各地,每次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付款都让李淼感受到一种久违的亲切感。

他觉得,只有在这个时候,新旧世界才被用商业和技术连接在一起。

从“被推着走”到主动出海

黄龙时代广场B座坐落于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18号,这座沿天目山路东西伸展的乳白色建筑曾经很多年都是蚂蚁金服的总部所在地,如今在它的头顶上还竖着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支付宝大楼”。

在这个大楼一层的一面墙壁上还留着支付宝历史上的第一笔订单的记录。2003年10月,在日本横滨留学的崔卫平通过淘宝新推出的第三方担保交易平台支付宝将一台九成新的富士数码相机,以750元的价格卖给西安工业大学的焦振中。

这笔在淘宝网编号为“200310126550336”的交易成为了支付宝历史上第一笔交易,崔卫平也成了支付宝的第一个用户,而且它还是一笔跨境支付。

支付宝的跨境业务第二次引起关注已经是整整13年之后了。2016年10月,蚂蚁金服成立两周年之际,其迎来了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人事变更和战略调整。时任蚂蚁金服总裁的井贤栋(花名“王安石”)正式接替彭蕾出任CEO一职。

履新之初,井贤栋就宣布了蚂蚁金服未来的三个发展方向。其中全球化被视为头等任务提了出来,他给蚂蚁金服定下的任务是,未来十年要和合作伙伴一起在全球服务二十亿消费者。

事后来看,井贤栋上任的时刻正是蚂蚁金服开始大举推进全球化的关键节点:在2016年10月之前,蚂蚁金服在海外只投资了1个本地钱包——印度的Paytm。而之后,蚂蚁金服海外市场的扩张步伐陡然提速。截至目前,蚂蚁金服在“一带一路”沿线9个国家和地区布局了9个本地电子钱包。

在外界看来,蚂蚁金服选择在那个时间节点将全球化提上日程,既有内部主动输出先进经验的冲动,同时也受到经济发展因素和互联网人口红利减弱的影响。

过去,蚂蚁金服的出海最初是被“推着走”的。细数支付宝的出海历程,最开始实际上是由阿里电商驱动的,主要是跟随国际版”淘宝”速卖通出海,解决全球买全球卖的问题。

即便到今天,从阿里的角度来看,蚂蚁金服的出海对阿里来说依旧不可或缺。“蚂蚁金服的出海是建设阿里经济体的一部分,需要承担中国商贸连接世界的问题。”一位蚂蚁金服的人士认为。

在阿里内部,2018年的双11被视为第一次彻底全球化的双11。

以前每年的双11更多是中国的购物节,而2018年随着阿里投资的海外电商平台比如东南亚最大的电商平台Lazada(覆盖东南亚6个国家),以及南亚最大电商平台Daraz加入(覆盖南亚5个国家)等的加入,当地人第一次体验到中国人发明的“双11”。而背后来自支付宝的技术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帮助这些东南亚的海外电商平台扛住了首次“双11”的大客流洪峰。

但是当支付宝从阿里产业链的一环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超级APP,并形成自己的生态体系之后,蚂蚁金服选择出海就不止承担来自阿里的使命了。

它更多的冲动来自自身发展的需要——一方面跟着中国游客出海,将触角拓展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是输出技术和生态能力,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打造本地化的电子钱包,从而构建起全球的支付网络体系,掌握话语权。

“在选择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作为切点时,我们内部没有分歧。” 熊务真说,在选择出海方向上,蚂蚁金服选择了一路一带区域,其中,南亚和东南亚是重点。熊务真2016年加入蚂蚁金服,现在是支付宝9个本地电子钱包走出去的技术拓荒总队长,同时兼任马来西亚电子钱包TnGD的CTO。

蚂蚁金服国际业务部的熊务真认为,蚂蚁金服想的很清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密集,且普遍年轻化,金融基础服务供给不足。据粗略统计,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20亿人没有银行账户,仅10%的人持有信用卡,有贷款需求的人中仅21%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另外当地的政府对于蚂蚁金服的出海也有迫切的需求。以巴基斯坦为例,1月8日,巴基斯坦中央银行行长在伊斯兰堡宣布该国首个区块链跨境汇款项目上线。其技术解决方案由支付宝提供,从项目缘起到落地仅用时 168天,“为了引入支付宝的技术,当地政府专门为支付宝开了监管沙箱”。

两个“支付宝”

在出海的模式上,蚂蚁金服有鲜明的自身特色。

作为蚂蚁金服的命脉产品,支付宝自然是出海战略的核心,“支付是一切的起点”。但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蚂蚁金服要做的不仅仅是支付的出海,过去十几年来,支付宝这个产品早已经超越了支付工具的概念,也在财富管理、信贷、保险、甚至智慧城市等方面积累了深厚经验。

但如蚂蚁金服内部人士所说,“只有解决了支付的问题才能加载其他的东西,卖家形成消费习惯,卖家形成收钱习惯。”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企业出海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成功者寥寥,甚至包括腾讯、百度、阿里巴巴这三大互联网巨头在出海上也经历磕磕碰碰,如今还谈不上有多成功。

2017年,井贤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蚂蚁金服的出海战略与其他家不同,他称之为“出海造船”:“我们希望和本土化的公司合作,通过输出我们的技术和经验,让这些公司能服务本地人,让我们的经验和理念推广到全球。”

在井贤栋看来,在此之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模式已经经历了借船出海和买船出海两个阶段,前者的代表是家电和服装行业为代表的贴牌出口,后者则是大并购为主,收购外国本土企业。

而“出海造船”这种新的提法,被视为蚂蚁金服走出去的可行方案,简单的说,出海造船重点是更加重视本土化,注重经验和技术的分享,在当地培育玩家。

落实到具体的行动方法论上,就是技术出海+当地合作伙伴的模式,“先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把国内经过验证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带出去。”

“中国模式输出是很难的过程,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一位蚂蚁金服内部人士称,在蚂蚁金服内部,这种模式也是经过反复的争论,他们内部也比较了出海比较积极的国内企业,包括腾讯旗下的微信支付——后者在出海时更多的还是利用投资并购的手段。

