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个企业让世界记住一座城市,宝马投下40亿欧,德国总理亲自出场

  德国时间7月9日下午,柏林总理府,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共同见证下,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德国图林根州州政府签署了一份投资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这家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企业,将在图林根州首府爱尔福特市,投资2.4亿欧元(约合18.7亿人民币)设立一家全新的电池生产基地及智能制造技术研发中心——这也是中国动力电池企业,首次登陆有着“汽车工业起源”的德国。

  在“中国企业出海记”成千上万的篇幅中,宁德时代的欧洲工厂只是短短的一页,但是这一页所记载的内容,却与以往截然不同。

  过去几年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起伏。

  伴随着“走出去”的口号,中企的海外并购曾大幅升温,2016年的表现更是堪称“疯狂”。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是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入资金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这一年,中国内地也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美国的电影公司、葡萄牙的银行、德国的豪华酒店、意大利的足球俱乐部……期间,中企收购诸如此类产业的消息层出不穷,仿佛买下了全世界。

  狂欢之中,问题早已凸显。外媒曾多次质疑中企部分并购的目的:一些科技或是能源公司斥巨资买下银行或是其他金融机构,仿佛他们真的有能力整合好这些位于地球另一端,且迈入下滑期的业务与资产。

  撇开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难度,更大的风险来自投资资金的来源。企业集团们熟练运用杠杆并大幅举债,在某种程度上为资金外逃与金融风险提供了温床。

  出于全局的考量,政府相关部门在去年对某些现象进行了修正,疯狂的海外投资暂告段落,中国企业的出海记,开始进入新的冷静周期。

  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出去,是中国大型企业始终在思考的问题。

  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速,中国企业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已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但这个可以预见的目标,离目前的中国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2017年,中国企业在全球跨国公司投资总存量的占比仅为4%,相较之下,中国占全球GDP总量的比例为15%,股市占全球总市值的比例接近13%——可以说,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力,已经成了中国整体影响力的短板。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历史很短。2004年,TCL收购法国汤姆逊被视为中国企业大规模国际化的开端,从这个原点到“大跃进”,中企的出海记满打满算不过15年。

  15年间,迫切走出去的心态,令部分中国企业走上了值得商榷的道路。

  从投资主体上看,中国的海外投资分为国企和私人企业集团两部分。国企的海外并购更多是对于自然资源企业的收购,主要目的是确保原材料的来源。这些收购中,尽管部分交易是在大宗商品周期的高峰期、以偏高的价格完成,但从国家战略和产业安全的角度来看,并没有方向上的问题。

  问题更多出在私人投资集团。2005年至今,中国私企的海外投资中,“褐地投资”占了极大比重,这其中的大部分,又流向了房地产以及部分文化产业。

  褐地投资又称跨国并购,在经济学上,它通常区别于创建投资(绿地投资)。对于企业而言,褐地投资是海外扩张的捷径,但在部分行业,褐地投资对于企业/品牌国际影响力的作用要远低于绿地投资。

  曾有外媒指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金额逐渐攀升,但品牌的影响力却不成正比。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通过褐地投资,中国企业更多站在并购标的的背后,不被本土消费者所知晓。

  正如纽约和马德里的市民们,并不关心又有哪些大厦,换了新的中国主人。与此同时,这些并购的产业逻辑,也带有强烈的投机性和虏获战利品的意味。

  历史中的每一个经济大国,都曾以国家特有的方式,实现海外扩张。19世纪,英国公司通过代理人模式,搭建了链接全球资源的网络,也奠定了现代企业管理的雏形。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企业逐步完善了跨国公司的形式,通过技术和资本的加持站上食物链的顶端。

  如今,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逻辑已日趋明显。过去40年间,以制造业为根基,中国经济实现令世人瞩目的腾飞。此后,无论是互联网崛起,还是由人口红利升级为技术红利,制造业始终扮演着中国经济的基石角色。

  中国企业出海,制造业同样应该扮演先锋的角色。但在过往的海外扩张中,中国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走出国门的经验却相当滞后。

  这样的大背景下,宁德时代的欧洲工厂,显得尤为关键。

  宁德时代的欧洲工厂,源自市场需求的推动。

  2017年,这家专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储能系统的企业,锂离子动力电池出货量11.84GWh,全球动力电池市占率17%,排名第一。其客户群体中,包含了宝马、奔驰、大众等一系列国际企业。

  进入2018年,宁德时代的国际化版图进一步扩张:

  3月2日,大众集团MEB项目宣布定点宁德时代,该项目是大众汽车推出的全新模块化电动平台,覆盖了包括轿车、紧凑型电动汽车、SUV、MPV等多个品类。这项决议,被称为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有史以来的最大突破。

  同月,戴姆勒相关负责人称,已和中国电池供货商签订合同,未来全球市场内,梅赛德斯-奔驰电动车,都将使用中国电芯。而据知情人透露,该供货商正是宁德时代。

  4月25日,英国捷豹路虎集团宣布,与宁德时代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将共同研究与开发汽车动力电池技术。

  5月25日,宁德时代位于横滨的日本子公司(CATJ)正式成立,此前,包括丰田、日产、本田在内的日本汽车制造商都曾表示,正考虑采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海外版图急速扩张的背景下,今年上半年,业界一直传闻称宁德时代将在欧洲建设工厂,以满足欧洲本土车企的日益提升的庞大需求。

  6月初,德国媒体报道称,德国、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的相关部门正与宁德时代近距离接触,以“商定”最合适的建厂地址。

  为了这家中国企业,欧洲多国均拿出了十足的诚意。消息显示,德国图林根州为宁德时代开出了包括土地和税收等在内的多项优惠政策,其手段像极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并最终一举胜出。

  除图林根州政府外,宝马公司也在宁德时代的选址方向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7月初,宝马发言人称,公司已与宁德时代签订高达40亿欧元(约合47亿美元)的采购协议,以支持宁德时代欧洲工厂的落成。

  除宝马外,宁德时代工厂的产能,还将直接供给包括大众、戴姆勒、雷诺等欧洲车企,以最大程度降低成本。

  基于这些“招商引资”手段和巨额订单,有德国媒体称,不同于以往的资本输出,宁德时代的欧洲工厂,更像是通过输出技术来占领市场,“在过去(海外)针对德国的投资中,这样的案例很罕见”。

  德国《商报》则惊叹称:“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和最主要的两家供应商都无法做到的事情,现在中国人敢于放手做了!”

  德国人觉得“罕见”,而对于中国的海外扩张而言,宁德时代纯靠技术“走出去”案例更是凤毛麟角。

  成立至今的7年间,宁德时代主导和参与制定了超过40项标准,已拥有907项境内专利及17项境外专利,正在申请的境内和境外专利合计达1440项。

  这些技术优势,令这家中国企业在全球的新能源汽车浪潮中,站在了舞台的中央。

  作为新能源汽车背后的产业,动力电池所承担的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的角色。

  新能源汽车普及的关键点,包括充电速度、续航里程、使用寿命等,均和动力电池直接挂钩。除此之外,动力电池的成本,也直接决定着新能源汽车的成本。

  目前,欧洲多个国家已明令提出,要在20年内“消灭”传统燃油汽车。这一政策背景下,宁德时代的“工厂争夺战”,显得理所当然。

  签约仪式上,图林根州经济部部长沃尔夫冈·蒂芬泽表示:我们非常高兴宁德时代这样的全球锂离子动力电池行业领跑者落户图林根州。宁德时代的投资是图林根州过去十年以来最重要的投资之一,无论对于宁德时代、图林根州,还是欧洲新能源汽车工业,都意义深远。

  而作为签约的另一方,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称:“在欧洲的第一步投资,我们选择了德国。我们希望将全球最领先的动力电池技术带到德国。通过在欧洲形成本土化动力电池供应能力,我们可以进一步贴近欧洲客户,提供更为及时有效的产品解决方案,更好更快地响应客户需求。”

  曾毓群此番言论的背景是,目前德国车企所需的动力电池,90%来自中国,而伴随着宁德时代欧洲工厂的建立,未来这家中国企业,仍将牢牢攥住这个庞大的增量市场。

  如今,宁德时代已经凭借“全球最领先的动力电池技术”征服了全球诸多市场,他们先后在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地设立子公司,通过海外收购、海外生产基地,以及全球研发中心等综合布局,不断完善其全球化体系。

  登陆有着“汽车工业起源”之称的德国,直击全球产业的核心市场,则为宁德时代的全球战略画上了一个堪称完美的阶段性句号。

  宁德时代最终落户德国,是德国联邦政府和图灵根州投资促进局长期努力的结果。

  作为德国对外贸易和对内引资的政府主体,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4年前便特地奔赴中国与宁德时代建立了联系,并先后帮助宁德时代在慕尼黑和柏林设立办公室与研发机构。

  该署相关负责人回忆称:在宁德时代工厂落户的争夺中,德国经历了2年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竞争阶段。期间,他们陪同宁德时代四处考察,进行深入沟通,最终成功缔造了这一近年来德国最大的外资绿地投资项目。“这是我们的骄傲。”相关负责人说。

  宁德时代的“句号”,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战略而言,更像是一个全新的起点。通过技术输出,让有优势的制造企业走出国门,也对中国参与全球化更具意义。

  中国的海外投资监管加强,从未针对实体与制造企业,对于这些产业的海外战略,国家一直持支持的态度。

  这些企业走出去,不仅是象征着中国产业的做大做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国际软实力。

  和平年代,国家实力不仅建立在军队与政治的基础上,也与品牌、文化息息相关。制造企业的海外发展,与国家、文化相辅相成。

  全球经济一体化初期,美国诞生了一批极具影响力品牌,可乐、麦当劳、好莱坞等品牌,在汲取全球利润的同时,持续扩大着美国文化的影响力。而日本经济腾飞期间,索尼、松下、丰田等企业也接连走出亚洲,成为日本的代表。

  相对而言,中国真正走出去的品牌和企业,尤其是受到当地肯定和欢迎的企业,依然太少。正如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很多,但德国媒体对宁德时代的投资却是“罕见”的感叹。

  宁德时代与德国签订协议的同时,中国神秘富豪李勇鸿,正因未能如期偿还收购债务,不得不放弃AC米兰足球俱乐部的掌控权。

  相较中国企业收购AC米兰所造成的声浪,宁德时代欧洲工厂的舆论影响力却逊色不少。但对于中国产业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两者的作用却刚好相反。

  显然,宁德时代这样的走出去和影响力,才是如今的中国更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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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世界杯,我们聊聊这家低调的中国企业

  1950年,巴西,可口可乐成为第一家在世界杯上做营销的企业。这次赞助被视为可口可乐的转折点之一,世界杯过后,可口可乐的全球销售额直接翻倍,一举甩开百事,占据全球70%的市场份额。

  1970年,德国第一次举办世界杯,贝肯鲍尔如愿捧杯,成就“足球皇帝”的威名。比贝肯鲍尔收获更大的,是东道主品牌阿迪达斯。开幕式上,从阿迪达斯足球模型内走出的嘉宾和乐队,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经此一役,阿迪达斯彻底奠定了当时世界第一运动品牌的形象。

  2002年,韩日世界杯,本土品牌现代汽车以15亿欧元的天价成为国际足联官方赞助商。闹剧与争议的赛场丝毫没有影响起亚的声名远播。世界杯后的下半年,起亚在美国的销量大涨40%,其全球品牌认知度从32%一跃升至67%。

  ……

  中国仍没有申办世界杯的机会,但中国品牌已经等不及了。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一家中国企业正试图抓住这四年一次的黄金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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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FA官方预测,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全球将有超过32亿人观看世界杯比赛。所有企业都希望抓住这个独一无二的流量风口。围绕世界杯营销大战,各家蹭热度和擦边球的营销方案均已在案。

  作为中国电视第一品牌,海信选择了更简单的方案——世界杯期间,这家企业的品牌Logo和“相信改变”的Slogan,将铺满场地广告、门票、新闻背板、比分弹窗,以及11座球迷广场。  

  海信是2018年世界杯赞助商,也是第一家赞助世界杯的中国电视品牌。以其为首的中国企业,组成了世界杯历史上从所未有的中国方阵。FIFA全球合作伙伴和世界杯赞助商的名单中,中国企业占据了12席中的4个席位,分别是海信、万达、蒙牛和VIVO。

  相比另外3家,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海信,对于世界杯的渴望更为迫切——在连续14年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后,这家企业更进一步的目标有且只能有一个——成为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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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海信从国际市场收获了284亿人民币的营收,这个冠绝同业的数字,依旧无法令集团董事长周厚健满意。

  海信大厦第23层,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是周厚健的办公室,凭窗远眺,可以看见远处的大海。

  征服大海另一端的市场,是周厚健多年的梦想。早在2006年,他便提出“海信的发展,大头在海外”的战略目标。

  中国具影响力的企业中,周厚健堪称最低调的掌门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劣势。面对“企业家IP”浪潮,周厚健曾坦言:自己不善言辞、不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信的品牌知名度。

  在动辄“震惊世界”的消费类产品中,海信是最少发声的一家,以至于外界并不清楚这家企业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2017年,在中国市场,海信电视的市场份额比三星、索尼、夏普加起来都要多。

  海外市场中,在南非和澳洲市场,海信电视、冰箱的销售额和占有率均位居首位;在拥有松下、索尼、夏普的日本市场,海信是市场份额最大的海外品牌,也是增长最快的品牌——去年,海信日本市场的销售量同比增长79.3%,销售额同比增长67.6%。

  这家企业正以实际而非口号的方式,刷新国际市场对于“中国制造”的认知。今年1-3月,海信在欧洲的销售额同比增长35.2%,其中英国增长27.7%、捷克增长310.9%、俄罗斯增长453.0%。

  在竞争激烈的家电行业,致力于征服海外的不止海信一家,近年来,创维、TCL等企业纷纷通过收购、投资建厂等方式整合全球产业链。但大动作频频之际,中国企业的海外战略却始终面临一座高山——如何建立品牌。

  自主品牌的海外增长乏力,是业界长期回避的事实。中国企业的海外增长,往往依附于代工、收购、贴牌,相较之下,让海外用户接受一个陌生的中国品牌,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情。

  海信并不缺乏走捷径的渠道,集团旗下拥有科龙(Kelon)、容声(Ronshen)、东芝电视(Toshiba)、夏普(Sharp,北美和南美地区)等多个品牌。在部分品牌的基础上轻轻一跃,或许便能收获不俗的海外成绩。

  但周厚健认为,不坚持自主品牌,很难收获市场的自主权和品牌溢价能力。他选择走最难的那条路,于是,一向低调行事的海信,在国际市场掀起了一股“Hisense”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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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化战略中,海信需要把自己的品牌形象,与一个跨文化、跨国界的超级母体绑定,以占据消费者的心智。为了这个目标,他们实践了多种方案,最终找到了最佳答案:顶级体育赛事。

  早在10年前,海信便首次尝试赞助澳洲Arena体育馆与澳网公开赛。那之后,他们又先后赞助了F1红牛车队和美国第二大体育赛事纳斯卡(NASCAR赛车)。

  通过相关数据,海信发现,体育营销能大大缩减海外消费者对于品牌认知的过程,于是,在此前的基础上,他们开始了一次跃进式的操作——成为欧洲杯顶级赞助商。

  2016年,海信成为欧洲杯历史上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全球顶级赞助商。12天的比赛时间里,其“海信电视,中国第一”的广告语频繁出现在全球受众的视线之中,凭借这句简单粗暴的口号,海信瞬间成了引发国内舆论热议的网红。

  “出口转内销”只是海信的顺带之举,“中国第一”广告语不只是给中国观众看的,其英文版“Hisense,CHINA’S NO.1 TV BRAND”的播出次数是中文版的7倍。

  伴随着C罗举起德劳内杯、创造葡萄牙国家队的历史,海信也在欧洲创造了中国品牌的新纪录。法国益普索的调查数据显示,赛事后,海信的全球知名度提升了6个百分点,欧洲五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品牌认知度直接翻倍。

  在此基础上,是年第二季度,海信欧洲市场销量大涨65%,在赛事举办地法国,海信产品卖到“断货”,当地渠道商的催货邮件和电话络绎不绝。

  欧洲杯是海信海外市场的转折点之一,那之后,在欧洲、南非、澳洲、北美、日本等主要市场,海信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彻底拉开了与国内同行的差距。

  这场现象级的营销战役,也为怀抱雄心壮志的其他中国企业指明了方向。曾有咨询业的分析认为:海信欧洲杯的战果,直接影响了一批大型企业的营销选择。万达成了FIFA的全球合作伙伴,阿里豪掷55亿绑定奥运会……

  引领风潮之后,2017年4月,海信更进一步。他们取代了索尼,成为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全球电器制造行业唯一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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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爆炸、营销碎片化的当下,世界杯仍是最贵也最有价值的营销平台。

  相较另一大汇聚几十亿流量的赛事奥运会,世界杯的营销极度集中。奥运会有超过300个小项,涉及的电视转播镜头、场馆等相当繁杂,信息传播非常碎片化,赞助企业无法完全掌控其中的操作空间。