出海造船不是用支付宝品牌包打一切,蚂蚁金服采取的策略是在当地制造两个“支付宝”:一个是服务中国游客的支付宝,另外一个是培育出服务所在国本土居民的当地版“支付宝”。 

而培育出当地版的“支付宝”的首要原因是为了获得当地监管部门和用户的支持和信任。对外经贸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志民认为,电子钱包涉及金融,各国对金融监管不仅严格,而且对外资公司进军金融业非常敏感,百姓接受起来也有难度。

“各个国家对移动支付把的很牢,如果有家外国的公司变成当地最大的支付公司,当地会有担忧。”熊务真提到,蚂蚁金服采取与当地大财团或家族企业共同出资建立电子钱包的策略,同时所有的本地电子钱包采取“数据不出国”的原则。

据了解,在与当地公司合资的本地电子钱包公司中,蚂蚁金服都不做绝对的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在15%-20%左右,“投资的总体策略是既可以技术输出业务协同,也不会干扰到控制权和独立发展。”

通过这种方式,蚂蚁金服隐身到了幕后,当地人甚少知道他们使用的本地电子钱包背后与蚂蚁金服有关。

墨腾创投创始人李江玕回忆,前一段时间蚂蚁金服在印尼投资的电子钱包Dana有过很大的推广动作,在用户中引发了不小的反响。他曾专门问过一些当地的年轻人,发现他们都不知道Dana的背后是蚂蚁金服的投资。

不过,对于蚂蚁金服来说,品牌的全球化并不是当前的重点,他们更看重的是当地行业和政府的认可,“当地用户是不是知道我们无所谓,我们只关心好不好用,只要行业和政府欢迎我们就好。”

在股权之外,在业务上蚂蚁金服也和合作伙伴有明确的分工——支付宝提供核心的技术能力、客服、风控方面的支持,而具体的市场运营、与监管机构沟通的则是由当地合作伙伴来搞定。

“当地人自己来运营,当地市场的问题当地公司解决,这是最完美的。”蚂蚁方面称。以马来西亚TnGD钱包为例,2018年吉隆坡一条地铁线路的部分站点试点了扫码乘车,其中支付宝只提供技术支持,其中设备的改造,场地的协调则由合作公司来搞定。

一位常驻新加坡的投资人认为,这种做法是明智,“蚂蚁金服只要掌握背后的清算、数据、风控就好了。”

除了技术的输出之外,为了帮助这些本地“支付宝”成长,蚂蚁金服还提供了更多方面的资源。据一位蚂蚁金服的人士透露表示,未来他们考虑与国内的知名手机品牌合作,在往当地出口的智能手机中预装当地电子钱包软件。

据统计,通过技术出海+当地合作伙伴的模式,自2015年2月与印度电子钱包Paytm达成战略合作以来,蚂蚁金服已经在9个国家和地区延展出9个本地版“支付宝”,包括: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韩国和中国香港。

蚂蚁金服董事长兼CEO井贤栋称,截至2018年底,支付宝及其合作伙伴,已经服务全球超过10亿用户。而在全球前四大电子钱包中,支付宝以及本地“支付宝”占据两席位,除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第三名为是曾经的“老大哥”PayPal,第四名是印度的Paytm。

在阿里内部,这些本地的钱包被视为“幼幼版的支付宝”,他们认为这些本地电子钱包可能会走过支付宝当年曾经走过的路。

走进“无人区”

“蚂蚁金服的这种‘出海造船’模式不同以往,就像在无人区里穿行。”熊务真说。

在走出去的时候,蚂蚁金服也走过一些弯路,有些弯路是自己内部不适应全球化的环境导致的。

在蚂蚁金服刚开始出海的时候,内部有一种声音认为,支付宝已经在国内实践了十几年,验证了模式的可行性,在走出去的时候复制支付宝的模式就行了。针对这个问题,支付宝内部有过很多探讨,最后的结论是不能简单复制。

回溯中国支付宝的发展历程,是先有电商再有了第三方担保交易,再有电子钱包,这是一个从线上走到线下的过程。

“但是在那九个国家和地区,这一路径完全行不通,实际上可能是刚好反向的路径”,熊务真说,当地人对于什么是电商完全没概念,只能先把线下打通了再返回线上,让用户觉得“哇,原来还可以网上买东西”。

在刚开始全球化的时候,为了快速帮助印度Paytm发展,蚂蚁金服一下子派出了几十位工程师到印度。结果这让对方产生了想法——“我们是印度公司,(蚂蚁金服)派过来这么多人干什么?”。

针对这件事情,蚂蚁金服内部也进行过反思——在全球过程中应该用什么心态、什么做法帮助对方?后来,他们把在印度的工程师数量减少到了十几个人,主要给对方做配合,放手让他们自己做判断。

具体到九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子钱包,实际上各自内部的情况也千差万别:马来西亚的TnGD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全新产品,而菲律宾Gcash的是一个有七八年历史的老钱包,孟加拉国的bKash钱包在和蚂蚁合作之前就已经是当地最大的电子钱包,但只有记账功能,连APP都没有。

各国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同,蚂蚁金服只能一地一策,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

蚂蚁金服曾经建议印度电子钱包Paytm上线电影票预定功能,最开始并不被对方认可,他们认为这不符合当地人的消费习惯。在试探性地上线了之后,却发现数据跑的非常好,仅一个月的时间Paytm就卖掉了全印度电影院1/6的电影票。

2017年,Paytm借鉴中国的“余额宝”,推出了面向印度市场的“数字黄金”。熊务真称,“Paytm并没有直接复制粘贴余额宝,而是研究了它的商业模式和理念,再把产品技术标准带到当地,进行了充分的本地化,把支付宝在中国的技术和经验由当地团队进行充分本土化”。

基于同样的逻辑,巴基斯坦的电子钱包Easypaisa推出了小额信贷的试点;泰国是佛教盛行的国家,电子钱包里的爱心捐赠项目很受欢迎。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的外劳多,因此针对这个痛点推出了区块链跨境汇款的功能。

蚂蚁金服走出去的挑战,既有技术层面的,也有非技术层面的,然而最简单的挑战传导到最后也牵动战略整体。以语言交流方面的问题为例,为了适应各国的情况就要求配备全球化的人才团队。

为了帮助各国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2018年10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世界银行年会上,国际金融公司(IFC)和支付宝联合宣布:启动10×1000科技普惠计划,该计划目标是在未来10年,每年为新兴市场国家培训1000名领军人才。

争夺全球支付话语权

在走出的时候,蚂蚁金服并不寂寞,除了同样寻求出海的老对手微信支付、银联之外,它还面临着与各国当地“地头蛇”和其它国际巨头的竞争。

作为国内移动支付领域的两大霸主,在出海的话题上,媒体们热衷于拿微信支付和蚂蚁金服进行比较。

微信和蚂蚁金服在出海上的路径既有相似也有不同。2018年七月,腾讯金融科技副总裁陈起儒表示,腾讯在境外支付业务布局上有两条发展路径,一是通过跨境支付满足中国游客境外旅行的便捷支付需求,二是在微信用户量比较高的地区,例如香港和马来西亚,以本地电子钱包向当地用户提供便利的移动支付服务。

但落实在本地化上,微信自己也在申请牌照。据了解,微信支付已经在马来和香港拿下了牌照。但是拿牌照只是第一步,具体落地也不容易,“当地很多基础设施还有待建设,有些银行无法提供接口。如果实现不了互联互通的话,很多进展无法进一步推动。这个工作并不那么容易。”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曾表示。

据公开信息,在本地电子钱包的进展上,支付宝已在九个地区布局了电子钱包,微信目前只在香港和马来西亚两个地区落地了电子钱包。2018年11月,微信与日本即时通信平台Line达成合作,为日本小型零售商提供移动支付服务。

长期关注东南亚市场的墨腾创投CEO李江玕认为,在东南亚,微信支付的声量与蚂蚁金服还有差距,“微信支付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战略,之前在马来西亚拿了一个钱包牌照,后来也没有专心推,在其它的国家对当地大公司也有财务投资,但是现在还看不到和微信本身的业务有什么关系。”

李淼则认为,微信支付在海外扩张不利吃了“基因”的亏,在海外监管和行业内对微信的认更多是一个聊天工具,但在东南亚和南亚,微信并不主流。

在监管上,微信支付在东南亚也遇到过令人头疼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最近受到关注的“私人码”问题。李江玕表示,所谓的私人码就是有些当地商户贴出自己的微信收款码,游客通过扫码用用人民币支付,“这相当于利用中国的清算体系,脱离当地的银行体系,在所有国家都是不合法的。”

相比和微信的竞争,在东南亚各地,蚂蚁金服面临的更大挑战还是来自当地的对手。李江轩表示,Grab、Go-Jek等出行公司推出的金融服务在当地非常有竞争力。不过Grab、Go-Jek在跨国扩张上也面临着挑战,在很多国家都没有拿到牌照。

为了应对当地对手带来的挑战,蚂蚁金服除了和大企业进行合作之外,目前也开始与本地草根企业“携手”。据36氪报道,在印尼消费分期公司 Akulaku 的D轮1亿美元融资中,蚂蚁金服作为战略投资方参与了该轮融资。

作为一家中国人创办的本地公司,Akulaku的风格被当地观察者评价为激进,“在早期这家公司是不Care坏账的”。一位接近这次投资的人士告诉全天候科技,蚂蚁金服所占的股份比例应该不超过10%。不过对此蚂蚁金服方面表示不予置评。

至于国际巨头诸如visa等,李江轩观察到,他们除了在新加坡比较收欢迎外,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影响力有限,“大部分都是小额高频交易,当地商户觉得不值得花钱置办收款机具。”

多位投资人认为,在电子钱包领域,东南亚市场目前还是处于混战状态,大部分国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领先者。

今天,蚂蚁金服已经把目光聚焦到未来全球化支付网络的互通互联上——通过打造多个本地化的电子钱包,蚂蚁金服希望希望形成全球化的支付网络。

电子钱包相互打通被蚂蚁金服视为“一个很有想象空间的事情”,他们认为,不仅本地电子钱包之间可以打通,甚至非本地电子钱包之间也可以通过支付宝的技术进行打通,这将塑造蚂蚁金服在全球支付标准方面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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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大佬大逃杀

回顾区块链行业的2018,徐明星、赵长鹏、李笑来、吴忌寒是几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一年里他们与这个行业共同浮沉,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故事,从他们身上,足以窥视这一年来区块链的潮起潮落。

在区块链行业的发展史上,2018年注定会成为值得铭刻的一年。

从年初到年末,区块链经历了从烈火烹油到如坠冰窟的巨大翻转。起初,区块链被奉为“颠覆互联网的伟大技术革命”,吸引了从传统巨头到无知小白争先恐后的加入,其上下游行业也如火如荼发展起来。而到了三季度,随着比特币价格“跌跌不休”,整个区块链行业也逐渐萧条,业内外的评价转为“浮躁”,无数人仓皇退出。

从散发出无比耀眼的光辉到遭遇黯淡,一年之内“链圈”遭遇巨大反差,身处其中的人无不随之浮沉。

回顾区块链行业的2018,徐明星、赵长鹏、李笑来、吴忌寒是几个绕不开的名字,作为币圈风云人物,这一年他们各自遭遇不同:徐明星被维权者三度围堵;赵长鹏的币安被红杉资本起诉;李笑来身陷“录音门”事件,随后宣布转行,但12月初又突然复出;吴忌寒身后的比特大陆在遭遇IPO困局之后,BCH(Bitcoin Cash比特币现金)分叉事件的算力大战又将其推向舆论顶峰。

他们的故事几乎构成了2018年区块链行业最精彩的篇章。

1

“三次被堵”徐明星

2018年,国内比特币交易所OKCoin创始人徐明星被“麻烦”环绕,造假疑云、围堵风波、讨债事件、旧部“叛逃”构成了他一年的关键词。

3月份,一位名为“Sylvain Ribes”的作者在社交博客平台MEDIUM上发文,质疑 OKEX 交易所刷量行为,文章指出,OK系主要公司OKEx上93% 的交易额为虚假交易。OKEx则信誓旦旦的否认,“OKEx从来不在数据上做任何人工干扰,也不屑于做任何所谓假数据。”