  相较之下,世界杯的信息产生地点和电视转播镜头高度聚焦,绿茵场上的广告牌、赛场上的巨幅LED屏幕、媒体混合区内的电视机等内容,都会在第一时间、无差别地进入全球受众的视野。而这些地方,都将被海信所占据。

  此外,奥运会的绝大多数项目有很强的周期性,只有登陆奥运赛场时才受到关注。而足球则更为长期,给品牌发酵留下了充足的时间。

  最好的营销平台,意味着最高的入场费。

  贝肯鲍尔曾说:“在绿茵场上滚动的不是足球,而是黄金。”掘金者们必须高价购买门票,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这个赞助商们向来需要权衡的问题,在周厚健这里似乎不是问题。今年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他曾说:“我们为何敢花这个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不同于舆论对于海信体育营销的高度评价,周厚健认为:最好的代言是产品,最好的广告也是产品。“市场经济的最终主宰是技术与消费者,认认真真做好技术,做出好产品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是市场经济的真谛。”

  周厚健据称是个比较固执的人,大学毕业时,老师曾给他一个忠告:两件事不要做,一是做官,二是做和人打交道的工作。结果他这两件事都做了,还做到了极致。

  固执的周厚健,对于技术研发和工艺品质有着一以贯之的挑剔,他不少烧钱立项的投入曾遭遇广泛质疑,因为就当时的状况看来,很多技术投资不符合眼前利益。

  长年的技术研发,造就了如今的海信。2005年,海信自主研发的数字电视芯片诞生,中国彩电芯片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宣告结束;2009年,海信成为国内第一家牵头LED背光国际标准制定的企业……在多媒体核心技术领域,海信不断建立核心优势。

  海信的技术优势,并不局限于电视领域。集团在全球拥有12个研发中心,包括位于美国3个。其中,硅谷中心以显示技术、芯片、光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核心。

  在这套研发体系的支撑下,海信的业务涵盖了多媒体、家电、IT信息服务等多个领域。其中,海信智能交通连续8年国内排名首位,接入网光模块产品连续7年全球排名第一。

  2018年,在集团扩张的重要节点,这些技术积淀开始集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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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苏黎世的FIFA总部大厅,装有一台海信L7系列100吋4K激光电视。从这里到俄罗斯,海信几乎包办了世界杯的所有“视听任务”:

  本届世界杯的新闻发布会,将第一次以电子大屏幕取代传统赞助商背景板,这些屏幕,均来自海信;

  央视位于莫斯科红场附近的演播室内,新增了一块长4.78米、宽1.49米的激光显示大屏,全套设备由海信设计完成,并空运至俄罗斯;

  为了照顾那些没买到票的球迷,FIFA特地打造了11座场外球迷广场,最大者能容纳2.5万人观赛。而所有的广场中心,一抬眼就能看到带有“Hisense”Logo的巨大屏幕。

  在消费市场,过去一年间,海信推出了U7、U9两款专为世界杯打造的ULED电视,以及L5、L7两款激光电视,以满足球迷对于更好画质的需求。

  ULED与激光电视,是海信的两大明星系列。其中,激光电视被认为是彩电技术革命的拐点。自2014年海信推出全球首款激光电视以来,全球先后有超过20家企业推出激光电视。

  这波激光潮流中,海信握有绝对优势。在该领域,集团掌握了300多项核心科技,其激光光学引擎为100%自主研发设计,产品的设计到整机生产亦完全自主运营。

  世界杯期间,海信的营销目标之一,是全面普及激光电视,让全球用户了解“电视换代革命”的理念,以主宰下一代显示技术。

  去年,周厚健曾提出明确目标,要通过世界杯周期,让海信的全球品牌知名度翻倍。

  对于任何企业而言,这都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门票靠钱,事在人为。随着体育营销的发展演变,企业的宣传渠道、操作手法变得越发错综复杂,能否玩转赞助商的头衔,巨头们各凭手段。

  为了完成目标,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海信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4月,美国唯一世界杯电视转播商——FOX电视台宣布,将推出基于海信电视的4K HDR应用程序,观众可通过32个摄像机位,随意观看任何世界杯片段。同时,这款应用还提供世界杯历史经典内容、纪录片以及花絮等内容。

  几乎同一时间,《FIFA足球世界》宣布,海信成为官方唯一指定电视品牌。决定出炉的同时,海信与该游戏代理商腾讯联手推出的数千个游戏体验区,也迅速落地于全国近百个城市。

  5月,由青岛出发的海信“ROAD TO RUSSIA全球传奇之路”席卷欧洲大陆,包括欧文、菲戈、古利特、皮雷、弗兰、德塞利、赫韦德斯等在内的一众大牌球星加盟其中,为海信世界杯提前造势。该活动在欧洲引发了广泛关注,直接刺激了海信于欧洲市场占有率的大幅增长。

  6月5日,距离世界杯开幕不到10天,海信突然宣布,英国著名演员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成为海信电视最新代言人——这也是“卷福”首次代言中国消费电子品牌。

  从跨界营销到致敬传奇,再到体育结合影视明星的反差CP,海信接连展示了教科书式的国际营销视野与操作手法。

  这些成功的铺垫之后,海信的世界杯战役到了揭晓最终谜底的时刻。6月14日至7月15日,他们将拥有超过1个月、刷屏全世界的时间。业界关心的是:这期间,海信还将放出哪些“终极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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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行业正经历世界范围内的“权利交割”。随着日企的淡出,曾经的“三国杀”已变成中韩两国之间的角逐。

  业内分析认为,海信的世界杯营销周期,将是重塑行业格局的重要转折点。不论是索尼、松下,还是三星,都曾借助世界顶级体育赛事完成历史性的一跃,就此由国民企业蜕变成为世界企业。

  把握机会、水到渠成,是日韩企业崛起的逻辑。本质上,索尼、三星都是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期的产物。日本经济崛起催生了索尼,韩国“四小龙”时期成就了三星,而如今,中国的经济体量,已足够催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

  相较历史进程中的老对手,海信正面临更好的契机。世界杯之前,这家企业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状态。

  在北美,海信接管近乎瘫痪的夏普后,令该品牌起死回生。交付仅一年多,北美夏普的总销量同比大涨47%,其中代表新技术的4K电视,增长率更是高达360%。

  在日本,海信收购了东芝电视包括产品、品牌、服务在内的一揽子业务,顺便补强了OLED技术专利权。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辐射全球的多品牌经营集群中,海信这一自主品牌,依旧是集团的扩张核心——2017年,海信品牌占据集团海外营收的比例,高达59.1%。

  海信取代索尼出任世界杯赞助商,是中国家电企业取代日企的总结性一击,也是该集团挑战韩企的新起点。

  目前,放在海信面前的,只剩下三星和LG。实际上,就目前各家的增长态势来看,中国电视品牌取代韩企成为世界第一,已是大概率事件。问题的关键,在于时间的长短。

  这样的大背景下,世界杯营销显得尤为关键。这场没有中国队的足球盛宴,已经成了中国企业争夺世界的关键之战。

  或许多年后,中国受众回忆起2018年俄罗斯的那个夏天时,首先想起的不是绿茵场上的C罗、梅西,而是刷遍世界的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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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福建山区企业,要与全世界燃油车为敌!

  6月11日上午,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宁德时代,CATL)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敲钟上市。

  截至中午收盘,宁德时代股价已涨停至36.2元,涨幅达44%。其首日市值达786亿,成为创业板第二大市值的企业。

  国内资本市场相关政策调整后,宁德时代是第三家IPO的明星企业。

  此前两家中,药明康德以开盘连续16个涨停、市盈率超百倍、“中一签可获利10.83万元”的神话,缔造了今年最赚钱的新股;富士康开盘价16.52元,开盘即涨停至19.83元,涨幅44.01%,总市值超3900亿元。

  相较上述两家,IPO前,宁德时代引发了更多人的期待。这家成立仅7年的公司,以打破制造业规律的速度,划过了一条笔直向上的曲线。2014年时,宁德时代的营收为8.6亿,利润仅5000万;2017年,其营收攀升至199.96亿,净利润高达39.72亿。

  一大批机构和公司希望分享宁德时代的速度。其股东方阵里,站着云锋基金、招银国际、深创投、君联资本,以及富士康、TCL、北汽。

  早在2016年底,宁德时代的PE便被抬至26倍,对于未上市的企业而言,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倍数。但投资者依旧前赴后继,吸引到包括云锋基金等顶级投资机构的追捧。

  IPO后,资本市场也对此前专属于投资机构的“宁德红利”寄予厚望。

  5月底,宁德时代公布的消息显示,此次IPO拟发行2.17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10.00%,发行价为25.14元,市盈率不足23倍。

  相关数字低于资本市场的普遍预期。有分析认为,宁德时代的市盈率或为40倍左右,预计股价在50元到60元之间。更多评论指出,宁德时代有望取代温氏股份,成为创业板市值最大的企业。

  这样的预测意味着两个数字:超过1300亿的市值,以及接近10个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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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机构热捧宁德时代,并非完全着眼于投资回报,更多是出于这家公司在一个数十万亿级的市场中,所扮演的战略角色。

  宁德时代是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企业,2017年,其出货量达12GWh(120亿瓦时,电量单位),一举超越特斯拉供货商松下,问鼎行业第一。

  宁德时代崛起的背景,是国家政策的支撑和新能源汽车席卷的浪潮,而在可见的时间里,这一浪潮还将持续创出新高。

  为了摆脱石油进口的掣肘,在新一轮汽车产业竞争中弯道超车,中国政府正坚定不移地推进新能源汽车战略。同时,欧洲多个国家也已明令提出,要在20年内“消灭”传统燃油汽车。

  按照国家十三五规划,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应达200万台,较2017年的77.7万辆再翻近3倍。

  与之对应的是,规划要求,到2020年,国内将诞生产销规模在40GWh以上的动力电池企业,这意味着,未来的3年时间里,宁德时代至少要保持100%的规模复合增长率,才能达到政府的“要求”。

  作为新能源汽车背后的产业,动力电池所承担的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的角色。

  新能源汽车普及的关键点,包括充电速度、续航里程、使用寿命等,均和动力电池直接挂钩。除此之外,动力电池的成本,也直接决定着新能源汽车的成本。

  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当动力电池的平均单位成本降至0.78元/Wh时,新能源汽车的经济性将超越燃油车,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引领。新能源业内,也将这一成本线视为全行业的拐点。

  宁德时代是最有希望突破拐点的企业。2017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平均成本是1.41元/Wh,宁德时代则通过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能量密度、提升生产效率等综合措施,将成本降至0.91元/Wh。

  除成本外,围绕各项核心数据,宁德时代在过去两年间持续刷屏:

  充电速度上,宁德时代研发了15分钟快充技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电就充完;

  续航里程上,宁德时代为上汽荣威MARVEL X配套的动力电池,最大续航里程达500公里;

  电池模型和负反应等实验数据表明,其长寿命电池,已实现15年以上的寿命……

  出于全方位的优势,宁德时代团结了全球一大批新能源汽车制造厂商,包括宝马、奔驰、大众、宇通、上汽集团、北汽、吉利、福汽、中车、东风、长安,而那些造车新势力中,蔚来、威马、拜腾等多款车型,也均搭配了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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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地位,是投资机构前赴后继重注宁德时代的基本逻辑。比如,云锋基金投资后,宁德时代迅速成为菜鸟网络新能源战略的合作伙伴,为其打造绿色运输网络提供支撑。

  早先,云锋基金联合创始人、主席虞锋便称,宁德时代作为中国制造业的标杆企业,其国际化基础和潜力,与云锋“培养本土的世界级企业”的使命不谋而合。

  时至2018,虞锋的预测开始大规模兑现:

  3月2日,大众集团MEB项目宣布定点宁德时代,该项目是大众汽车推出的全新模块化电动平台,覆盖了包括轿车、紧凑型电动汽车、SUV、MPV等多个品类。这项决议,被全汽车行业称为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有史以来的最大突破。

  同月,戴姆勒相关负责人称,已和中国电池供货商签订合同,未来全球市场内,梅赛德斯-奔驰电动车,都将使用中国电芯。而据知情人透露,该供货商正是宁德时代。

  4月25日,英国捷豹路虎集团宣布,与宁德时代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将共同研究与开发汽车动力电池技术。

  5月25日,宁德时代位于横滨的日本子公司(CATJ)正式成立,此前,包括丰田、日产、本田在内的日本汽车制造商都曾表示,正考虑采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6月初,德国媒体透露,宁德时代有可能在德国图林根州建立一家电池工厂,作为其进军欧洲市场的主体。报道称,另有两个欧洲国家的相关部门亦和宁德时代有近距离接触,以“商定”最合适的建厂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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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宁德时代投资的云锋基金相关负责人曾形容:曾董(曾毓群)是极具战略眼光的领导者,也是非常扎实的技术人才,其惜才、引才的策略,是宁德时代实现技术突围的根基。

  战略、技术,是曾毓群引领宁德神话的关键词。

  曾毓群出生于福建宁德的一个农村家庭,成长于群山之间。《滴水穿石三十年——福建宁德脱贫纪事》描述称:从宁德市区到寿宁县下党乡,至少要经过15条隧道,每个隧道,都代表闽东一座山。

  1989年,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山中小径徒步两小时才进村召开扶贫办公会,又用了3个小时走出这片深山。那之后,他开启了带领贫困群众走出大山的“凿空之旅”,指引宁德人脱贫致富。

  习近平主席改变宁德的同时,走出群山的曾毓群,也正努力抓住自己的命运。

  1989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工程系毕业后,曾毓群被分配至福建一家国企。在那里待了不到3个月,他便辞职跑去东莞做工程师,一干就是10年。期间,31岁的他成了最年轻的工程总监。

  1999年,曾毓群与另两位合伙人共同创立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ATL),并在其后解决了贝尔实验室都没有搞定的聚合物锂电池鼓包问题。

  彼时,通过比韩国电池高一倍容量、低一半报价的巨大优势,ATL迅速打开了手机市场,来自全国的订单源源不断。

  2004年,一家美国企业找上门来,为旗下的MP3电子产品寻找电池秘方。这家企业此前已经找过很多国际锂电池公司,但是无一能解决锂电池循环寿命过短、长期使用后电池鼓气的问题。

  ATL为对方试制了专用电池,双方随即达成合作关系。曾毓群没想到,合作刚展开,对方开口就要了1800万个电池。

  这家公司叫苹果,ATL供货的对象是红极一时的iPod。两家对质量吹毛求疵的企业走到一起,ATL顺着对方的发展扶摇直上,一跃成为行业内的新领军者。

  那之后,苹果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ATL也成了iPhone系列的供应商,并且最终成长为苹果最大的电池供应商。

  苹果一役后,ATL顺风顺水,从行业黑马一路驰骋为龙头企业。期间,其市场版图不断扩张,成为世界一线品牌的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新型电子移动设备的必备电源。

  业内有说法称:在消费类电子领域,ATL已经是电池行业的全球第一。此前坊间传言称:iPhone产量吃紧的时候,一家企业依靠规模优势从韩国公司手里抢到一批iPhone电池的订单,但最后却因为“做不了”,不得不转让给了ATL。

  4

  自拿下苹果后,ATL的发展几乎未遭遇大的波折,但曾毓群一度寝食难安。

  2008年奥运会期间,国家鼓励示范城市开展新能源公共交通,为之提供大量补贴,几乎所有车企都投身其中。期间,作为混动、纯电动汽车的直接动力来源,车载动力电池的需求逐年扩大。

  曾毓群敏锐地判断,这是个失不再来的机会,但在当时,ATL并没有生产车载动力电池的资质——早年由于缺乏资金,ATL曾经历数轮融资,最终控股股东为日企TDK。这一“外资”的身份,与当时的国家的行业政策相悖。

  曾毓群为之斟酌了很久,最终决定破釜沉舟。2011年12月,他在家乡宁德创立了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诞生时,车载动力电池行业已建立起独特的规则: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玩家基本都有自己的整车“兄弟”企业,关系非常牢靠。

  相较这些左手补贴、右手整车厂的同行,宁德时代可谓“先天缺陷”,只能去市场争得一线生机。而恰是这一争,争出了一个行业制高点。

  2013年,宝马寻找电池解决方案,全球巨头闻风而动。一众竞争者中,初生的宁德时代毫无名气,但出于ATL在苹果供应链中的地位,宝马决定给这个与ATL一脉同源的企业一次尝试的机会。

  宁德时代用一份800页的德文技术报告,把握住了这次堪称渺茫的机会,其高效高质的电芯,一举打动了挑剔的德国人。

  此后,围绕宝马各项目,宁德时代与日韩企业展开了长期竞争,并完成自我蜕变。期间,他们攻克了三元锂电池过充的问题,颠覆了国内电池的相关技术;又以“13年电芯性能无变化”的循环寿命,一举击败日韩企业的产品。