但外部疑云没有因为这么一个笼统的回应而消散。一段时间之后,徐明星疑似对外界“承认”刷量现象的存在。“就类似淘宝上的卖家自己刷钻。”但他辩解称,每个币种都会找“流动性提供者”,给他们提供深度以及交易量,不光是OKEx这么做,每家平台都会这样做。

或许徐明星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造假事件”只是他在2018年麻烦的开头。从4月到10月,徐明星三次登上科技媒体头条,每一次都是因为被投资者围堵。3月30日、5月23日、9月5日,OKEx平台上3次发生用户被爆仓的事件,由于怀疑被“定向爆破”,投资者们纷纷上门讨说法,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发生围堵徐明星事件。

面对诸多上门围堵的投资者,被评价为“从小到大一直态度强硬,从不妥协”的徐明星展示了自己强硬、倔强,好斗的一面。

“你们一分钱也别想拿到!我不认识OKEx,你的钱从来没有进过我们公司账户。”被拘在上海潍坊新村派出所的徐明星,对前来围堵的投资者们称自己和OKEx没有任何关系。而他旗下的OKCoin也发文表示OKEx与OKCoin是两家公司,前者总部位于香港,后者位于北京,各自独立运营。

根据诸多资料,徐明星确实和OKEx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自己是OKEx的创始人,这家公司也曾经是OKCoin的子公司,今年2月,徐明星已经辞去了OKEx CEO的职务,但在不少投资者看来,不管是OKEx还是OKCoin,背后老板都是徐明星,徐明星应该为他们的损失负责。

对于这些投资者,徐明星有自己的一套理解逻辑,“赚了就是有本事、运气好,亏了就去闹事,索要好处”。他曾表示,投资与赌博本来就很难区别,界定两者不是看市场的波动大小,而是在于参与者的心态,在事件中平台是无辜的,用户闹事是投资者的投资心态不正常。

荒诞的是,在被投资者围堵的间隙,徐明星也上演过一出讨债的戏码:徐明星在朋友圈发文,揭露区块链项目“马勒戈壁”创始人李丰欠了自己1500个比特币不还。徐明星称李丰为“无耻的人渣”,将不惜一切代价加入讨债大军。

这种性格成就了徐明星,但也让他时常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与很多旧部下成为了“死对头”。2018年之前,曾经就职于OKCoin的多位骨干就已经离开,另立山头,各自成为一方诸侯,这其中包括赵长鹏、何一、雷臻、陈欣、魏鑫、段新星等许多在业内响当当的名字。而在年中,OKEx 前CEO李书沸、OKCoin前CTO孙忠英这两员悍将也离他而去,尤其是李书沸和徐明星之间还爆发出口水战。离开徐明星之后,李书沸曾经表示,徐明星是个技术男,不大会沟通,不习惯和其他人交流,这是他的管理问题。

虽然非议不断,但徐明星取得的成绩不可否认。10月下旬,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18胡润80后富豪榜》,80后徐明星以100亿身家位列第11。

不管外界如何风雨飘荡,徐明星依然在谋划着OK集团的业务布局。为了应对监管,在国内外徐明星为OKCoin制定了不同的发展战略:2017年年底,OKCoin宣布逐渐转型为区块链技术应用和开发公司,在国内以区块链、大数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业务为主。2018年7月21日,OK集团(OKCoin母公司)联手策源资本,启动100亿共赢母基金计划,重点关注底层技术和资本推动。

在海外则继续开展数字资产金融业务。目前OKCoin已经在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开展了各类数字资产金融业务,在美国、韩国、日本等地设立办公设备。11月,OKCoin正式获得了菲律宾政府的牌照。这意味着OKCoin可以在菲律宾境内合规开展各类数字资产金融业务。

徐明星认为,当下区块链类似于早期的互联网般被低估。在他看来,未来区块链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只要是有交易的地方就有区块链,比如区块链上的淘宝、区块链上的Email”,他说,未来很多东西都可以构建在区块链网络之上,它能够对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深入影响,应用在所有的领域里面。

2

“神秘富豪”赵长鹏

作为全球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所之一币安的掌门人,赵长鹏一贯低调而神秘,他甚少主动在媒体上露面,但2018年却两次成为媒体议论焦点。

2018年2月,福布斯发布了首个数字货币领域富豪榜,赵长鹏以11-20亿美元的身价位列第三,成为前十名中唯一的华裔。同时,他以一身黑色卫衣形象登上本期福布斯杂志封面,“能登上(福布斯)封面是我的荣幸”,对此赵长鹏回应道,他表示非常感谢福布斯团队。

但是两月之后另一起事件却没有让他这么舒心。4月,一场币安和红杉资本之间的诉讼轰动了整个区块链圈和投资圈。香港法庭文件记录显示,红杉就一项融资交易失败而起诉赵长鹏,这件事情的起因是红杉不满币安违反双方签订的排他条款,以更高的估值接触其他的投资方。

面对强势的红杉,赵长鹏毫不示弱展开对攻。5月份,他在推特上表示,所有申请在币安上线的项目披露其是否与红杉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这种规定是出于何种目的,但外界普遍猜测,这就意味着币安可能将全面封杀红杉资本在区块链投资的所有项目。

“传统的投资机构投资的方式都很老套,而且有很多套路,对一个创业公司来说非常不友好或者不好。”在一次与火星财经创始人王峰的对话中,赵长鹏说,“但是非常有幸的是,那个时代应该已经过去了,我觉得现在的话语权应该是在创业者的手中。现在好的项目,好的团队绝对不会缺钱。

在风波前后,赵长鹏把主要精力花在币安的海外业务上,他先后出现在多哥、泽西岛、百慕大、台湾,与当地政府开展合作。

2018年3月,币安将总部迁至欧洲南部的一个小岛国马耳他。8月,币安和列支敦士登交易所共同成立了Binance LCX,宣布推出法币交易服务。9月,币安宣布上线新加坡法币交易平台并开启内测。10月23日,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旗下的祥峰投资宣布与币安联合成立币安新加坡(Binance Singapore),以扩展其在新加坡的业务。同时,祥峰投资也将对币安进行战略投资。

在币圈内横着走的币安并非完全没有挑战。

2018年初登顶成为全球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后,不到半年时间币安就遭遇到后来者FCoin的挑战,通过“交易即挖矿”的模式,FCoin交易量在上线短短两周后超越币安。

面对来势汹汹的FCoin挑战,赵长鹏发文质疑称FCoin的模式是变相ICO,是走不通的模式。几个月之后,Fcoin果然如赵长鹏所料,由于自己发行的FT代币暴跌而没落。

虽然这一次币安依旧笑到了最后,但在这个妖孽横行的币圈子里,颠覆是常态,没有永远的第一,赵长鹏能否保持不败还需要时间来考验。

3

“流年不利”李笑来

在币圈里,李笑来是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一年,他过得不安静。

7月初,一段流传出来的录音让李笑来形象尽毁,在这段被公开的长达50多分钟的谈话录音里,李笑来提到自己曾帮某知名公链项目卖六个月“空气币”。

谈到区块链的共识价值,李笑来言语充满讽刺,多次强调不要盲目相信价值投资,“不管是投资还是投机,赚到钱的才是成功。核心目的目标只有一个,赚钱。”另外他还对行业内多个知名人物和知名投资机构出言不逊。

实际上多年以来,李笑来就屡次被批评为在“割韭菜”,有人评价李笑来“从最初的销售、教书、写书、开公司,到任职新东方的名师,钻营绝对是一流的”。但是李笑来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割韭菜,”我经常演讲,经常讲课,对于揣摩、理解受众的感知与反应,我当然是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录音门之后,这位原新东方名师、“中国比特币首富”遭遇到有史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李笑来花了两周时间,写了一本《韭菜的自我修养》,表明新书是“韭菜的进阶之路,写给每一位进场者的生存指南”,意在公开自己的投资原则。

随后不久,他又卷入了和原快的创始人陈伟星的骂战中。7月9日,李笑来在微博表示由于“雄岸全球区块链百亿创新基金”因为自己受到了很多负面影响,他宣布辞去雄岸基金管理合伙人职务。据雄岸基金此前发布信息显示,李笑来拥有杭州雄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雄岸”49%的股权,另一位执行董事姚勇杰拥有51%的股权。

9月30日,他发布微博宣布转行,“从今往后,李笑来个人不会做任何项目投资(不管是不是区块链,不管是不是早期)”,至于下一步干什么,他表示自己没想好,准备花几年时间认真转行。

事实证明,李笑来还是放不下这个行业的财富机会,又出来了。

12月3日,香港主板上市公司雄岸科技发布公告称,李笑来将出任公司执行董事与联席CEO,距离上一次其宣布辞去雄岸基金管理合伙人职务不过5个月的时间。雄安科技是由雄岸基金创始合伙人姚勇杰联合裂变资本董事长滕荣松协议收购了港股上市公司SHISLimited共计72.29%的股权,更为名”雄岸科技”。

雄岸科技表示,未来会在数字货币挖矿的服务领域、交易所、支付领域、落地应用、基金管理方面进行布局。根据雄岸科技发布的公告,李笑来将作为雄岸科技执行董事和联席CEO负责公司稳定币体系建设、基于有向无环图(DAG)及可信执行环境(TEE)以及其他有关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项目。

“真心希望姚老板和李首富做好本职工作,对公司负责,对大老板负责,千万不能和以前一样,集了一堆散户投资人的钱,然后一拍屁股走人,不管项目死活。”对于此消息,陈伟星表示。

这一次李笑来能挺多久?

4

“水逆矿霸”吴忌寒

在著名的币圈扑克牌中,吴忌寒和李笑来都排在A位。但对于吴忌寒,一向眼高于顶的李笑来对其也评价甚高,他称吴忌寒为“区块链行业中带伤带血的战士”,如果这个世界里有一个自己可能打不过的对手,那就是吴忌寒。

作为比特大陆的联席CEO,吴忌寒一直以来都是该公司的对外代言人,由于比特大陆在ASIC芯片矿机市场的占有率接近8成,同时直接掌握着30%左右的全网算力,比特大陆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吴忌寒在币圈内一直是武林盟主的形象。

但2018年从年初到年末,“一代矿霸”吴忌寒却一直遭遇“水逆”。

5月份,吴忌寒猝不及防的撞了三个大雷:先是5月闪电比特币LBTC中国区负责人张银海指出吴忌寒破坏纽约共识强行分叉比特币、找假中本聪为BCH站台、偷挖10几万个BCH币等诸多问题。

另外有矿工爆料,比特大陆旗下的某蚂蚁矿机存在误导消费者、器件翻新、算力不足、挖矿收益不及预期等问题。

BTG(比特币黄金)创始人廖翔也称遭遇到51%攻击,矛头直接指向比特大陆。“51%攻击需要能力和动机,能力方面,只有比特大陆有Equihash ASIC矿机,比特大陆最有能力51%攻击所有Equihash算法的链。”

不过,5月26日,吴忌寒发推特称,廖翔花钱雇人写BTG遭51%攻击的新闻。

除了受到外部的舆论压力之外,在比特大陆内部,吴忌寒和詹克团两位联席CEO之间的权力之争也受到媒体的关注。

据报道,比特大陆于2013年由吴忌寒和詹克团共同创建。在过去的几年里,两位创始人分工明确:詹克团负责比特大陆的财务、技术与研发;吴忌寒则负责比特大陆的资本、市场与销售。

但是近年来,随着比特大陆成为一家矿机生产商的霸主,这家企业未来何去何从内部产生分歧。詹克团则希望转向人工智能押注AI芯片,而吴忌则力挺BCH,希望在币圈内继续发展并走向国际化。

不过随着币圈熊市的到来,包括BCH在内的虚拟货币普遍遭遇重挫,比特大陆所持有的虚拟货币损失较大。根据其IPO文件披露,截至6月30日,比特大陆说持有的比特币、比特币现金、以太币,莱特币等过去6个月净亏损1.027亿美元,是前几年净亏损的10倍以上,而三季度虚拟货币再次下挫,损失尚无法估量。