  横空出世、“征服”宝马,宁德时代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业内常形容汽车供应链体系就像爬山头,新企业从自主品牌,到合资车型,再到国际市场挨个攀登,最后才能获得携手豪车的机会,这个过程至少需要数年的时间。

  而宁德时代则是直接攀上了宝马这座高峰,随即一路“俯冲”收割。

  回首看来,宁德时代携手宝马,不似奇迹,更像是偶然事件中的必然结果——在一项项引领国内行业的技术和产品的支撑下,宁德时代几乎成了宝马的唯一选择。

  5

  通过技术胜出后,曾毓群愈发专于此道。非电池科班出身的曾毓群,本就是“技术狂人”,他在事业期间念到了博士,后又任物理化学电源杂志编委、亚洲固态离子协会理事、中科院物理所清洁能源中心学术委员,是业内知名专家。

  宁德时代号称是国内最舍得投钱做研发的电池公司,其毕业生的起薪待遇便非常丰厚。2016年,宁德时代研发投入便突破10亿级别,2017年又增长至16亿元。

  曾毓群非常得意于宁德时代的科研体系,甚少的公开亮相中,他言必谈及技术,并且时常甩出一大堆数据。他曾说:行业内很多人说电池保8年、10年,甚至15年,都是空口无凭,做这样承诺,不能拍脑袋来完成,而是反复实验的数据来决定。

  曾毓群有足够的底气开启“群嘲”模式:2017年底,宁德时代拥有研发技术人员3425名,其中博士119人、硕士850人,还有2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和6名福建省百人计划及创新人才。

  这帮人干事喜欢讲数据、论实验成果。因为这种氛围,技术人才在宁德时代非常受尊重,没有任何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发生。与之对应的是,宁德时代创新体系下,已拥有907项境内专利及17项境外专利,正在申请的境内和境外专利合计达144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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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技术大旗,宁德时代遇上了最好的时代。

  2015年初,中国政府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与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松下、三星、LG等国际企业闻风而动,并且玩起了曾经面板、半导体产业的惯用伎俩:通过降价的方式饿死本土对手。

  在中国企业平均出厂价2.5元/Wh之际,日韩企业强行以1元/Wh的价格亏本出货,一时间,各大整车厂纷纷倒向,本土品牌陷入生死一线间。

  将新能源汽车定为基石产业之一的政府,自然无法容忍产业的核心再次旁落他手。很快,工信部便出手发布“白名单”,一批采用韩系电池的汽车,被挡在补贴目录之外。

  消息一出,市场形势逆转,车企纷纷终止外资订单,以宁德时代、比亚迪为首的国内电池企业,成为市场的绝对主力。

  这期间,新能源汽车的风潮愈演愈烈,从公共交通席卷至小型乘用车,几乎所有具实力的企业都投身其中,想要分一杯羹。

  BAT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多点布局,贾跃亭为之蒙眼狂奔,董明珠为银隆投入了全部身家……大势之下,蔚来、威马等新一代电动汽车品牌横空出世,车还没出来,便收获了百亿估值。

  2015年,国内新能源汽车迎来了第一轮爆发,是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在一年内增长4倍,达33万辆。这波浪潮中,宁德时代也实现了飞跃,其电池产量由2014年的0.27GWh一跃至2.19GWh,增长率超8倍。

  行业的集体狂欢中,洗牌期也迅速到来。

  整车市场中,骗补问题集中爆发,大客车成重灾区,银隆轰轰烈烈问世,又很快陷入流言与质疑危机;乘用车市场,吉利的新能源版图持续扩张,威马等新势力亦广受好评,乐视的“法拉第未来”却长期存于未来……

  动力电池业内同样不乏过山车式的戏码。受益于电动客车市场的增长,沃特玛曾创造净利润增长123倍的奇迹,却又因磷酸铁锂电池的颓势,在风光一年后便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

  身处大爆发,曾毓群显得相当冷静。他在一封致同仁的信中写道:竞争无比激烈,别人进步飞快。我们如果只是“进步一点点”,就会落后,就会被淘汰!别人不会等你,客户更不会等你。

  曾毓群试图在多个维度引领宁德时代做出更大的进步,于是,当一众同行围绕补贴各展其能时,宁德时代开始了多层面的布局:

  上游原材料领域,2015年,公司通过收购介入锂电池回收业务,以保障正极材料供应;

  2016年,宁德时代与嘉能可达成四年、2万吨供货协议,锁定核心钴资源;

  2017年,公司收购北美锂业43.59%股份;

  2018年3月,英国《金融时报》称宁德时代进一步加大对于北美锂业的收购力度,彻底掌握了这座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锂矿项目的控制权……

  通过尽早布局,宁德时代很好地避开了自去年开始的钴、锂战争。在原材料翻倍涨价、全行业哀鸿遍野的局面下,他们不仅独善其身,甚至持续压缩着产品的成本。

  技术层面,公司则持续加大对于固态电池、锂金属空气电池、氢燃料电池等技术的研发投入,这些研究,代表了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些战略布局,不断拉大宁德时代与竞争者的差距,也为曾毓群赢得了“战略眼光卓绝”的名头。正如云锋基金相关负责人所说:他能比同行多看至少一步。

  曾毓群能尽情实践自己的战略眼光,很大程度得益于宁德时代稳定扩大的市场优势。2017年下半年的一份数据显示:宁德时代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19年末。

  宁德时代本次IPO的最大目标,便是为了解决产能问题。

  其公告显示,通过IPO及其他募资渠道,公司将筹资98.6亿元,分三期投资建设24条生产线,预计2020年电池产能将达50GWh以上,确立领先全业的规模优势,并实现1000亿左右的年营收。

  彭博社的相关预测认为,至2020年,宁德时代的产能将提升至少4倍。出于迅速提升的行业影响力,1年多前,《日本经济新闻》便深挖宁德时代,称这家企业代表了中国电池厂商的崛起与自信。此后,在全球各地诸多报道中,宁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名,成了行业的关键词。

  7

  宁德偏居福建东南角,城区(不包含县、乡镇)人口不到50万。曾经,这里群山封路,进出困难,被认为是东部沿海最贫困的城市;如今,每天都有排成长龙的车队从这里出发,穿过一个个隧道,将宁德的电池运往世界各地。

  2018年3月,央视《大国重器2》栏目组曾造访这里,记录了那些令人惊奇的电池工艺。

  不论对于宁德人还是中国产业而言,角逐电池市场之巅都是一件非常“奇幻”的事情——自1995年索尼发明第一块聚合物锂电池后,这个庞大的市场一直掌控在美日韩手里。

  很多行业都受困于电池技术,包括iPhone、特斯拉,以及无人机。因为投入大,研发难,电池向来是“巨头的游戏”,即便是行业巨擘,也有翻船的可能。当年的全球电池业老大A123已经倒闭被收购,而后继者松下、索尼、三星,都是在庞大电子产品利润的支撑下,才创下了电池业的成绩。

  相较这些巨头,曾毓群与宁德时代的起步不值一提,但短短7年后,他们却立足顶点,书写行业规则。

  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家企业仍可以舒适地享受规模和技术壁垒所带来的红利:

  政策方面,国家正逐步收紧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额度、提高补贴门槛,劣质产能持续被淘汰,马太效应促使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加剧。

  产业方面,动力电池从产品立项到销售需要经过漫长的周期,因此,整车厂商不会轻易更换动力电池系统供应商。

  最重要的是,截至2017年底,新能源汽车占中国汽车总销量的比例仍不足3%,市场空间巨大——无论从全球相关政策还是产业发展看,新能源汽车的趋势已然不可逆转。

  这些数据与背景下,曾毓群的目光,投向了更高的战场。2017年3月,在一封致全体CATL人的信中,他写道:

  “我们的竞争对手并不是国内同行,也不是跟国外同行竞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跟燃油车竞争,如果没有办法跟燃油车竞争,就没有市场化的可能。现在靠补贴,没有补贴之后怎么办?这才是我们想要研究的……2017年的目标若都实现,可以认为我们基本具备与燃油车一决高低的基础条件了。

  迈入2018年,曾毓群掌握了这些基础条件,他也给宁德时代提出了一个具象的目标:

  老了以后,我们可以得意的告诉孙子:“将汽车从石油时代引领到清洁能源时代,让国家蓝天碧水,我也有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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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输出的,不仅是高铁,还有一碗泡面

  “一带一路”契机之下,中国需要输出的,不仅是高铁,还有一碗泡面。

  

  3月20日,康师傅控股发布了一份令业界侧目的年报。数据显示,2017财年,集团实现营收589.54亿元,同比增长6.07%;股东应占溢利18.19亿元,同比大涨56.59%。

  两大事业群中,方便面板块贡献了226.2亿元的营收,股东应占溢利24.91亿元,同比增长27.34%;饮料板块贡献营收347.54亿元,股东应占溢利8.44亿元,同比大涨121.81%。

  康师傅利润大涨的背景是:面粉、棕油、纸材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依然处于历史的高位。因此,业界普遍认为,康师傅2018年将延续增长的势头,只是增幅多少的问题。

  过去3年间,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下,中国食品饮料板块经历了深度调整期。期间,娃哈哈的营收持续呈现颓势,白酒阵营加速两极分化,方便面产业面临低潮……

  每次调整,都意味着行业的重新洗牌。

  于是,外界看到,白酒阵营中,茅台的市值突破万亿,郎酒品牌群强势崛起,数家上市酒企却以每季度30%的净利润负增长持续败退;方便面阵营中,康师傅一举拿下全行业50.6%的营收,而另一家传统巨头却无奈宣布“退出”……

  每一轮洗牌期后脱颖而出的企业,都将成为新一轮市场的最大赢家。而处在历史关键转折点的食品饮料企业,则迎来了更大的、爆发式增长的机会——一个曾经放在可乐与咖啡面前的机会。

  

  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周后,中美联合发表公报,宣布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中美建交是世界政治与贸易格局中的历史性事件,也是一批美国大型企业的转折点。

  公报发表后,可口可乐在第一时间重返大陆,成为第一家进入大陆的外企。罐装的可口可乐,是那个年代的国人对于美国品牌的最初记忆,这之后,可乐也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文化符号。

  可乐在全球的强势,根植于美国强大的影响力,而可乐的成功,也给美国文化输出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企业、品牌与国家的影响力是相辅相成的。国家是品牌海外扩张的土壤,而企业与品牌则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

  品牌的海外扩张,往往伴随着国家文化的输出。不论是可乐、咖啡,还是苹果、漫威,都在汲取全球利润的同时,持续扩大着美国文化的影响力。可以说,在现代商业体系里,品牌已经成了国家文化输出最不可或缺的载体。

  作为经济的追赶者,改革开放的前30年里,中国是品牌与文化的洼地。在品牌与文化输出长而久之的“逆差”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国人开始在文化的冲击中寻找自我认同,传统文化的复兴与输出,被放置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

  过去10年间,中国一直强调文化输出、品牌走出去,期间,舆论始终认为只有“绝对高大上”的东西,才能代表中国。但实际上,国民广泛需要、适配的,才能代表中国文化,这类文化的输出,才能真正代表中国的影响力。

  全球范围内,可乐于民众的影响力一定大于波音——相较“大件”,消费需求更广、频次更多的产品,更容易打下国家品牌和文化的烙印。

  中国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国品牌与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样的契机之下,中国需要输出的,不仅是高铁,还有一碗泡面。

  

  平昌冬奥会据说是史上最冷的冬奥会,中国奥运代表团也遭遇了战绩的寒意。不过赛事期间,却有中国企业从另一维度弥补了国人的缺憾。

  2月8日,平昌新开了一家中国面馆,该面馆占地两层,可满足上百人同时用餐。为中国同胞提供免费餐饮的同时,这家面馆也接待了大批慕名前来的各国人士,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一家异国他乡的中国面馆,并不是外界关注的重点,重点是面馆的主营餐品——方便面。

  面馆的主人是康师傅。为了这家店,他们从国内甄选了4位大厨,基本食材全部由国内空运,筹备了数十种面品以及多道精品菜肴。

  为外国友人供餐时,工作人员会酌情介绍:这是小鸡炖蘑菇,中国东北特色口味;这是红烧牛肉,中国大众最喜欢的口味;这是冰糖雪梨汁,我们的特色饮品……

  一碗泡面、一杯饮料,也能成为中国的名片吗?事实证明,不仅能,而且效果非常好,因为他们真正代表着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与消费者的习惯。

  尽管并非原创,但经过近30年时间的发展,在康师傅、统一、今麦郎等企业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方便面成了世界方便面行业的集大成者。

  同步于经济曲线,方便面画了一条笔直向上的发展轨迹:上世纪90年代,中国便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方便面消费国;2011年之前,方便面在大陆市场连续18年实现两位数增长;2013年,其产销量升至历史高点,年销量为惊人的462亿包(盒)。

  这期间,方便面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亦是两代人艰苦奋斗的见证者。蓝领工人的夜宵、白领阶层的加班餐、出差族的必备、孩童眼中的美味……即便放眼所有消费产品,如方便面般深入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产品,亦是凤毛麟角。

  长久的市场掌控力,形成了国人深厚的方便面情结。不久前,一张马云吃方便面的照片传遍全网,有人调侃“首富吃一次都得发图‘炫耀’的东西,我天天都在吃”;罗永浩更是直接将方便面作为锤子手机的情怀卖点之一,称方便面改变了人类的发展进程……

  每个人都有大量关于方便面的记忆,在国民生活中,它比很多传统文化更具实际影响力。

  这种具象文化,催生了一批快消知名企业,而如今,这些企业走到了历史的关键点:国内,伴随着劳动大军从温饱走向中产,食品饮料行业迎来了消费升级的机遇和挑战;国外,配合“一带一路”,中国企业找到了新的供需洼地,开拓增长点的同时,也有望成为国家软实力传播的尖兵。

  于是,便有了主打方便面的平昌面馆。

  

  不止是方便面,食品饮料行业中的一批企业,都具备走出去的实力。

  中国的消费市场是金矿,也是腥风血雨的战场,每一个脱颖而出的幸运儿,都有过硬的资本。

  食品饮料行业竞争的残酷性,丝毫不亚于科技行业,强如健力宝、乐百氏,一着不慎便是全盘皆输,国际巨头的折戟沉沙亦不在少数。只有康师傅、农夫山泉这种家喻户晓的品牌,才能和可口可乐、百事们分庭抗礼。

  多年抗战之间,国内食品饮料企业的渠道和品牌经验早已驾轻就熟,质量方面更是经历千锤百炼。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每一家,都是承接中国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纽带。

  以康师傅为例,这家世界最大的方便面企业强大的产品力,归根结底在于对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从小鸡炖蘑菇面、泡椒牛肉面,到油泼辣子酸汤面……20多年间,康师傅累积研发了近300种口味,通过现代工艺,将中华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浓缩到了调料包的方寸之间。

  以康师傅为代表的食品饮料企业,既是市场赢家,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物质化的实践者。这一点,在康师傅的另一大版图——饮料板块,体现得更为明显。

  在中国茶远离现代国民生活的大趋势下,康师傅、统一、农夫山泉等企业,以现代工艺、更符合当下消费场景的方式,打造出了全新的茶饮料王国,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中国茶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也在可乐、雪碧、咖啡之外,硬生生开辟出了庞大的本土饮料市场。

  这种创新,既传承了文化,也令企业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作为先行者,康师傅的冰红茶、绿茶畅销20年。

  在此基础上,集团又结合更多中华养生文化,推出了冰糖雪梨、酸梅汤等开创性饮品,为多元化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如今,饮料板块已占康师傅总营收近60%。

  通过现代创新,为传统文化找到最佳的消费场景,是这些企业之于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

  戏曲、礼乐、中国茶等文化之所以加速远离现代人的生活,根本原因在于消费场景的缺失,只有普世的文化,才能真正源远流长。

  在文化输出的背景下,中国食品饮料企业的最关键点,同样是开发匹配的消费场景,让中国传统文化真正融入他国环境。

  

  中国食品不缺乏“走出去”的新闻。泡面、老干妈辣酱、枇杷膏等国货“扬威海外”的新闻数见不鲜,但是这类“走出国门”,更多是出于国民对喜爱口味的依赖,是消费者的自发行为,与企业规模占领国际市场不是一个层级。

  如何找到最合适的市场与最匹配的消费场景?平昌面馆之前,康师傅便给行业提供了经典范例。

  康师傅的创新方法,是通过公益的方式,以体育为突破口,打开产品国际知名度与通路。

  上世纪90年代起,康师傅方便面便成了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食堂和国家队运动员海外出征的必备品。这其中,既有眷恋家乡口味的原因,也有健康科学的理论支撑。

  围绕这一点,康师傅提出了体育公益的战略,无偿赞助国际马拉松赛事,为参赛者提供全方位营养补给。久而久之,参赛的国际职业选手们,开始把这个习惯带到全世界各地的赛场,“跑马泡面”逐渐发展成了国际马拉松的时尚文化。

  除参与并改变马拉松文化外,康师傅还将泡面公益做到了全球体育的最高舞台——2016年,他们“空运”了一家面馆到里约。

  赛事期间,傅园慧、刘国梁、孔令辉、郎平等人先后晒出了自己享用方便面的照片。郎平还透露称:爱徒朱婷对方便面情有独钟,每次体能训练完,都要来碗面补充能量。中国运动员的泡面文化,也引发了多国媒体的围观与报道。

  除泡面外,在茶文化上,康师傅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他们通过与NBA合作等方式,将包括冰红茶在内的产品传递给国际消费者。

  围绕体育和年轻人喜好,康师傅通过大量活动与宣传,让海外消费者接触并了解中国茶饮料,以及背后源远流长的茶文化。这种通过扩大消费场景来传播文化的“走心”策略,最终被证明切实有效。

  过去十几年,从世博会到各类行业展销会,从不缺乏中国品牌的身影,但这种形式更像是“花钱买吆喝,出口转内销”,一阵风过后,在当地什么都没留下。其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没有找到合适的突破口,挖掘有效的消费场景。

  

  从里约到平昌,康师傅的体育战略仍在延续,在潜移默化间传播着中国的品牌。而如今,随着国家品牌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实施,这些雄心壮志的企业迎来了新的机会。

  国内的食品饮料行业,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陌生,出于消费需求,过去十几年间,经销商主动将大量方便面、饮料出口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这些海外市场就像上世纪八九十年的中国,到处都是机会。对于食品饮料企业而言,它们不仅是新的利润来源,也是未来的必争之地。国内的人口红利正慢慢稀薄,逼迫着国内企业走出国门,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则为这些企业提供了最好的时机。

  他们中的佼佼者,在“正式发兵”前便打下了扎实的品牌基础。比如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已如首都万象的凯旋门一样家喻户晓。

  英国《泰晤士报》曾发表文章说:“我们被迫意识到的一个挑战是,提供方便面是服务大陆客人比较实用的。中国游客去商店里买方便面,然后在客房的热水壶里煮。如果客房里有方便面,中国游客会更高兴。”

  康师傅要做的,是将这种优势与形象推广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为了打好这场战役,2017年以来,集团通过资产活化、供应链整合等供给侧改革举措,实现自由现金流达到102.8亿,这为其新的事业版图奠定了扎实根基。

  除康师傅外,食品饮料行业的其他知名企业也在行动。2016年,加多宝马来西亚、泰国两大生产基地先后落成投产,中国凉茶的版图正沿着一带一路沿线徐徐铺就。

  另一大品牌茅台,则通过赞助各大展会+大型品牌推介会的形式,在香港、莫斯科、米兰、旧金山、汉堡等重点市场巡游,向世界介绍中国传承数千年的白酒文化。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变迁成就一批本土企业,也壮大了一众跨国企业。

  在食品饮料的宏大版图里,星巴克所代表的咖啡成了妇孺皆知的文化,可口可乐等碳酸饮料的地位更是不可撼动。如今,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方便面、茶饮料作为中华饮食文化的靓丽名片,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契机。

  在巴黎市中心的餐厅来一碗中国风味的泡面,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中国企业和国民都迫切需要这样的“体验”。从科技企业到民生消费的全面崛起,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大国地位的象征。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品牌蜚声海外,不仅需要高铁、手机,同样需要泡面、茶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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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估值千亿,这家制造企业靠什么让自己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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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底,胡润发布了“大中华区独角兽指数”,列举了120家、整体估值超3万亿人民币的企业。

  其中,蚂蚁金服以4000亿的估值位列首位,滴滴出行、小米、新美大位列其后,宁德时代(CATL)、今日头条、陆金所则以1000亿的估值并列第五。

  榜单的前20里,宁德时代堪称“知名度最低”,它前面的四家企业均是深入渗透国民生活的巨头,它的身后,则排列着大疆、菜鸟网络、饿了么等一众舆论耳熟能详的企业。

  然而,这家不为民众所知的企业,即将率先“兑现”自己的价值,登陆A股市场。

  3月12日,宁德时代更新了招股说明书,数据显示:2017年,宁德时代实现营收199.96亿,净利润高达39.72亿,资产总额496.62亿元。

  本次IPO,宁德时代拟发行不超过217,243,733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10.00%,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131.2亿元。这意味着,这家企业的上市估值将超过1300亿元。

  40亿利润,1300亿估值,实现这一切的宁德时代,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小米和美团成立的一年后,这家专注于动力电池的企业才孵育而出。

  成长周期长、利润增长缓慢,是制造业的惯有标签,身处其中的宁德时代,却以令人侧目的速度,打破了这一定律。2014年时,宁德时代的营收为8.6亿,利润仅5000万,3年后,其利润翻了80倍。

  如此规模的研发团队,其科研得以从材料级别开始,由纳米级一步步做到仿真模拟。曾毓群非常得意于这样的体系,他曾说:行业内很多人说电池保8年、10年,都是空口无凭,做这样承诺,不能拍脑袋来完成,而是反复实验的数据来决定。

  每年至少翻倍的营收额,保证了宁德时代科研投入的大幅度增长,而在可见的时间里,这样的饕餮盛宴仍在继续。

  为了摆脱石油进口的掣肘,在新一轮汽车产业竞争中弯道超车,中国政府正坚定不移地推进新能源汽车战略。而在国际市场上,欧洲多个国家已经明令提出,要在20年内“消灭”传统燃油汽车。

  政府的规划中,到2020年,国内将诞生产销规模在40GWh(400亿瓦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电池企业。而作为行业的头号,宁德时代2017年的产量为11.84GWh,距离政府的“要求”仍有数倍的提升空间。

  快速扩大生产规模,进一步抢占市场,是宁德时代本次IPO的目的之一。企业报告显示,募资131亿金额将投入两大区域,一是建设动力电池生产园区,扩大产能;二是用于研发,以提高动力电池性能、降低成本。

  除做强主业外,宁德时代也在向上下游扩展,以增强行业话语权。近日,有消息称宁德时代拟出资2.45亿元对北美锂业进行增资,以此布局上游锂资源。而早在2017年7月,为了确保原材料供应充足,宁德时代就与海外矿业巨头Glencore签署了2万吨钴的供货协议。

  除上游采购外,宁德时代还即将在欧洲设立工厂,以更好地服务大众、宝马等国际企业。

  时代是永远的主宰者,产业的更替中,一批传统列强衰败,一批新贵趁势而起。即便是制造行业,市场的变化亦在瞬息之间。

  新能源汽车的大势下,一家电池企业能在7年内成就千亿估值,而那些整天刷屏的整车生产商们又具备怎样的实力,价值有多大?在这样的趋势中,中国企业能否弯道超车,成为国际汽车产业中的新势力?

  从零到千亿,宁德神话的背后,有企业家的杰出经营才华,也有国家政策的支撑与产业环境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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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毓群是宁德时代的创始人、董事长,也是企业的最大股东,持有29.23%的股份。宁德时代上市后,他的身家将飙升至数百亿。

  造富奇迹中,曾毓群抓住了两个机会,一是消费类电子行业的浪潮,二是新能源汽车的崛起。

  曾毓群是福建宁德人,他所执掌的ATL(香港新能源科技)和CATL(宁德时代),总部均设在宁德。这座城市偏居福建东南角,城区(不包含县、乡镇)人口不到50万。

  现在,每天都有排成长龙的车队从这里出发,将宁德的电池运往世界各地。这些电池为苹果、三星、华为、OPPO、小米提供能源,也是吉利、东风、上汽,以及BMW电动汽车的动力来源。

  电池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隐匿在各行业之后,不显山露水。这个关注度极低的行业,竞争却极为激烈。

  很多行业都受困于电池技术,包括iPhone、特斯拉,以及大疆无人机。创立特斯拉时,马斯克曾预判电池技术的革命即将到来,但他的期望并未成真,以至于特斯拉进退维谷。

  电池技术的突破,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新技术的应用,因此,电池企业都以革命性研发为标榜。

  过去的十几年里,电池业内重大新闻都和技术突破有关。从石墨负极、硅负极、金属负极到石墨烯,材料学家在电池方面的革新无所不用其极,数百亿美金投入其中,但革命性的产品从未出现。太多放言要颠覆电池行业的“专利技术”,前赴后继的不知所踪。

  因为投入大,研发难,电池向来是“巨头的游戏”,即便是行业巨擘,也有翻船的可能。当年的全球电池业老大A123已经倒闭被收购,而后继者松下、索尼、三星,都是在庞大电子产品利润的支撑下,才创下了电池业的成绩。

  相较这些巨头,曾毓群与ATL起步时的背景和资本实力不值一提,却在列强争锋的电池大战中成功脱颖而出。

  曾毓群并不是电池科班出身。他1989年毕业于上海交大船舶工程系,被分配至福建一家国企。

  在国企待了不到3个月,曾毓群便辞去工作,跑到东莞新科磁电厂做工程师。新科是SAE旗下的生产制造基地,后者是如今全球最大的独立硬盘磁头供应商。

  当时正是国内电子产业OEM的起步阶段,曾毓群成了投身其中的第一批本土人才。他在新科干了十年,31岁便成了最年轻的工程总监,而且是第一位大陆籍总监。

  作为骨干,曾毓群深受同仁的信赖与领导赏识。身边人称他非常有亲和力,总是笑脸迎人,而且说话坦率,直来直往,从不含糊。另一方面,曾毓群还具备出众的专业能力和胆识,为新科的发展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在遇到需要攻关的事件与项目时,“上面”往往会委任他当负责人。

  1999年,曾毓群接到一个任务:SAE执行总裁梁少康让他帮忙考察一个电池项目。曾毓群在深圳和专家们讨论了一整天,回来写报告称如果做电池,肯定是能出来的。

  梁少康打算改行做电池,正四处招募能人,曾毓群是他的第一目标。不过起初曾毓群并没答应,当时深圳的一家企业正频繁与之联络,想挖他过去做总经理,统筹企业上下。

  遭到拒绝后,梁少康又找到了曾毓群的直属上司陈棠华,让他帮忙做思想工作,陈棠华为此专门从美国飞回来。经过数番详谈,曾毓群最终被说服,三人合伙创立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Amperex Technology Limited,简称ATL),注册地在香港,首家工厂设在东莞。

  曾毓群回忆称当时做电池完全是一种冲动,因为这个团队压根不具备做电池的基础。正是出于这次冲动,他在日后的十几年里,一手打造了一家与国际巨头分庭抗礼的本土电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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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团队一共募集了250万美元,“能找到的钱几乎全投进去了”。为了节流,所有人的工资在以前事业的基础上减半。

  这点本钱想要一气做大绝无可能,ATL需要找到一个精准的突破口。团队研究后认为:当时市场上的圆形电池、方形电池等产品是索尼、松下的天下,这些大企业的自动化程度很高,中国企业在成本方面毫无竞争力。

  于是,他们将尺寸灵活多变、不适合自动化生产的聚合物软包电池作为ATL的主攻方向。这种电池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任意面积化与形状化,短小、轻薄,团队认为这可能是未来电子产品配套电池的发展方向。

  1999年,诺基亚推出了一款火爆的翻盖式手机,里面配的就是索尼的聚合物电池,ATL专门买了这款手机拆开来进行研究。

  确定了方向后,曾毓群带着钱飞到美国,找贝尔实验室购买其聚合物锂电池的专利授权。当时全球有二十几家企业购买了这项专利授权,但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该技术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

  回国后,ATL的技术团队开始试制,他们很快惊恐地发现,贝尔实验室配方生产出来的电池,在反复充放电后便会鼓气变形,根本不能长久使用。曾毓群随即跑回美国质询,岂料对方悠哉地说:鼓气是个本质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为了购买这项授权,250万美元的启动金花去了大半,其他则投向人力支出。公司账面上的钱所剩无几,但产品却连一点希望都看不到,曾毓群急得睡不着觉。

  在飞回广东的飞机上,他一直苦苦思索对策。期间他想到:聚合物锂电池被业内诟病的最大原因是其沸点很低,能使用的温度上限是85度,而“贝尔配方”中有些物质成分的沸点是93度,已经非常接近,这或许就是其缺陷的根本原因?

  带着这个疑问,创业团队开始研制新的配方,着手排除其中低沸点的化学物质,一气弄出了7个新配方。在紧锣密鼓试验、测试了两个星期后,其中一个新配方做出来的电池居然解决了鼓气的问题。

  解决了生死难题,ATL回身碰上了好时候。1999年,辉煌一时的BP机开始走下坡路,手机进入普及期,很多国内企业都申请了手机制造的牌照。

  当时行业流行从韩国企业处买组装套件,整个产业链中,中方企业能自主改动的东西很少,除了电池。电池里的利润空间很大,国内厂商都从韩国公司买电池,没什么议价权。

  ATL找客户谈判,提供容量是韩国电池一倍的产品,但报价只有后者的一半。带着这样的巨大优势,他们很快打开了手机市场,来自全国的订单源源不断。

  2002年,ATL实现盈利,曾毓群随即将利润投入新一轮研发。他深知企业做大的根基:ATL得以存活,根本原因是解决了“贝尔配方”的技术缺陷,这样的革新或许算不得业内重大突破,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全球另外二十几家花钱买该配方的企业,没有一家解决鼓气问题,要么钱打了水漂,要么维持“劣质生产”。

  在一些企业主看来,电池鼓气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是实验室里反复充放电后才有的现象,而消费类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非常快,消费者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曾毓群和ATL却将之视为雷池,这样的执着,最终帮助他们和另一家精益求精的企业走到了一起。

  实现盈利后,为了筹措更多资金投入创新与研发,ATL在2002年引入了台湾汉鼎机构的资金,又在2003年从美国凯雷投资和英国3i集团处拿到2500万美元的风投。

  当时日韩电池企业走的都是标准化路线,客户的电子产品需要匹配其电池属性。而ATL则大打差异化,为客户量身定制电池,并且藉此打造了一条新式的生产线。这样的市场策略,很快帮助其打开了DVD、蓝牙耳机等多样化市场。

  但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电池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各式企业如雨后春笋。2004年,凯雷资本的一位董事在参观另一家电池企业后,回来对团队说:我们完了,你便宜,人家能更便宜。

  因为不看好公司前景,大股东凯雷资本最终选择出售ATL的股份,一家美国公司和日本TDK集团闻风而至。最终,TDK以高价胜出,成了ATL的大股东,而这笔投资,最终为他们赢得了远超预计的回报。

  TDK非常尊重曾毓群与团队的战略,支持他们坚守以安全为核心的研发工作,这份坚持很快为ATL打开了广阔市场。

  2004年,一家美国企业找上门来,为旗下的MP3电子产品寻找电池秘方。这家企业此前已经找过很多国际锂电池公司,但是无一能解决锂电池循环寿命过短、长期使用后电池鼓气的问题。

  ATL为对方试制了专用电池,双方随即达成合作关系。曾毓群万万没想到,合作刚展开,对方开口就要了1800万个电池。

  这家公司叫苹果,ATL供货的对象是红极一时的iPod。两家对质量吹毛求疵的企业走到一起,ATL顺着对方的发展扶摇直上,从小企业一跃成为行业内的新领军者。

  那之后,苹果推出iPhone,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ATL也顺理成章成了iPhone系列的供应商,并且最终成长为其最大的电池供应商。

  苹果一役后,ATL顺风顺水,从行业黑马一路驰骋为龙头企业。期间,其市场版图不断扩张,成为世界一线品牌的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新型电子移动设备的必备电源。

  业内有说法称:在消费类电子领域,ATL已经是电池行业的全球第一。此前坊间传言称iPhone产量吃紧的时候,一家企业依靠规模优势从韩国公司手里抢到一批iPhone电池的订单,但最后却因为“做不了”,不得不转让给了ATL。

  ATL的口碑,在另一起事件中显得尤为明显。2016年底,三星Note7爆炸事件沸沸扬扬,而大陆地区的事故却寥寥无几,是所有地区(包括港澳台、欧洲、北美、日韩)中最少的。

  三星官方给出的原因是中国地区发售的Note7手机采用了不同的电池供应商,这家供应商,正是ATL。

  曾毓群曾多次强调,ATL的战略是将“安全性”放在第一位,“所有合作都要从安全着手,我们的设计和验证的逻辑首先是做到安全,实在有困难也要做到亚安全。”他说:“我们反对技术冒进,因为某种意义上而言,所有电池都是危险品。”

  曾毓群的定位是“打造世界第一安全的电池品牌”,而非成为最大的电池企业,但他所执掌的另一家公司宁德时代,却悄然成了国内最大的动力企业,并且持续冲击世界最大。

  宁德时代脱胎于ATL,又和前者相互独立。积淀多年的曾毓群,碰上了更大的市场。

  2008年,国家鼓励示范城市开展新能源公共交通,为之提供大量补贴,几乎所有车企都投身其中,将新能源汽车放置首位。期间,作为混动、纯电动汽车的直接动力来源,车载动力电池的需求逐年扩大。