11月中旬,比特大陆发生的一次人事变更备受外界瞩目——吴忌寒、赵肇丰、葛越晟、周锋不再担任比特大陆董事,退出董事席位,吴忌寒转而担任公司监事。詹克团成为比特大陆唯一的董事。

对此,有人认为这代表吴忌寒在比特大陆内部权力斗争中失败,有法律界人士解读认为,吴忌寒在职务变更之后失去了投票权,失去了企业经营决策权。

除了内部的权力之争外,吴忌寒还参与了BCH的硬分叉大战。11月15日,以吴忌寒方为代表的BCHABC和以澳本聪(CSW)为代表的BSV就硬分叉展开算力大战。虽然目前来看,吴忌寒方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其随后导致币圈普遍大跌,同时招致了官司。

总部位于迈阿密的数字电信战略公司 United American Corp宣布将对比特大陆等几家公司提起诉讼,指控比特大陆等公司通过精心策略,操控比特币现金谋取私利,损害了 United Corp 的利益。

算力大战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带动了加密货币的普跌,从而使得比特大陆矿机销售难上加难。自比特币价格在今年1月达到了19343美元的峰值,目前的价格已经下滑至4000美元上下,由于挖矿所得不抵电费支出,许多矿工关机。11月25日,在比特币跌破3500美元后,数量最多的蚂蚁矿机S9一度被迫关机。

比特大陆寄予厚望的新一代的7nm矿机在10月发布后销售堪忧,据一位比特大陆销售人士表示,目前新产品已经大幅度降价。

由于市场波动剧烈,比特大陆IPO也迟迟没有新进展。9月底,比特大陆提交港股上市申请,作为继小米、美团之后的香港第三家同股不同权公司,比特大陆IPO引发高度关注。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比特大陆及另外两家矿机公司的上市之路都不太顺利。其中亿邦国际因卷入非法集资,上市进程已经被叫停。而香港证券交易所的页面显示,嘉楠耘智的IPO申请书已经失效了。

有信息称,在今年比特币价格连连暴跌下,香港证券交易所等都对这些公司的业务前景表示担忧。因为该行业非常不稳定。港交所不希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此类IPO的交易所。

由于市场形势不佳,比特大陆的经营似乎已开始收缩,最近被曝关停了两年前在以色列开设的区块链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中心,裁员23人。12月23日,一名认证为“北京比特大陆科技公司”员工的用户在脉脉爆料,称比特大陆将于12月24日裁员,比例或达50%。不过,这遭到比特大陆官方否认,称裁员传言不实,此举是比特大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进行的年末正常人员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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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花一现,曾经疯狂融资的区块链媒体正批量死去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李见换了三家公司,title也变了三次,他先是一家传统媒体的记者,然后变成一家区块链媒体的记者,现在是一家币圈交易所的公关(PR)。

在区块链媒体行业里,李见的经历并非孤例。从传统媒体人到区块链媒体人再到离场,行业的起伏改变了很多人的职业轨迹,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很多人从心怀热情到理想破灭,对这个行业充满了失望。

从烈火烹油到大范围的裁员、倒闭,转型,区块链媒体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整的经历了一个周期。大部分玩家已经退场,少部分人还在艰难坚持,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挺过这个冬天,但行业回暖到底还会不会来?谁也说不准。

烈火烹油

很多人的故事都从春天开始,与财富勾连。

2018年一月份,李见从一家传统的财经媒体辞职了,加入到一家区块链媒体。这家媒体的创始人是他的朋友,也是来自北京一家著名媒体的前辈,刚刚创业就拿到了一家国内顶尖VC的上千万天使轮投资。

“当时第一是看风口,区块链号称要颠覆互联网。第二是看人,前辈比较厉害,就出来了。”当然还有第三个他觉得不大好意思说出口的理由——钱多,“待遇大概是传统媒体的两到三倍”。

在2018年的春天甚至整个前半年,“区块链”三个字散发着魔力和暴富的味道,区块链媒体、区块链培训、区块链社交,任何能与这三个字沾边的行当似乎都能赚的盆满钵满。

当时在招聘网站上,所有带着“区块链”字样的岗位,月薪的单位都以万计,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能轻松拿到上万的月薪,一个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媒体人薪资高达3万甚至更多,一个区块链的技术专家可以拿到5-10万月薪。

那个时候,有人统计过区块链行业人才的平均薪资——高达2.5万元,一个媒体编辑可以开价3万元。招聘平台BOSS直聘发布的《2018 旺季人才趋势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前两个月,区块链相关人才的招聘需求达到2017年同期的9.7倍,发布区块链相关岗位的公司数量同比增长4.6倍。

“当时开出百万年薪的公司也不少见,连BAT都黯然失色。”葛葛说,她毫不讳言自己就是冲着暴富的目的加入了区块链媒体。

在前一份智库工作中,葛葛偶然从万向区块链实验室董事长肖风等人那里第一次听说了区块链,感到很新奇。但真正驱动她下决心加入区块链媒体的是她的一位室友,一个凭借某ICO项目就赚了40倍利润的男生。

发生在身边的一夜暴富的例子尤其撩拨人心,为了找到投资方法,葛葛决定先进入一家区块链媒体学习一下。

通过投简历、面试,她成功地进入了一家名为XX财经的区块链创业媒体。在这里,葛葛发现,怀着同样心态的人不止她一个,包括创始人。当时这家媒体的十几个人全部是从传统媒体转型而来,没有人懂区块链到底是什么。

但是这不妨碍这家媒体拿到国内一家新媒体集团的投资。

在2018年的头几个月,资本对区块链媒体的投资呈现疯狂的状态,“随便一个四大门户的频道主编出来都能随随便便拿到上千万的融资”,一位区块链自媒体人士对全天候科技表示。火星财经上线26天估值1.5亿,深链财经创办7天融资1000万,资本的疯狂令人咋舌。

那时候,区块链媒体们仿佛是活在天堂一般的梦境里,到处都是钱,几乎每天都有媒体融资的消息传出。有时候一天有好几家区块链媒体宣布获得融资。今年3月2日这一天,就有巴比特、金钱报、 区块之家、金色财经多家媒体宣布完成了数百万数千万融资。