  2011年12月,大型公共电动汽车的发展日趋成熟,曾毓群看到了其中的机会,创立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将车载动力电池作为新兴业务独立发展。

  由于有ATL时代的积累,宁德时代一面世便获得了认可。2012年,他们成为华晨宝马的供应商,一举打响了品牌知名度。

  之后的几年里,新能源汽车的风潮从公共交通席卷至小型乘用车,几乎所有具实力的企业都投身其中,想要分一杯羹。

  BAT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多点布局,贾跃亭为之蒙眼狂奔,董明珠为银隆投入了全部身家……大势之下,蔚来、威马等新一代电动汽车品牌横空出世,车还没出来,便收获了百亿估值。

  2015年,在政府长期推广与扶持下,国内新能源汽车迎来了第一轮爆发,是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在一年内增长4倍,达到了33万辆。这波浪潮中,宁德时代也实现了飞跃,其电池产量由2014年的0.27GWh(电量单位)一跃至2.19GWh,增长率超8倍。

  其后的三年里,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由33万辆涨至50.7万辆,再至77.7万辆,宁德时代的营收也从8.6亿攀升至近200亿。

  这期间,吉利、北汽、上汽、宇通、福汽、中车、东风和长安等车企先后成为宁德时代的客户,国际市场,他们则拿下了宝马、大众等巨头的订单。

  2017年,宁德时代在市场份额上完成了对比亚迪的超越,不仅稳坐国产动力电池企业的第一把交椅,同时也成为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最高的企业。工信部公布的12批新能源车型目录共3200余款车型中,宁德时代提供动力电池的超过了500款。

  宁德时代的强势崛起,依托大的产业背景,也离不开曾毓群的人才和研发策略。他非电池科班出身,但在事业期间念到了博士,如今已经业内知名专家,同时还任物理化学电源杂志编委、亚洲固态离子协会理事、中科院物理所清洁能源中心学术委员。

  宁德时代称是国内最舍得投钱做研发的锂电池公司,其毕业生的起薪待遇便非常丰厚。CATL内部的学术氛围相当浓厚,技术高层及领导,基本都是高学历人才。这帮人干事喜欢讲数据、论实验成果。

  因为这种氛围,技术人才在CATL非常受尊重,没有任何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发生。

  2017年底,宁德时代拥有研发技术人员3425名,其中博士119人、硕士850人,其中还有2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和6名福建省百人计划及创新人才。与之对应,宁德时代体系下拥有907项境内专利及17项境外专利,正在申请的境内和境外专利合计144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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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底,胡润发布了“大中华区独角兽指数”,列举了120家、整体估值超3万亿人民币的企业。

  其中,蚂蚁金服以4000亿的估值位列首位,滴滴出行、小米、新美大位列其后,宁德时代(CATL)、今日头条、陆金所则以1000亿的估值并列第五。

  榜单的前20里,宁德时代堪称“知名度最低”,它前面的四家企业均是深入渗透国民生活的巨头,它的身后,则排列着大疆、菜鸟网络、饿了么等一众舆论耳熟能详的企业。

  然而,这家不为民众所知的企业,即将率先“兑现”自己的价值,登陆A股市场。

  3月12日,宁德时代更新了招股说明书,数据显示:2017年,宁德时代实现营收199.96亿,净利润高达39.72亿,资产总额496.62亿元。

  本次IPO,宁德时代拟发行不超过217,243,733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10.00%,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131.2亿元。这意味着,这家企业的上市估值将超过1300亿元。

  40亿利润,1300亿估值,实现这一切的宁德时代,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小米和美团成立的一年后,这家专注于动力电池的企业才孵育而出。

  成长周期长、利润增长缓慢,是制造业的惯有标签,身处其中的宁德时代,却以令人侧目的速度,打破了这一定律。2014年时,宁德时代的营收为8.6亿,利润仅5000万,3年后,其利润翻了80倍。

  如此规模的研发团队,其科研得以从材料级别开始,由纳米级一步步做到仿真模拟。曾毓群非常得意于这样的体系,他曾说:行业内很多人说电池保8年、10年,都是空口无凭,做这样承诺,不能拍脑袋来完成,而是反复实验的数据来决定。

  每年至少翻倍的营收额,保证了宁德时代科研投入的大幅度增长,而在可见的时间里,这样的饕餮盛宴仍在继续。

  为了摆脱石油进口的掣肘,在新一轮汽车产业竞争中弯道超车,中国政府正坚定不移地推进新能源汽车战略。而在国际市场上,欧洲多个国家已经明令提出,要在20年内“消灭”传统燃油汽车。

  政府的规划中,到2020年,国内将诞生产销规模在40GWh(400亿瓦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电池企业。而作为行业的头号,宁德时代2017年的产量为11.84GWh,距离政府的“要求”仍有数倍的提升空间。

  快速扩大生产规模,进一步抢占市场,是宁德时代本次IPO的目的之一。企业报告显示,募资131亿金额将投入两大区域,一是建设动力电池生产园区,扩大产能;二是用于研发,以提高动力电池性能、降低成本。

  除做强主业外,宁德时代也在向上下游扩展,以增强行业话语权。近日,有消息称宁德时代拟出资2.45亿元对北美锂业进行增资,以此布局上游锂资源。而早在2017年7月,为了确保原材料供应充足,宁德时代就与海外矿业巨头Glencore签署了2万吨钴的供货协议。

  除上游采购外,宁德时代还即将在欧洲设立工厂,以更好地服务大众、宝马等国际企业。

  时代是永远的主宰者,产业的更替中,一批传统列强衰败,一批新贵趁势而起。即便是制造行业,市场的变化亦在瞬息之间。

  新能源汽车的大势下,一家电池企业能在7年内成就千亿估值,而那些整天刷屏的整车生产商们又具备怎样的实力,价值有多大?在这样的趋势中,中国企业能否弯道超车,成为国际汽车产业中的新势力?

  从零到千亿,宁德神话的背后,有企业家的杰出经营才华,也有国家政策的支撑与产业环境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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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毓群是宁德时代的创始人、董事长,也是企业的最大股东,持有29.23%的股份。宁德时代上市后,他的身家将飙升至数百亿。

  造富奇迹中,曾毓群抓住了两个机会,一是消费类电子行业的浪潮,二是新能源汽车的崛起。

  曾毓群是福建宁德人,他所执掌的ATL(香港新能源科技)和CATL(宁德时代),总部均设在宁德。这座城市偏居福建东南角,城区(不包含县、乡镇)人口不到50万。

  现在,每天都有排成长龙的车队从这里出发,将宁德的电池运往世界各地。这些电池为苹果、三星、华为、OPPO、小米提供能源,也是吉利、东风、上汽,以及BMW电动汽车的动力来源。

  电池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隐匿在各行业之后,不显山露水。这个关注度极低的行业,竞争却极为激烈。

  很多行业都受困于电池技术,包括iPhone、特斯拉,以及大疆无人机。创立特斯拉时,马斯克曾预判电池技术的革命即将到来,但他的期望并未成真,以至于特斯拉进退维谷。

  电池技术的突破,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新技术的应用,因此,电池企业都以革命性研发为标榜。

  过去的十几年里,电池业内重大新闻都和技术突破有关。从石墨负极、硅负极、金属负极到石墨烯,材料学家在电池方面的革新无所不用其极,数百亿美金投入其中,但革命性的产品从未出现。太多放言要颠覆电池行业的“专利技术”,前赴后继的不知所踪。

  因为投入大,研发难,电池向来是“巨头的游戏”,即便是行业巨擘,也有翻船的可能。当年的全球电池业老大A123已经倒闭被收购,而后继者松下、索尼、三星,都是在庞大电子产品利润的支撑下,才创下了电池业的成绩。

  相较这些巨头,曾毓群与ATL起步时的背景和资本实力不值一提,却在列强争锋的电池大战中成功脱颖而出。

  曾毓群并不是电池科班出身。他1989年毕业于上海交大船舶工程系,被分配至福建一家国企。

  在国企待了不到3个月,曾毓群便辞去工作,跑到东莞新科磁电厂做工程师。新科是SAE旗下的生产制造基地,后者是如今全球最大的独立硬盘磁头供应商。

  当时正是国内电子产业OEM的起步阶段,曾毓群成了投身其中的第一批本土人才。他在新科干了十年,31岁便成了最年轻的工程总监,而且是第一位大陆籍总监。

  作为骨干,曾毓群深受同仁的信赖与领导赏识。身边人称他非常有亲和力,总是笑脸迎人,而且说话坦率,直来直往,从不含糊。另一方面,曾毓群还具备出众的专业能力和胆识,为新科的发展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在遇到需要攻关的事件与项目时,“上面”往往会委任他当负责人。

  1999年,曾毓群接到一个任务:SAE执行总裁梁少康让他帮忙考察一个电池项目。曾毓群在深圳和专家们讨论了一整天,回来写报告称如果做电池,肯定是能出来的。

  梁少康打算改行做电池,正四处招募能人,曾毓群是他的第一目标。不过起初曾毓群并没答应,当时深圳的一家企业正频繁与之联络,想挖他过去做总经理,统筹企业上下。

  遭到拒绝后,梁少康又找到了曾毓群的直属上司陈棠华,让他帮忙做思想工作,陈棠华为此专门从美国飞回来。经过数番详谈,曾毓群最终被说服,三人合伙创立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Amperex Technology Limited,简称ATL),注册地在香港,首家工厂设在东莞。

  曾毓群回忆称当时做电池完全是一种冲动,因为这个团队压根不具备做电池的基础。正是出于这次冲动,他在日后的十几年里,一手打造了一家与国际巨头分庭抗礼的本土电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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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团队一共募集了250万美元,“能找到的钱几乎全投进去了”。为了节流,所有人的工资在以前事业的基础上减半。

  这点本钱想要一气做大绝无可能,ATL需要找到一个精准的突破口。团队研究后认为:当时市场上的圆形电池、方形电池等产品是索尼、松下的天下,这些大企业的自动化程度很高,中国企业在成本方面毫无竞争力。

  于是,他们将尺寸灵活多变、不适合自动化生产的聚合物软包电池作为ATL的主攻方向。这种电池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任意面积化与形状化,短小、轻薄,团队认为这可能是未来电子产品配套电池的发展方向。

  1999年,诺基亚推出了一款火爆的翻盖式手机,里面配的就是索尼的聚合物电池,ATL专门买了这款手机拆开来进行研究。

  确定了方向后,曾毓群带着钱飞到美国,找贝尔实验室购买其聚合物锂电池的专利授权。当时全球有二十几家企业购买了这项专利授权,但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该技术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

  回国后,ATL的技术团队开始试制,他们很快惊恐地发现,贝尔实验室配方生产出来的电池,在反复充放电后便会鼓气变形,根本不能长久使用。曾毓群随即跑回美国质询,岂料对方悠哉地说:鼓气是个本质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为了购买这项授权,250万美元的启动金花去了大半,其他则投向人力支出。公司账面上的钱所剩无几,但产品却连一点希望都看不到,曾毓群急得睡不着觉。

  在飞回广东的飞机上,他一直苦苦思索对策。期间他想到:聚合物锂电池被业内诟病的最大原因是其沸点很低,能使用的温度上限是85度,而“贝尔配方”中有些物质成分的沸点是93度,已经非常接近,这或许就是其缺陷的根本原因?

  带着这个疑问,创业团队开始研制新的配方,着手排除其中低沸点的化学物质,一气弄出了7个新配方。在紧锣密鼓试验、测试了两个星期后,其中一个新配方做出来的电池居然解决了鼓气的问题。

  解决了生死难题,ATL回身碰上了好时候。1999年,辉煌一时的BP机开始走下坡路,手机进入普及期,很多国内企业都申请了手机制造的牌照。

  当时行业流行从韩国企业处买组装套件,整个产业链中,中方企业能自主改动的东西很少,除了电池。电池里的利润空间很大,国内厂商都从韩国公司买电池,没什么议价权。

  ATL找客户谈判,提供容量是韩国电池一倍的产品,但报价只有后者的一半。带着这样的巨大优势,他们很快打开了手机市场,来自全国的订单源源不断。

  2002年,ATL实现盈利,曾毓群随即将利润投入新一轮研发。他深知企业做大的根基:ATL得以存活,根本原因是解决了“贝尔配方”的技术缺陷,这样的革新或许算不得业内重大突破,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全球另外二十几家花钱买该配方的企业,没有一家解决鼓气问题,要么钱打了水漂,要么维持“劣质生产”。

  在一些企业主看来,电池鼓气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是实验室里反复充放电后才有的现象,而消费类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非常快,消费者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曾毓群和ATL却将之视为雷池,这样的执着,最终帮助他们和另一家精益求精的企业走到了一起。

  实现盈利后,为了筹措更多资金投入创新与研发,ATL在2002年引入了台湾汉鼎机构的资金,又在2003年从美国凯雷投资和英国3i集团处拿到2500万美元的风投。

  当时日韩电池企业走的都是标准化路线,客户的电子产品需要匹配其电池属性。而ATL则大打差异化,为客户量身定制电池,并且藉此打造了一条新式的生产线。这样的市场策略,很快帮助其打开了DVD、蓝牙耳机等多样化市场。

  但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电池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各式企业如雨后春笋。2004年,凯雷资本的一位董事在参观另一家电池企业后,回来对团队说:我们完了,你便宜,人家能更便宜。

  因为不看好公司前景,大股东凯雷资本最终选择出售ATL的股份,一家美国公司和日本TDK集团闻风而至。最终,TDK以高价胜出,成了ATL的大股东,而这笔投资,最终为他们赢得了远超预计的回报。

  TDK非常尊重曾毓群与团队的战略,支持他们坚守以安全为核心的研发工作,这份坚持很快为ATL打开了广阔市场。

  2004年,一家美国企业找上门来,为旗下的MP3电子产品寻找电池秘方。这家企业此前已经找过很多国际锂电池公司,但是无一能解决锂电池循环寿命过短、长期使用后电池鼓气的问题。

  ATL为对方试制了专用电池,双方随即达成合作关系。曾毓群万万没想到,合作刚展开,对方开口就要了1800万个电池。

  这家公司叫苹果,ATL供货的对象是红极一时的iPod。两家对质量吹毛求疵的企业走到一起,ATL顺着对方的发展扶摇直上,从小企业一跃成为行业内的新领军者。

  那之后,苹果推出iPhone,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ATL也顺理成章成了iPhone系列的供应商,并且最终成长为其最大的电池供应商。

  苹果一役后,ATL顺风顺水,从行业黑马一路驰骋为龙头企业。期间,其市场版图不断扩张,成为世界一线品牌的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新型电子移动设备的必备电源。

  业内有说法称:在消费类电子领域,ATL已经是电池行业的全球第一。此前坊间传言称iPhone产量吃紧的时候,一家企业依靠规模优势从韩国公司手里抢到一批iPhone电池的订单,但最后却因为“做不了”,不得不转让给了ATL。

  ATL的口碑,在另一起事件中显得尤为明显。2016年底,三星Note7爆炸事件沸沸扬扬,而大陆地区的事故却寥寥无几,是所有地区(包括港澳台、欧洲、北美、日韩)中最少的。

  三星官方给出的原因是中国地区发售的Note7手机采用了不同的电池供应商,这家供应商,正是ATL。

  曾毓群曾多次强调,ATL的战略是将“安全性”放在第一位,“所有合作都要从安全着手,我们的设计和验证的逻辑首先是做到安全,实在有困难也要做到亚安全。”他说:“我们反对技术冒进,因为某种意义上而言,所有电池都是危险品。”

  曾毓群的定位是“打造世界第一安全的电池品牌”,而非成为最大的电池企业,但他所执掌的另一家公司宁德时代,却悄然成了国内最大的动力企业,并且持续冲击世界最大。

  宁德时代脱胎于ATL,又和前者相互独立。积淀多年的曾毓群,碰上了更大的市场。

  2008年,国家鼓励示范城市开展新能源公共交通,为之提供大量补贴,几乎所有车企都投身其中,将新能源汽车放置首位。期间,作为混动、纯电动汽车的直接动力来源,车载动力电池的需求逐年扩大。

  2011年12月,大型公共电动汽车的发展日趋成熟,曾毓群看到了其中的机会,创立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将车载动力电池作为新兴业务独立发展。

  由于有ATL时代的积累,宁德时代一面世便获得了认可。2012年,他们成为华晨宝马的供应商,一举打响了品牌知名度。

  之后的几年里,新能源汽车的风潮从公共交通席卷至小型乘用车,几乎所有具实力的企业都投身其中,想要分一杯羹。

  BAT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多点布局,贾跃亭为之蒙眼狂奔,董明珠为银隆投入了全部身家……大势之下,蔚来、威马等新一代电动汽车品牌横空出世,车还没出来,便收获了百亿估值。

  2015年,在政府长期推广与扶持下,国内新能源汽车迎来了第一轮爆发,是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在一年内增长4倍,达到了33万辆。这波浪潮中,宁德时代也实现了飞跃,其电池产量由2014年的0.27GWh(电量单位)一跃至2.19GWh,增长率超8倍。

  其后的三年里,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由33万辆涨至50.7万辆,再至77.7万辆,宁德时代的营收也从8.6亿攀升至近200亿。

  这期间,吉利、北汽、上汽、宇通、福汽、中车、东风和长安等车企先后成为宁德时代的客户,国际市场,他们则拿下了宝马、大众等巨头的订单。

  2017年,宁德时代在市场份额上完成了对比亚迪的超越,不仅稳坐国产动力电池企业的第一把交椅,同时也成为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最高的企业。工信部公布的12批新能源车型目录共3200余款车型中,宁德时代提供动力电池的超过了500款。

  宁德时代的强势崛起,依托大的产业背景,也离不开曾毓群的人才和研发策略。他非电池科班出身,但在事业期间念到了博士,如今已经业内知名专家,同时还任物理化学电源杂志编委、亚洲固态离子协会理事、中科院物理所清洁能源中心学术委员。

  宁德时代称是国内最舍得投钱做研发的锂电池公司,其毕业生的起薪待遇便非常丰厚。CATL内部的学术氛围相当浓厚,技术高层及领导,基本都是高学历人才。这帮人干事喜欢讲数据、论实验成果。

  因为这种氛围,技术人才在CATL非常受尊重,没有任何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发生。

  2017年底,宁德时代拥有研发技术人员3425名,其中博士119人、硕士850人,其中还有2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和6名福建省百人计划及创新人才。与之对应,宁德时代体系下拥有907项境内专利及17项境外专利,正在申请的境内和境外专利合计144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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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运气太差,他可能已是全球产业霸主

  曹兴诚曾与张忠谋并称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双雄”,也是不折不扣的“冤家”,他们的“缠斗”绵延超过20年,几乎贯穿了台湾IT产业的整个发展史。

  如今,张忠谋成了全球霸主,他却成了局外人。

  2017财年,台积电实现营收330亿美元(约合2087亿人民币),净利润接近800亿人民币。2017年3月,台积电市值突破万亿人民币大关,超越英特尔成为世界第一大半导体公司,如今,其市值则已高达2262亿美元,也是台湾市值最大企业。

  而当年曾与台积电并称为“双雄”的台联电,2017年的营收不过322亿人民币(新台币1492亿),净利润更是仅20亿人民币(96亿新台币),市值仅为台积电的零头,可谓全方位落后。

  时光倒退30年,台联电的光景可不是这般。

  上世纪90年代至今,IT产业都是台湾经济的支柱,半导体代工则是台湾IT的支柱。相当长时间内,台湾知名IT企业的发展都得益于这一基础性优势。

  台湾半导体代工的兴起,得益于一个产业模式的大创新。

  在此之前,全球知名半导体企业均是从设计到制造大包大揽。芯片设计的投入动辄十亿美金起步,芯片制造则只多不少。这让半导体成了技术与资金双密集型的昂贵产业,整个市场也都被几家巨头牢牢掌控,后来者很少有机会切入。

  台湾对半导体产业的大创新则是将设计与制造一分为二,由此催生出两个新的产业:芯片设计、芯片制造。简单说,就是让有设计能力的公司专注于设计,让有制造能力的公司专注于制造,并且因为专注而将设计与制造做到更好。

  这种细分大大降低了进入半导体产业找饭吃的成本,原先由少数寡头把持的市场也因此变局,台积电的张忠谋则被认为是这一变局的肇始者。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已在全球最大半导体公司德州仪器做了多年全球副总裁,掌握半导体产业世界大战多年的张忠谋应邀到台湾协助发展半导体产业。他最终选择的道路就是,创办一家专注半导体代工制造的公司,也就是今天的台积电。

  张忠谋的这个细分,让没有实力兼顾制造的芯片设计公司,可以将台积电作为自己的制造工厂,进而去与传统半导体巨头竞争,并将芯片的应用拓展到传统半导体巨头无暇顾及的地方。当这些设计公司不断在竞争中获胜,在新领域成功,它也就给台积电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而且加速了半导体产业的整体繁荣。

  这是台积电给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带来的最大变数,做出的最大贡献。在其引领下,在传统模式里根本无法与英特尔竞争的AMD,至今保持相当的活跃度,而高通、苹果等也都受益于台积电的代工模式,才得以聚焦于设计和品牌。

  著名管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因此称张忠谋不是创办了一家企业,而是创造并成就了两大产业:专业的半导体制造代工产业、专业的半导体设计产业。台湾媒体更直接将张忠谋称为台湾经济的“救世主”。

  但有一个人对张忠谋得到的这些赞誉嗤之以鼻,这个人就是曹兴诚。

  在曹兴诚看来,芯片代工是自己的创意,张忠谋只是个“剽窃者”。他曾对外公开表示这一说法,但张忠谋从未就此作出回应。

  相比张忠谋,曹兴诚的人生起点要低很多,履历也要单薄许多。

  张忠谋生于大陆,父亲是政府官员,从小过着优越的生活。他求学于美国哈佛、麻省、斯坦福,建功于德州仪器,以全球半导体产业大赢家的身份被邀请到台湾。

  曹兴诚则出生于台中县的清水乡,家中排行老六,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因为家境清贫,只身一人前往台北念书时,他还曾因为没钱租房,和三轮车夫们一起住铁皮屋,每天一边念书,一边体会着社会底层的生活。

  中学毕业后,曹兴诚以高分考取台湾大学电机系,随后进入台北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到接触半导体产业时,他已是台湾工业研究院电子所副所长。

  曹兴诚头脑灵活,擅于创新创意,工研院时期,就被称为“点子王”。当时正值台湾半导体产业刚刚拉开序章,他因此得以全程参与。

  1976年,台湾从美国RCA(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美国无线电公司)处转移获得了芯片制造技术。RCA曾研发出全球第一只全电子彩色电视显像管,以及第一块太阳能电池。但技术变迁中,其发展一落千丈,站在了被并购的边缘。

  当时,美国对半导体的技术封锁不像现在这般严格,台湾因此拿到了RCA的技术,并让工研院电子所为核心的一批人负责应用该技术,曹兴诚便是其中一员。

  立足该技术,在时任“经济部”部长孙运璇的大力支持下,电子所规划成立了一家集成电路公司。因为原始股东企业的名称中都带有一个“华”字,公司被命名联华电子,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台联电。

  一群技术男办公司,谁来做管理?

  电子所所长胡定华在一众博士中相中了硕士生曹兴诚,理由是:“做研究和经营事业不一样,他的话不多,但意见很多,有大格局。”

  1983年,曹兴诚成了联华电子的副总经理,年仅33岁。

  但这并不是一份美差。

  因为半导体行业超高的门槛,外界普遍看衰联电,好友劝曹兴诚待在“体制内”,出去自负盈亏绝对吃大亏。曹兴诚也曾犹豫,但最终决定闯一把。

  联电的起点和当时的其他半导体公司一样,也是IC设计和生产制造一脚踢,不仅非常辛苦,而且在巨头的阴影中看不到出头的希望。

  据曹兴诚后来单方陈述:他上任沒多久,便意识到这样的模式难有出头之日,于是日思夜想,如何破局,最终想出了一个半导体代工的方案,也就是让联电放弃并不擅长的设计,专注到代工制造之上。

  当时,张忠谋还没回到台湾,但已和台湾“经济部”走得很近,并被聘为科技顾问。曹兴诚所讲的张忠谋“剽窃”了他的创意,也因此发生。

  照其说法,有了这个想法后,他便写了一份晶圆代工模式的企划书,并托人带给了张忠谋。在企划书中,曹兴诚详细阐述了半导体代工的好处,还提出了与张忠谋合作的希望,但并没得到张的回应。

  直到张忠谋受邀回台,担任台湾工业研究院院长,并下创立了台积电,以半导体代工模式拉开架势,曹兴诚才觉得自己“天真”了。

  而且,张忠谋还因新的身份兼任了联电的董事长,成了曹兴诚的顶头上司。

  曹兴诚说,他万万没想到,这位声名赫赫的半导体巨人,回台的第一件事就是照搬了自己的创意。不过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曹兴诚唯有按下愤慨。

  时隔多年后,在联电有能力与台积电掰手腕时,曹兴诚才对外提及这段往事,张忠谋则从未回应。外界为此争论不休,是非曲直唯有天知地知。

  但张忠谋给他留了“报仇”的机会。

  创立台积电,又兼管台联电,张忠谋一心难够二用。1988年,台积电拿下英特尔的大额订单,代工之路走上正轨,而台联电则依旧挣扎在老路上陪跑。

  1991年,已是联电总经理的曹兴诚,以张忠谋没有给台联电与台积电同等待遇为由,联合其他董事共同罢免了张忠谋台联电董事长的职位,自己取而代之。

  彼时张忠谋的地位还不像今天般牢不可破,这件事也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后来被称为半导体“双雄”的格局就此展开。

  曹兴诚接棒董事长的前几年,台联电采取半导体代工、IC设计业务、SRAM(静态随机存取记忆体)并行的策略,三大业务各占三成多的比例。

  在IC设计上,联电四处开花,从VCD芯片到汽车芯片什么都做,也都做得不错,但是曹兴诚并不满足,他在等一个夺回“属于自己东西”的机会。

  1995年,机会终于来了。

  是年,在张忠谋的强力推动下,晶圆代工全面被业界接受,台积电的订单源源不断,但产能却满足不了需求,甚至出台了让客户交订金预购产能的策略。

  这引发了某些客户的不满。

  曹兴诚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他宣布台联电将彻底转型成为晶圆代工厂,原先的IC设计部门全部分割出去成为单独的公司,联电只控股,不经营。

  而且,曹兴诚还棋高一着地拿出了聚焦代工的计划:向芯片设计公司募资,捆绑集体的力量一起来做代工厂。这样安排的一个明显好处是,不但可以募集更多资金,而且可以绑定更多订单。

  之后短短4个月内,曹兴诚便联合12家美国IC设计公司,集结400亿新台币,一口气创立了联诚、联嘉、联瑞三家半导体代工厂,随后的一年内,合资代工厂的规模扩增至4家。

  同时,曹兴诚还大举走出台湾,前往日本并购、在新加坡设厂,不仅笼络了一批海外客户,产能上也迅速与台积电并驾齐驱。

  联电接连不断的大手笔令台积电颇为紧张,甚至牵引了台积电的策略。没多久,台积电也跟进走出去战略,前往美国设厂。

  那期间,两家公司你争我赶,争锋相对,每隔一段时间便会上演大戏码。那也是台湾半导体产业最意气风发的沸腾岁月。

  最激烈之时,1997年6月,台积电宣布赴越南投资4000亿新台币,而台联电随即便做出了加码投资5000亿新台币的决策。

  1997年8月,联电旗下的联瑞开始试产,第二个月产能便冲到了3万片。10月,联电管理层公开表示:两年内一定能干掉台积电。

  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就在双雄争霸的关键时刻,一场意外改变了棋局。

  台联电放出狠话没几天,一场因人为疏忽导致的火灾便吞噬了联瑞的厂房,百亿新台币投资化为乌有、已经收到的20亿订单泡汤,客户也大量流失。

  这场大火,被认为是台湾企业界火灾受损最严重的一次,联电为此付出了超过100亿新台币的直接代价,其他损失更是难以概算。

  这让曹兴诚深感挫败,但他依然展现出不折不挠的斗志。

  1999年,曹兴诚宣布合并旗下4家半导体代工厂,与台联电“五合一”整体经营。此举引发台联电股价大涨,客户也闻风而至。

  合并后的联电,产值仅次于英特尔和台积电,成为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公司,市值则居全球产业第四,并刺激台积电再次跟随,“强行”并购了世大积体电路公司,以应对联电的气势汹汹,确保自己的龙头地位。

  除了在规模和产能上追赶,台联电的技术也突飞猛进。第一家导入铜制程产出晶圆、生产12英寸晶圆、产出业界第一个65纳米制程芯片,都是它的业绩。

  彻底转型、浴火重生后的强势表现,也令曹兴诚名利双收。

  2001年,曹兴诚被评为未来最有可能引领台湾科技的三人之一,台联电则被认为是最值得长期投资的企业。

  但不久,台联电又遭遇了两个致命的打击。

  2000年前,台联电和台积电的差距越来越小,但2000年后,台积电不仅稳固了优势,还将差距越拉越大,其核心,便在于是年的0.13微米制程技术。

  0.18微米制程时代,联电曾领先台积电,到了0.13微米时期,为了稳固优势,台联电选择与IBM、英飞凌共同开发。但合作的结果相当不顺利,三方各有算盘,很难团结到一起,项目最终宣告失败。

  结束合作后,台联电决定自行研发,但科技行业里,时间是最宝贵的优势,更何况是与“摩尔定律”赛跑的半导体。就在台联电困于0.13微米制程的时间里,台积电超了上来,并彻底甩开台联电,台联电从此再没扳回一城。

  而让台联电再也没有胜过的,却不是技术本身。

  2000年,被台积电收购的“世大”创始人张汝京前往大陆,创办中芯国际,复制了台湾晶圆代工模式,大陆地区由此诞生了第一家专业的半导体代工企业。

  海峡产业格局的突变令曹兴诚和张忠谋不安,两人都对大陆的发展前景高度看好,但行动却大相径庭。

  彼时,台湾当局对于晶圆厂严防死打,严令禁止台资投资大陆。张忠谋选择了按兵不动,等到“法令”允许,才尝试赴上海松江投资设厂,但曹兴诚却“顶风作案”,迫不及待地前往大陆创立了苏州和舰科技。

  曹兴诚非常崇拜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和舰科技的名称由此而来,在设计上,他也专门提出要求,将厂区的建筑打造成了一艘即将要启航的战船。

  但这艘野心勃勃的战船,给曹兴诚带来了大麻烦,并最终导致台联电一蹶不振。

  强行“登陆”,更让台联电遭到陈水扁当局的严厉打击,并引发“检调”大动作、超频率搜索台联电,就连高层人员的私人住宅都遭到多次突击检查。

  更让当局震怒的是,曹兴诚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愿,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讽刺陈水扁当局,并且屡次在报纸打广告抨击当局的作为。他半讥半讽地说:“如果早上搭飞机去上海,傍晚再坐飞机回台湾,这样就不算出走大陆了吧。”

  强硬的态度最终给他带来了法院的起诉以及绵延不绝的“政治”麻烦,台联电在此期间所遭遇的经营危机与考验,自然也是不言而喻。

  因为诉讼频频,2005年6月,曹兴诚辞去了“国策顾问”的职位,伴随事件愈演愈烈,为了不连累联电,2006年,曹兴诚被迫辞去联电董事长的职务,进入退休状态。

  1年后,台湾新竹地方法院裁定曹兴诚无罪,但他带领台联电超越台积电的梦想已然破灭,台联电也随着灵魂人物的离开而渐行渐远。

  曹兴诚离开后,半导体产业持续风云变幻。英特尔进入ARM芯片代工市场;三星成立独立的代工部门,并替代台联电,成为与台积电你追我赶的角色;紫光集团联合大基金,创立了长江存储,大陆晶圆代工由此进入鸿篇巨制时代……

  新的变局之下,台联电几乎没有可能再现过去的荣光。曹兴诚的后继者们,无论是胡国伟、洪嘉聪,亦或孙世伟,也都未能重现曹兴诚时期的雄风。

  对于突如其来的告别与戛然而止的王者梦,曹兴诚从未对外吐露心声。

  退休后,他的身份变为了另外两重,一是收藏家,二是社会活动家。

  曹兴诚热衷艺术品收藏,他的藏品从史前青铜器到唐三彩,包罗万象,台湾媒体甚至称他的家是“小故宫”。

  2008年,苏富比拍卖公司全球副总裁斯图尔顿出版书刊《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收藏家》,历数了1945年以来最重要的100位收藏家,其中包括三位华人,曹兴诚是唯一还活着的那一位。

  曹兴诚说,收藏纯粹是出于爱好,而不是升值。

  “艺术收藏的报酬就是收藏本身。你还想赚钱,就是有点非分之想。你娶个太太,一生在一起,你觉得很幸福。你还会想,以后可以卖掉赚钱吗?”他说。

  但2008年汶川地震时,曹兴诚以6500万港币卖出了一幅藏品,其中半数捐给汶川灾区,余款捐给了其他慈善机构。

  除了收藏,退休后的曹兴诚最引人关注的还是对于两岸的发声。

  2007年11月,他呼吁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者携手制定“两岸和平共处法”,解决两岸关系的僵局和困境,并在此后多次为两岸和平奔走发声。