数据显示,仅仅在 2018 年上半年里,区块链媒体便获得了大约 11.39 亿元的融资额度。顺为资本、策源创投、洪泰基金、英诺天使等等市场知名机构纷纷加入战局。在金主的支持下,区块链媒体的好日子来了。

鱼龙混杂

资本推动区块链媒体繁荣的同时,也催生了虚妄。

姚洋在创办区块链媒体前是一家传统垂直媒体的高管。创业后他很快发现,这个行业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创业者大部分都是90后,“90后特别多,80后很少,除了头部的大咖,70后基本没有。”

而且这个行业比他想象的还要浮躁和混乱。它像一个巨型磁铁一样吸引了骗子、传销者、投机者的加入,传统媒体人反而被稀释在大潮里,“做营销、做传销、做微商,90%-95%的从业者都是乱七八糟的人。”

姚洋很快意识到,这是个没有规则的行业,“传统的媒体或者新媒体,至少大家都是媒体出身,大家做报道还比较客观。” 姚洋说。

但是区块链媒体没有了门槛,真正想做事情的人被淹没在行业喧嚣里,没有几家媒体能实事求是、保持客观。“大部分所谓的区块链媒体,只是利用媒体引导舆论、去帮交易所站台、鼓吹项目、做投机的事情,导致这个行业被做烂了。”

姚洋认为,所以后来区块链行业里一提到媒体,大家都觉得是帮忙吹嘘的,完全背离媒体的本质。

虽然新闻里说很多传统媒体人都去干区块链媒体了,但实际上,传统媒体人创办区块链媒体在整个行业里面还是少数派。

“你去看下XX财经(某头部区块链媒体)编辑都是什么学历,包括李笑来投资的几个媒体。”李见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有学历歧视的人,但他表示,如果头部的媒体从业者全部都是这种背景,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

见惯了从业者的底色,李见逐渐对这个圈子失望了。有一次,李见在一个媒体群里遇到了一个说话“不明觉厉”的人,他感觉这个人“不是大佬就是传销高手”。和对方从下午一点聊到五点后,倍感相见恨晚,李见准备立刻买机票去和对方面谈。没想到对方的地址竟然是在一个职业技术学院;李见原以为对方是该学院的教师,结果对方说自己是该校机械专业的大一学生。“这不是个别现象,圈子里很多这样的人。”李见说。

区块链媒体高薪招来的都是些什么人,说好的传统媒体人转型呢?

在这个行业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李见很快意识到,传统的媒体精英和很多一夜暴富的区块链媒体创业者不是一个频道上的人。”假设我是一个高中文化的暴发户,你是一个月挣一万的记者,现在我给你一万五来跟我干,你可能很乐意,但一交流就会发现,我就是一个大老粗和传销分子,你会因为多挣五千块钱跟我干么?”

“区块链媒体99%都是骗子“

李见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面试场景:两个从985高校毕业的大学生到一家区块链公司面试,企业主是一个1993年出生的土豪,场面一度极其尴尬,“这边在聊行业未来,那边满嘴谈怎么骗钱”。

“先下个结论,区块链媒体99%都是骗子”,李见坚持认为,这个结论不武断,他本来想说100%,考虑了半天还是决定口下留情。

关于区块链媒体的商业模式,姚洋总结下来分为四种:第一种还是传统媒体的玩法,靠广告、活动赞助赚钱。第二种是做内容付费模式,收会员费。第三种是纯炒币的媒体,利用QQ群、社群带头炒币。第四种是以媒体为幌子帮交易所或者钱包公司做产品做推广。

而李见则认为,区块链媒体只有明暗两种赚钱模式,实际上是明暗交织。很多区块链媒体都有资质分析、项目评级的业务,但是这个领域充满猫腻。“就一个白皮书几张纸你怎么评?大家都心知肚明,实际上就是你给十几万,我找个人随便写几篇文章评一下就算了。”李见说,大家都心照不宣,“我知道你在骗,你也知道我在骗,我也知道你知道我在骗。”

办会也是区块链媒体谋求暴利的方式。李见提到,办峰会赚钱的方式五花八门——卖展位、卖专家演讲、卖新闻稿。一个展位十五万,一个教授出场费几十万,一张合影五万,这都是李见亲身经历的事情。

刨除了各种成本,办一场峰会带来的收入是惊人的,纯利润经常可高达数百万。李见曾经亲手操办过一次在国外举办的区块链峰会,一场活动就赚了600万。“一个自媒体不到10个人,筹划2个月,赚了600万,这是什么概念?很多10个人的公司恐怕一年的流水都没有600万。”

在这个行业里,有影响力的头部自媒体很容易将流量变现,快讯、文章都能卖的出去。今年初,业内有传闻说一篇软文报价高达10万元。李见觉得这并不夸张,他点名说某区块链媒体不是一篇文章十万元,而是一条快讯就卖十万。更有豪放一点的项目方,嫌按篇付费麻烦,一次性付50万包年,“只要求以后有事帮忙随便发一下就行。”

不知名的小媒体也能活得很滋润,它们的生财之道就是写“黑稿“:写一篇质疑项目的文章发布在一个不知名的公众号上,就有人主动上门来协商删稿。“当然大家都是斯文人,不会直接说给钱删稿这么Low的事情。先是感谢对方对自己的监督,为了表示感谢,项目方表示会出一笔‘监督基金’,首期10万块,稿子删掉之后再给10万。算下来一篇文章就有20万收益。”

项目方花这么多钱买一篇稿子不心疼么?相比一个项目上亿的利润,李见认为,项目方根本不在乎花几十万“搞定“媒体。

而钱赚的太容易,区块链媒体就变得越来越浮躁,巅峰时期,国内有上千家区块链媒体。认真写报道的媒体没有几家,葛葛也慢慢发现,老板走着走着初心就变了,“最开始我们都是记者,后来就开始干商务、活动执行之类的活。”

批量死亡

区块链媒体的命运与比特币的价格共振。

从年初的17000美元,到年中的7000美元,再到现在的3500美元上下,随着比特币价格双重腰斩之后,矿机厂商、交易所、项目方、风投、媒体,整个区块链产业的各个环节都开始崩塌。