  对当年为何要突然告别,以及如何看待嘎然而止的半导体霸主梦,告别之后的曹兴诚从未对外吐露过心声,甚至从此闭口没再谈过半导体。

  但在半导体业界,他的影响依然还在,甚至不少人对他比对张忠谋更为尊敬。尊敬来自他对新一代的培养,以及他所奉行的一套管理文化。

  在台积电,张忠谋的形象非常崇高,是威权的象征,下一级主管和他都相去甚远,而在台联电,团队最大的特点就是没大没小,大家可以相互吐槽和开玩笑。

  曹兴诚最令部属欣赏的是,他舍得分享,十分尊重个体的发展。早年初任联电总经理时候,他便首创分红配股制度,提出让每个员工都是老板,这一策略引得台湾科技企业纷纷跟进,由此吸引了一大批海外优秀人才。

  曹兴诚也是“二八法则”的忠实拥趸,他坚信一家公司超过80%的成绩由20%的人创造,所以他特别重视这些人,将公司利润的80%分配给表现前20%的人。

  除了让利,曹兴诚一直在联电内部鼓励创业精神,并推动内部创业。他从制度安排上推动各部门负责人自己建立新公司,担任总经理,与联电互成犄角。

  这令台联电孵化出一批新兴企业,也孵化出一批新兴企业家,其中的代表性企业包括联发科、联咏、联阳、智原科技等等。这些企业均由联电的部门转变而来,这些部门的负责人也都转身成了企业的老板,组成了蔚然壮大的“联家帮”。

  在“联家帮”中,最为出名的当属联发科。

  这家亚洲芯片设计龙头公司,其董事长蔡明介的影响力比曹兴诚更大,但见到曹兴诚,他至今是毕恭毕敬地叫一声“老板”。

  擅于成就他人,并让一批经理人成为了企业家,这也是业界认为曹兴诚胜过张忠谋的地方,并为他赢得很多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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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长得很像刘銮雄

  66岁的香港富豪刘銮雄和比他小28岁的妻子甘比近日再添一个女儿。

  “宝宝长得很像刘銮雄”。

  2016年10月12日,现身挚友郑裕彤灵堂的刘銮雄,带着口罩,身形消瘦,佝偻着背影,要在两人搀扶下才可缓步前行,下3级台阶竟然用了六七秒的时间。

  这让人们很是为他的健康担心。

  但只是1个多月,他便又活泼起来。11月15日,他公开发布声明,指自己已于两年前同众所周知的女友吕丽君断绝关系,紧接着香港媒体就爆出,他已于18日同众所周知的另一位女友甘比申请注册结婚。

  在此后不久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刚刚再当新郎的刘銮雄还站上财富的新高度,以155亿美元的身家,首度成为香港第四大富豪。

  大病一场肾一换,他还是那个“大刘”。

  

  那个在狮子山下,维港之滨,堆金积玉,一掷千金的“大刘”;那个长年站在奢华与八卦顶峰,那个钱场和情场的最猛狙击手“大刘”。

  最有故事的最有钱人

  刘銮雄算是香港有钱人里最有故事的,也是香港最有故事的人里最有钱的。他的故事,他的钱,跟他的人一样,富有争议、任性且邪性。

  30年间,他一边“挣大钱”,给财经界制造热闻;一边“花大钱”,为娱乐圈贡献力量,关之琳、李嘉欣都曾是他的爱。

  南北相望的尖沙咀和铜锣湾,庞大的物业组合让他躺着也能财源滚滚;毗邻上环的港交所,留有他四度“狙击”财阀的印记;白加道的豪宅,堆放着价值连城的藏品……

  去年,许家印再度被推上首富位,跟庄的他一把就赚了超过150亿。

  他还有3架私人飞机,其中的波音787价值10亿人民币;为了博红颜一笑,他送过市值逾15亿港币的豪宅,还拍下了I LOVE U、5、2222、I LOVE U 2等多个特殊车牌;他自言“不懂艺术,随兴趣买”,却买成了《ART News》评选的“世界顶级收藏家”。

  他不低调,也不怎么讲话,但过去几十年,他“上尽”了各式头条。有人关注他的投资动态,指望跟着他抓住财富的尾巴,有人则更关注他的花边八卦。

  “混不好,就不回香港了”

  1983年的某个星期,刘銮雄一口气买了5辆法拉利。提完车之后,他突然想坐公交回家。

  方才31岁的他已经是亿万富翁,旗下公司生产的吊扇雄霸北美市场。他回忆自己“像个暴发户无所适从”,大把花钱却生活过得没滋味,找不到方向和动力。

  往前几年,他还是个充满干劲的创业青年。

  刘銮雄出生于商人家庭,父亲经营吊扇生意,但家境只是比较殷实。加拿大留学归来后,他向父亲提议把生意做到北美,遭到坚决反对。那个年代,空调已是美国家庭的常备品,倒回去卖风扇,有点“不着调”。

  但刘銮雄很坚持。当时,家里的生意主要在中东,市场逐渐饱和,他觉得与其“慢性死亡”,不如赌一赌其他地区。为了这件事,他和父亲差点闹翻。

  父亲还是不同意,刘銮雄决定自己一搏。

  1978年,他拿出全部资产1.7万港币,和朋友合资创立爱美高(Evergo),生产吊扇,专攻北美市场,最大的愿望是存够100万、买套150平米的房子。

  第一次出发去美国时,他和女友、后来的妻子宝咏琴说:混不好,就不回香港了。

  随后的事,不得不用运气来形容。

  上世纪70年代末,伊朗政局骤变,后爆发两伊战争,石油危机席卷全球,北美掀起节约能源的风潮。加之经济衰退期,怀旧风大起,爱美高生产的古典吊扇于是饱受追捧,一众经销商跑上门毛遂自荐。

  短短2年,刘銮雄的企业便发展至万名雇员的规模并在香港上市,集资1.5亿港币。之后,他开始了“土豪”的表演,成了名车行、珠宝店、夜总会的常客,四、五十岁的人见到这位金主都要笑逐颜开,弯腰勾背地叫一声“大刘”。

  但这种日子没过多久,大刘就开始了焦虑。吊扇的生意相对平淡,渡过爆发期后,市场增长放缓。做实业又比较辛苦,怎么才能继续玩点刺激的呢?

  股市“四枪”

  1984年,刘銮雄与公司另一创始人产生矛盾,性子刚硬的他直接宣布离开,将股份转让给基金公司,然后携巨资下野。

  他的出走,让爱美高股价大跌,从4元跳至0.7元。

  但刘銮雄并没有走远,股价跌到低点,他便在市场上拼命吸纳公司股票,半年后,他联手基金公司杀了一记回马枪,再度掌握公司控制权,将另一创始人挤出局。

  一进一出,大刘不仅牢牢掌控了爱美高,还赚得2亿港币。

  最重要的,此役令他尝到资本游戏的甜头。

  相比卖吊扇,股市虽然风险大,但是收益来得快,也刺激。随即,大刘调转船头,转身成了令老牌港企闻风丧胆的“股市狙击手”。

  所谓“股市狙击”,是符合法令但令上市公司控股方憎恨的一种行为。通常的手法是:当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控制权不稳,而该公司的资产值又很高时,先在市场上吸纳相当股份,然后提出全面收购,迫使对方以高价买回自己手上的股份,或是将整间公司易手,进而从中赚取利润。

  1985年到1987年间,刘銮雄先后出击了四家公司,目标分别是能达科技、华人置业、中华煤气,以及香港大酒店,四战四胜。

  其中,中华煤气是“四叔”李兆基的产业,李兆基曾是亚洲首富,有“亚洲股神”之誉。初出茅庐的刘銮雄“太岁头上动土”,购入800多万股份后卖给基金,获利3400多万港元。

  华人置业则是刘銮雄的代表作,一战后,他将这家拥有93年历史的华人老牌企业纳为己有,直到今天,该公司依旧是其驰骋资本市场的旗舰企业。

  将“狙击刘”名头推向顶峰的,是香港大酒店一役。

  大酒店集团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酒店企业,旗下拥有半岛酒店、九龙酒店、浅水湾酒店、山顶缆车等多个品牌,历来为老牌英资、财阀嘉道理家族和梁仲豪家族所掌控。

  1987年初,刘銮雄联手林百欣从梁仲豪家族手中买下大酒店34.9%股权。但是在管理权问题上,他们受到米高-嘉道理的歧视,无法争取到董事席位。

  为了出口恶气,刘銮雄寸步不让,和米高-嘉道理从股东会议一直“打到”香港收购及合并委员会,闹得满城风雨。最后,嘉道理家族出资收购了股权,刘銮雄获益1.36亿港币后退出。

  这场“中英会战”,也被写入了香港历史。

  在老牌财阀面前,刘銮雄展现的胆略和财力令人刮目相看。赚了嘉道理家族的钱,他还觉得委屈,称自己只是为了合法权益“被迫还击”。

  这之后,大刘在股市的风头一时无两,凡是他涉及的股票必然大涨。期间,市场盛传刘銮雄将收购东亚银行,对方的股票便如脱缰野马般飙升。

  上世纪80年代末,刘銮雄又多次出手,气吞万里如虎,控制的上市公司多达5家,被视为香港候补财阀。

  但当一众股民紧盯着他时,他却放下狙击枪,开始疯狂“扫楼”。

  1987年末,刘銮雄连续买了铜锣湾、湾仔三栋写字楼,此后,他多次在地产低迷期抄底,先后买下了铜锣湾地带、湾仔电脑城、尚翘峰,以及香港最高的购物中心The One等多栋物业,被誉为“铜锣湾铺王”。

  “对别人好点,不会吃亏”

  一手金融、一手地产,作为后生,刘銮雄比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小半个辈分,但“江湖地位”隐隐与这些前辈平起平坐。

  按照常理,股市狙击手又称“绿色敲诈”,很受企业主排斥。但贴着这标签的刘銮雄在香港企业家圈子里却很吃得开,朋友多多。

  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刘有眼光、有资本,另一重要的原因则是他行事“很义气”。

  多年的娱乐新闻中,刘銮雄留下了两个标签:好面子、重情义。

  和他传出绯闻的女性,大多获得了其馈赠的豪宅、名车,以及拍卖会上动辄过亿的名贵珠宝。甚至,华人置业4个执行董事,有两个是他女友的姐妹。

  他说,“对别人好点,不会吃亏”。

  做生意,他也是这样。熟悉的人称,大刘有时候不太看重投资回报,更讲究“有钱齐齐搵,有难齐齐当”(粤语,意思有钱一起挣,有难一起担)。

  2008年四五月,在香港,有几位富豪经常聚在一起锄大地。

  牌局的主角,除了刘銮雄,还包括新世界发展的郑裕彤、英皇的杨受成、恒大的许家印、以及中渝置地的张松桥。

  其中,郑、刘同盟多年,联手的投资多达几十项。杨受成和内地往来频繁,结识不少民营企业家,常为两地间投资牵线搭桥。

  被称为“重庆李嘉诚”的张松桥,和刘銮雄关系甚密,后者私下昵称他为“阿娇”。

  早年,张松桥先后买下山顶道1号和歌赋山道1号两处豪宅,便是出于刘銮雄的提议和帮助。去年8月,媒体误传马云以15亿买入香港白加道22号豪宅,后辟谣真正买主是张松桥,而不远处的白加道31号,便是大刘的宅邸。

  几次牌局,牌桌上的钱很少,但牌桌下牵涉的利益甚广。

  当时,上市被迫搁浅的恒大四面楚歌,随时可能倒下,许家印急需资金填补缺口。由杨受成引荐,他结识了另外几位“牌友”。

  牌局的结果,众所周知的是,2008年6月,郑裕彤联手科威特投资局、德意志银行和美林银行,斥资5.06亿美元入股恒大,帮许家印渡过难关。

  鲜为人知的是,刘銮雄投资恒大的钱,比彤叔还多。

  去年,许家印再度被推上首富位,大刘一把就赚了超过150亿。

  金融危机,身家暴涨3倍

  香港有个“大刘从不做亏本买卖”的说法。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祸及香港,富豪们损失惨重。当时,刘銮雄已习惯以其他人的名义进行投资,因此外界并不清楚他“流了多少血”。

  但1年后,风暴仍未平息,能够大手笔投资的人很少,刘銮雄旗下的华人置业却相继投出了逾10亿美元,证明这场灾难并未使其伤筋动骨。

  其中投资金额的大部分,流到了内地。

  大刘对内地并不陌生,早在1987年,他便与保利合作,投资了北京首个外销住宅单位北京丽京花园及其后的北京希尔顿酒店。

  1998年起,刘銮雄开始大规模投资内地地产,项目遍及十几个城市,累积投资超过200亿元。单单投资成都的金额,就超过了100亿人民币。

  “北京、上海的很多项目都是十几二十年前地价很低的时候买下的,成都项目地块也是7年前买下的,光是土地就已经(涨了)4、5倍了。”他说。

  2012年后,他便停止在内地买地,因为地皮都“好贵”了。2015年,他干脆将内地的一些地产项目卖给了恒大。

  刘銮雄从未受过系统性的投资学习,投资选择大多出于直观感受。总结自己近30年投资生涯,他最大的成功经验是:低买高卖。

  尤其是不追高,也不高价持有,地产如此,股市也如此。

  他说,除此之外,他再没其他方法。

  不追高,不高价持有到底有多重要?

  2007年最后一天的派对上,刘銮雄告诉朋友:手上的股票可以卖掉了。进入新年后,他在半年内不断减持手上的股票,几近清仓。

  2008年12月31日,华人置业公布的信息显示,公司在当年的投资项中,有36亿港币的收入净额。

  这一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恒生指数同比大挫48%,李嘉诚和李兆基等精明大佬都赔了钱,相较之下,刘銮雄的成绩好得“不合情理”。

  而当别人一边心惊胆战地观察市场,一边艳羡他能赚得大把钞票时,刘銮雄又把持有的现金抛了出去。

  2009年3月,他开始收购欧洲金融企业的债券,包括渣打银行、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以30-60元的价格,吸纳了大量面值100元的债券。

  风暴平息后,投资者回归理性,市场价格靠拢面值,刘銮雄又大赚一笔。

  在这场人人自危的风暴中,他的资产逆市飞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他的个人身家是21亿美元。经济动荡的4年后,2011年,他的身家涨了3倍多,变成65亿美元,而到了2017年,65亿美元已经变成了155亿美元。

  不变的形象

  极具传奇性的商场和情场成绩,将刘銮雄变成了复杂的谜题——虽然曝光率大,但是外界知道得越多,谜底就越不清晰。

  2012年,刘銮雄卷入澳门“欧文龙受贿案”,被澳门初级法院裁定行贿罪成立。

  因为香港与澳门之间未有引渡条款,刘銮雄只要不涉足澳门,就可免除牢狱之灾,但消息传出后,他不可避免地辞去了在上市公司的一切职务。

  华人置地也因此收缩战线,退出一些项目。

  就在外界以为大刘将就此倒下时,2015年,他的身家涨到了109亿美元,位列香港第六。其控股企业的主要业务:地产、零售和投资三个大项,无一亏损。

  香港媒体如此报道这次判决对他的影响:在澳门法院开审的时候,大刘正带着女儿在湾仔的福临门吃饭。

  这样的情况,不止出现在“金融危机”和“法律”层面,即便是风雅的艺术收藏,和正能量满满的慈善,一旦和“大刘”产生联系,都变得有点“怪怪的”。

  他有一笔价值庞大的收藏品,美国的《ART News》将他评为“全球十大艺术收藏家”,排名第六,他还觉得自己被低估了,“能排到前三”。

  但强调自己可以排到全球前三的同时,他又强调说自己不太懂艺术品。他做收藏的手段是,只要“够好,够靓”,有钱就买,是口味最杂,也最粗暴的一个。

  他对收藏也没有什么物质或精神寄托,就是单纯追求买到漂亮东西的满足感,收到一件喜欢的藏品,他能开心好几天,“做生意赚钱都没这么开心”。

  在慈善领域,刘銮雄也做了不少事。早年卖风扇的时候,他便创立“刘銮雄慈善基金”,多年来,仅针对内地的捐款,金额就超过20亿港币。甚至,他的前女友吕丽君,现在都是以慈善家的身份行走于世。

  不过,对刘銮雄来说,收藏、慈善什么的,都没有他风花雪月的故事“精彩”。关于这些,市面上有太多的报道,比如李嘉欣、比如关之琳,比如和现任妻子甘比,以及现任妻子在还是女友时,多个女友之间的斗争,这里就不说了。

  2016年,刘銮雄生了一场大病,换肾之后,他和候任多年的女友,38岁的甘比结了婚。当时,媒体就猜测他是为了给甘比及其子女财富,所以才这样安排。

  果然,婚后不久,他就以健康理由,将华置50.02%股份分给了甘比一对子女,让甘比的身家暴涨至超过500亿元,成了香港女首富。

  这绝对是真爱。

  后来,刘銮雄说自己早已洗尽铅华,现在最大的乐趣是陪伴家人。母亲去世前,他每个礼拜都会带她去其最喜欢的福临门吃饭,还会叫齐弟弟妹妹一大家子。母亲去世后,他大部分空余时间都花在陪伴年幼的子女身上。

  但在舆论眼里,他并没有变化,其花花公子的形象,早已“固化”。过往的绯闻对象有新闻发生时,他的旧闻总会被牵扯出来报道一番。

  即便是在轮椅上,就“浮世大亨”这个称谓而言,依然没人比他更配。

  到今年甘比再为他生下的这个女儿,刘銮雄已有7个子女。其中包括,与已故前妻宝咏琴,已分手前女友育有的4名子女,他的商业旗舰华人置业则由长子刘鸣炜出任主席兼行政总裁。

  跟刘銮雄相比,刘鸣炜就简单多了。他2001年于英国伦敦结婚,妻子Wendy是他的同学。刘鸣炜感情简单,生活也简单,经常搭地铁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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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电影比阿里的事业还重要,马云到底做的什么梦?