回忆起来,谁也搞不清楚第一个区块链媒体的倒闭发生在什么时候,当大家开始觉察的时候,趋势已经不可阻挡。

9月9日,金钱报停更;10月10日,虎尔财经App关停,这两家在春节期间宣布完成数千万元融资的区块链媒体存活不到一年就宣告死亡。

头部媒体目前还有力气感叹一下寒冬的严酷。金色财经创始人杜钧在朋友圈里称“金色财经每月亏损近300万”,另一边,火星财经创始人王峰也在朋友圈透露,火星财经从9月份就开始赔钱,如果不浪费,账面上的资金还能撑三年零一个月。

根据一份业内流传的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接近80家知名的区块链媒体被封号、停更或者转型,而不知名的小媒体死的更加默默无闻。

”区块链媒体要么转型,要么死,没有第三条路。”这是李见最近和一些媒体行业的朋友聊天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90%以上的区块链媒体都会死,并且这个行业已经没有康复的可能,“大家对这件事情心照不宣,有的是默默的死,有的是挣扎一下死。”

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项目方和VC们没钱了”,某区块链媒体创始人冯一冬对全天候科技表示。

随着市场的走冷,“韭菜“越来越难割了。冯一冬感叹,”韭菜“们越来越精,传统的割法已经没有效果了,大家开始变着花样创新,从ICO(Initial Coin Offering,首次虚拟货币发行)到STO(Security Token Offering,证券化代币发行)再到IEO(Initial Exchange Offerings,交易所发币),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新名词出来,“两个月没接触区块链,就看不懂了。”

同时,监管也如影随形。12月4日下午,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发布《关于防范以STO名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风险提示》,称STO涉嫌非法金融活动,相关机构和个人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监管规定,立即停止关于STO的各类宣传培训、项目推介、融资交易等活动。

在行业里面隐秘流行了近一年的STO宣告终结。

投资机构们也不好过。姚洋认为,有时候也不是VC们不想投,是它们自己也没钱了,“这个行业周期就是三到五个月,很多投资机构在上半年已经把钱花完了,下半年形势不好已经募集不到钱了。”姚洋的区块链媒体之前拿了两轮融资,他很庆幸自己当初拿到的是法币而不是token(代币),很多媒体融资时拿的是token,现在币市太差了,根本换不到法币。

还勉强活着的区块链媒体也大多都在裁员,“现在的话题点不是说哪家媒体在裁员,而是哪家媒体没有裁员”,一个前区块链媒体人士透露,号称还能坚守三年的金色财经和火星财经都已经经历了大裁员。

对于裁员传闻,金色财经杜均回应全天候科技称,“必须裁员啊,我们差不多从153人裁员到目前80,裁员50%。”

12月4日,火星财经创始人王峰在自己微信朋友圈称,把火星财经的办公室彻底开放出来做成联合办公空间,开放80个卡位,每个卡位大概3500元每月,要求年付。“说白了就是裁员完了办公室坐不满了,把剩下的工位拿出来卖钱,没有其他的原因。”冯一冬表示。

除了裁员之外,12月6日,火星财经王峰还在微博中表示,将组建专门开发和发行区块链游戏的“蓝火工作室”,火星财经会配合做垂直社区。

更多的区块链媒体则希望转型成为泛科技媒体,坚守到回暖的那一天。共享财经创始人史青伟对此并不看好,“(区块链媒体)本质是资本催熟的游戏,泡沫太大,破的也快,未来即便市场回暖,也不需要太多媒体。”

春天还会来吗?

随着一轮轮的倒闭、裁员,经历过繁华的区块链媒体现在开始沉寂了许多,原来熙熙攘攘聚集起来的人群也都风吹云散了,很多人的生活又回到了原点。

李见之前所在的那家区块链媒体里70%的人都已经离场了。有人正在求职,打算重回传统财经媒体,有人和他一样,去了其它领域做了公关,而一些浑水摸鱼进来的人,也结束了在这里的生活,据说有的人已经回到工厂的流水线上。

但是对有些人来说,曾经烈火烹油般的繁华已经永久地改变了他们,他们很难再沉静下来,回到过去的生活。

李见说,自己也曾经有新闻理想,但不会再回归传统媒体了,见证了币圈的繁华,他表示还是想追求一些风口。他现在任职的数字货币交易所日子也不好过,保守估计三季度利润相比一季度下降了80%,所以眼下这份工作他也不打算继续干下去了。李见说,自己正在投简历,希望下一份工作能找到一些在币圈牛市里赚到钱的土豪,跟着他们在区块链钱包、AI技术等风口上创业。

三个月之前,葛葛也跳槽到了一家韩国的区块链交易所,过上了另外一种生活,但是,能不能稳定下来她也说不准,“未来我觉得可能会自己创业,开一家服务区块链的公关公司。”

只有姚洋还坚守在区块链媒体领域,但是他也承认现状不太乐观,“只能说还没有死。”他还对区块链媒体春天再来抱有期望。

问题是春天什么时候会来呢?姚洋也不知道,但他认为,在春天来临之前,这个行业必须要解决很多问题。

在姚洋看来,区块链媒体最大的瓶颈就是区块链的市场太小了,关注人群非常小众。今年年初,火币网发布了一份报告称,区块链的全球关注人群不到3000万,而中国只有四、五百万的受众。姚洋认为,这两个数字就算从年初到年末翻一倍,也不过是6000万和1000万,相比之下,国内股市的开户人数早已经超过了一亿人。“行业还是太小,没有流动性,也缺乏新的用户,只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个行业才能发展起来。”他说。

另外姚洋觉得,区块链媒体应该变得更加开放,和外界有更多的互动。以前这个圈子太过封闭,都是自己和自己玩,导致圈子外的人觉得圈内的人太浮躁,圈内人觉得外面的人不懂这个行业,大家互相鄙视,互相不理解。

说到最后,监管还是避不开的话题。“这个市场上疯子太多了。”姚洋说,行业的监管也不可缺失,起码要让行业受到政府的认可,变成一个正面的、积极向上的行业。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姚洋、李见、冯一冬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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