  过去的18年里,“做别人不愿意做、不能做,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是马云赋予阿里巴巴的基本逻辑。

  在没有支付、没有物流体系、没有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情况下,阿里创造、整合了这些要素,确立了新经济形态的基本架构。

  这之后,阿里的新零售、智慧城市、全球平台等新业态稳步推进,以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不断为世界商业体系竖立新的标杆。

  在华尔街看来,阿里是一家看不到尽头的企业。这家企业已经超脱了公司的范畴,它更像是一个庞大的生态体,与现代商业的融合无所不在。

  阿里让人看不到尽头,马云的边界同样令人难以捉摸。

  在很多场合,马云习惯与阿里巴巴“划清界限”。他更希望以与“太极”相关的身份被世人所铭记,而不是阿里巴巴创始人;他的微博认证是TNC(大自然保护协会)全球董事会董事;当下,他最喜欢的头衔是乡村教师代言人……

  马云曾说,创立阿里是他最后悔的事情,企业事务“榨干”了他的时间,令其无暇他顾。这句闻名全国的话一度成了坊间“笑谈”。

  但不管别人怎么看,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马云确实不断挤出时间,追逐商业成就之外的目标,探索公益和文化领域的新模式。这些领域里,他的逻辑依旧是“做别人不愿意做、不能做,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2017年,在“不得不做的事情”和自己的精神世界之间,马云似乎找到了平衡点。

  武侠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马云的精神世界,他曾不止一次将武侠文化引入阿里,希望在精神和现实两端架构起自己的江湖。

  江湖之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马云梦想着成为这样一位大侠。10月底,他“圆了”一次梦。

  10月28日,马云发表微博“那一夜……那一梦!”,并配上了一张电影海报。海报中,马云正立中央,11位功夫巨星分列左右,武侠与江湖之风扑面而来。

  这之后,“马云终于演电影了”的消息,如山呼海啸,席卷全网。

  马云主演,11位巨星参演,电影《功守道》诞生伊始,就引发了娱乐圈空前的关注。

  但这并不是马云想要的。他不会满足于在电影世界里过一次大侠的瘾,而是“幻想”着将自己的精神世界直接嫁接到现实。

  在他看来,让传统武术成为全民运动、世界级运动,才是真正的“侠之大者”。

  中国不缺优秀的武侠电影,但中国正失去武侠文化。

  很多时候,旁人不理解马云的行为。他为自己取花名“风清扬”,将阿里创新机构命名为“达摩院”,甚至外媒询问如何创造和管理阿里文化时,他的回答是“太极之道,太极文化”。

  什么是太极之道,太极文化如何成就了世界级的阿里?没人知道。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太极文化就是太极拳,是老头们养生的把式。

  武术、武侠,属于电影和文学世界,现实世界不需要它们,这几乎成了舆论的共识。当传统武术和现实交汇时,人们更多的反应是疑惑和怀疑。

  传统武术备受争议,舶来“武术”则大行其道。提起跆拳道、空手道、瑜伽,众人瞬间联想到时尚的运动风、阳光的年轻人。这些鲜衣怒马的青少年,极少会选择练武术,更不会尝试理解其中蕴含的理念与文化。

  久而久之,武术势必向其他传统文化一样,走向断层与消逝。

  这样的大背景下,马云和他的伙伴们带来了“功守道”。

  传统武术文化的缺失,并不是民众的责任。

  年轻人之所以喜欢MMA、UFC、跆拳道,是因为这些运动已经转变成为现代化的体育项目,具有很强的竞技性。竞技性决定了观赏性,有观赏、有兴趣,才是普及的基础。

  中国武术的难点在于,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东西太多,但没有哪项可以达成统一的标准。

  耍枪还是弄棒、谁强谁弱、如何判定输赢?现实不是文学世界,没有点到为止和你死我亡,要判定输赢,必须确立规范和标准。

  在标准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体育项目,进而全球推广,实现全民参与,是复兴武术可见的唯一“正道”。

  正道就在眼前,踏进去的人却少之又少,归根结底是太难,有能力的人不愿意做,愿意做的人没有那个实力。

  强如马云,也为此思考、筹备了十年的时间。和阿里的生态体系一样,武术文化的新体系,也需要逐步架构基础设施,从知名度、兴趣度,逐渐过渡到参与性。

  马云和李连杰不断探索、试错,才逐渐架构起一套从纲领到落地的完整体系。

  这套体系可以这样理解:

  一、确定方向,从大千武术世界中找到最合适的项目,制定统一标准。于是,便有了太极中总结、推陈出新的功守道。

  二、通过各类传播手段与途径,让功守道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群众基础。于是,便有了《功守道》这部电影。

  三、在标准化、知名度的基础上,通过“软磨硬泡”的方式将功守道推进奥运会,让其真正成为全球性的项目。

  四、由竞技体育过度为普适性健身、休闲项目,实现全民参与、全球参与。

  五、在全民参与的基础上,传承、发扬武术文化的内涵。

  整套体系自上而下,马云是其核心动力。

  功守道这个名字,是马云定下的。李连杰起初的建议是“攻守道”,强调进攻和防守一体。但马云认为,中国人更注重防守,我们是农业文明起源,中华民族战争的目的更多是守护家园,维持国家和领土的完整性,因此“功守”二字更符合传统。

  传播初期,马云便贡献出了“自己”和双十一平台。作为超级IP,马云的流量优势,为电影的传播奠定了前置条件,这之后,一系列配套措施将持续推进,让民众彻底知晓功守道的存在和规则。

  下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将其推进奥运会。

  日本的空手道、柔道,韩国的跆拳道,这些一脉相承于中国武术的产物,变身的关键节点都是登陆奥运,继而实现全球影响力。

  这些项目入奥的时代背景,是日韩经济快速增长,随之孵育出稳定的奥运会顶级赞助商(索尼、三星)。

  中国正站在更高的维度,重复这样的路径——超过30年的经济大发展后,中国正尝试在多领域增强话语权,体育是其中之一。

  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走出了史上“最强”的奥运会顶级赞助商——阿里巴巴。

  今年1月,阿里与国际奥委会签署了横跨12年的长期合作协议,周期包含三届奥运会和三届冬奥会。

  阿里是国际奥委会“TOP”计划中最年轻的企业,也是最有活力的一员。在阿里巴巴的参与下,奥运会将首次走上云端,并全面拥抱人工智能。

  飞天系统连接全球百万服务器;人工智能走进每一场比赛;云上直播、社交互动……阿里的加持下,奥运将首次迈入“更快、更高、更强”的云端时代,缔造前所未有的观赛与视觉体验。

  飞奔的经济大势、最具实力的顶级赞助商……中国“传统”项目入奥,迎来了最好的契机。

  在以尖端互联网技术全面革新奥运的同时,马云也希望为这项盛事添上新的色彩,那便是太极特有的黑白二色。

  功守道如果成功入奥,意味着中国将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奥运IP,但这只是复兴武术文化的步骤之一。

  让太极等武术项目,成为类似瑜伽、健身的生活方式,乃至重新影响现代人的哲学,才是马云和他的伙伴们的最终目标。

  相较舶来品,老祖宗传下来的太极,同样可以强身健体,也同样具备竞技和观赏属性。它不仅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其所蕴含的平衡之道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在。

  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的传承,是一个宏大且紧迫的命题。

  民族的核心,实际就是文化的认同和统一。过去30年间,伴随着经济的开放与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饱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替代。

  传承传统文化,已经成了“不得不做”的事情。过去几年间,复兴传统文化、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被社会各界反复提及。这个目标,需要各方携手、共同实现。

  任何一项传统文化的革新与现代化普及,都是一项浩瀚的工程。以武术文化为例,其全面架构的实现难度,不亚于再造一个阿里。

  不过,亲自参演并全身心投入于《功守道》的马云,已经给出了自己的信心和答案。

  对于马云和《功守道》,《人民日报》专门刊发了评论文章——《让传统文化涌起时代浪花》。文章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片海,长期以来滋养着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如何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涌动的潮水掀起新时代的浪花,是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文化新课题。

  马云决定接过这个课题,让江湖回归现实,成为真正的侠之大者。

  武术之后,还有更多的传统文化亟待传承和发扬。功守道的成功,势必能为它们提供思路和可借鉴的模板。

  从这个角度看来,在“这场梦”里,马云或许看到了比创造阿里更重要的事情。

  这场梦里,有马云,有李连杰,有零片酬参与《功守道》的各路明星,当然,也有所有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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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惊呼:谁是网络版的“朝阳群众”?

  5月18日,摩拜单车宣布起诉知乎,这场由“一条爆料”引发的舆论纷争正式走向司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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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o、摩拜等共享单车企业涉嫌贪腐是近期财经圈的最大热闻,而这些热闻的起点均源于社交平台的“匿名爆料”。

  5月9日,“前ofo员工”爆料称企业“从中层到基层,贪腐现象严重”,“小黄车一个区域运营一个月可以贪好几万,一个学校的运营都能贪几万、十几万”。爆料人还称:ofo在供应链把控和资金管理上存在重大漏洞,吃空饷和贪腐行为由来已久。

  ofo中枪,摩拜亦不能幸免。仅一天后,名为“李安嶙”的自媒体便引用知乎某匿名用户的评论,称摩拜单车管理层存在严重贪腐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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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ofo的“指控”停留在基层和中层管理,对于摩拜的中伤则是直指核心。胡玮炜为摩拜单车创始人兼总裁,王晓峰为联合创始人兼CEO,夏一平为联合创始人兼CTO,三人是摩拜单车的最高管理层。

  按照爆料信息“每辆车拿100回扣”计算,目前摩拜已投放365万辆共享单车,意味着其牵涉的贪污金额超过3亿。一旦该爆料坐实,毫无疑问将成为国内创投圈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

  因为信息来源方身份不详,且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华商君并未就此事件进行挖掘报道。不过毫无疑问,如此猛料必然引来各方关注。短短几天时间里,“ofo和摩拜疑似贪腐”登陆各大网络媒体头条,相关文章不计其数,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这些爆料的时间点来得“恰到好处”。

  其一,当下创业者毫无节制“烧”投资人钱的新闻层出不穷,各方反应强烈。5月初,昆仑万维CEO周亚辉就“空空狐事件”首度作出回应,直言空空狐创始人余小丹及其小团队,“在不到一年半时间里烧光了5000万左右的现金投资款,且没出什么成绩”。被烧资金包括“给未任职的干妈开5万月薪,用公款频繁购买奢侈品包,以及给自己发几十万额外奖金”等等。  

  这类新闻引发了大众对于创业者的广泛质疑,ofo、摩拜事件则将质疑推向最顶峰。

  其二,共享单车的“烧钱大战”正处于最关键阶段。ofo和摩拜是业内的领军企业,两者分食了超过80%的市场份额。因为竞争激烈,两家企业可谓势同水火,公关战层出不穷,隔三差五便上演一次口水战。

  此次事件中,摩拜亦直言不排除“竞争对手为了分散火力,故意散播谣言与诽谤信息”。

  爆料的背后是否有相关利益方的推动,目前不得而知,但从时间线上看,事件的发展非常“巧合”:不仅ofo、摩拜牵涉其中,另一大共享单车品牌永安行亦有所牵连。

  华商韬略(微信号hstl8888)梳理的相关事件时间线显示:

  5月3日,社交平台脉脉上第一次出现爆料,称ofo存在贪腐事件,但并未受到广泛关注;

  5月4日,中纪委收到对永安行的实名举报,举报人顾泰来称永安行侵害了其发明专利权,要求暂缓或暂停永安行IPO相关工作;

  5月5日,永安行公开回应暂缓IPO;

  5月7日,有消息称:据知情人士透露,永安行暂缓IPO的真正原因并非出于专利侵权,而是其城市公共自行车项目存在利益输送的嫌疑,这也是相关举报的核心;

  5月9日,ofo二度被匿名爆料存在贪腐,媒体开始广泛报道;

  5月10日,摩拜高层被曝贪腐,将事件推向最高潮。

  上述信息可以看出,如果事件发生并非巧合,而是有力量在推动,那其间的“水”无疑很深。

  负面消息出现后,几家企业均迅速做出回应,其中以摩拜的反应最为激烈。5月18日,摩拜发布消息:创始人胡玮炜已于5月12日正式起诉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司(知乎网站经营方),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被告方知乎则发表声明:“一直以来,知乎都不欢迎侵权、谣言、诽谤类信息。”“在未接到司法机关要求前,知乎无权将用户个人的隐私信息转交他人。如后续司法机关基于案件案情提出明确要求,配合司法机关工作也是知乎的应尽义务。”

  因此,在海淀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已完成了初步证据交换工作。

  2

  本次“爆料”并非摩拜第一次在知乎这一平台上遭遇“攻击”,在此之前,就曾有多位知乎用户对摩拜提出质疑,核心点主要在于摩拜单车的造价和企业的相关成本。

  摩拜单车的造价在业内是出了名的高,出于难以拆卸的一体车身、实心胎、电子锁、GPS等零件和技术,其最早上线的经典款造价高达6000元/辆,最“便宜”的轻骑版也达到1000元/辆。

  针对这一说法,有知乎网友称:“第一代传动轴什么的可能会高点……至于第二代完全就是普通自行车,加智能锁自己淘宝看看类似车多少钱?摩拜这个量级扯什么研发、开模成本的都是扯淡!”

  除该言论外,也有知乎用户就实心胎的售价,摩拜总融资和车辆总成本的矛盾等问题提出质疑,相关言论及信息曾被部分媒体直接采用。(本次事件期间,部分言论已遭删除)

  对于企业而言,这类质疑属于“健康范畴”,是根据公开信息和某些常识做出的推断;除此之外,还存在大量“不健康范畴”的攻击与质疑——这类言论的发布者常以企业利益关联方与亲历者的身份出现(通常是前职员或现任职员),通过匿名的方式对企业进行“爆料”。因为是“亲身经历”,这类言论通常被认为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

  在知乎上,随便输入一家知名企业,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负面评论。

  如前所述,这类回答往往有着相当高的认可度,一是很多“出于亲身经历”,二是有知乎平台作为背书。

  知乎是中国最大的问答型知识库,其模式很像美国著名问答网站Quora。

  该平台被认为是偏精英的交流社区,由各行各业的精英来解答问题,有很高的专业性和可信度。

  和Quora一样,知乎最早的用户群由科技、IT领域的创业者和资深人士组成。随着李开复和创新工场以投资人的身份加入,他们拉来了各行业有影响力的人,马化腾、周鸿祎、雷军等均在其列。

  这些科技大佬很少回答问题,但并不妨碍大量粉丝慕名前来。随着精英回答者不断累积,知乎牵涉的知识范围越来越广,其经典回答也与日俱增。

  很多精英知乎用户回答问题的态度非常认真,有时候会像写文章一样引经据典、图文并茂。他们彼此分享专业经验、见解甚至是商业、企业的秘闻,源源不断提供高质量的信息。

  这些信息为知乎创造了很高的公信力,网络甚至有说法称:如果用户想要获得关于某些行业的深度知识,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知乎。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知乎的用户也越来越多。2017年1月,知乎完成D轮融资,官方信息称其注册用户数超过6500万,活跃用户更是高达1850万。这轮融资由今日资本领投,腾讯、搜狗、创新工场等原有董事股东全数跟投。知乎获得1亿的资金,估值超过10亿美元。

  6500万是一个非常大的体量,用户数的增长也导致知乎内容质量不可避免地趋近全国网民的平均水平。其热门话题也逐渐由科技转移到了电影、游戏、娱乐等领域,不变的是,其回答依旧拥有极高的认可度。

  在知乎,回答者结合自身经历对企业、明星的评判更容易获得赞同和评论。早期,这类回答更多是知乎“内部流通”,现在则变成了外部引经据典的来源。某些时候,知乎上的一条评论,就能成为微博公共知识分子或是某些自媒体号的新闻源头。

  3

  “自身经历”增强了信息的可信度,但同样出于自身经历而非公开、可查信息的缘故,某些时候,这类信息一文不值。

  2016年,知乎曾爆发“平台大神——海贼-王路飞”事件。

  这位知乎著名“答主”曾参与回答了数百个话题,每次都结合自身经历侃侃而谈,获得了极高的赞同和评论。在这些回答中,海贼-王路飞一人分饰244个角色:他是吸毒8年的伪君子,是民警、是渔民,因为见义勇为被打成十级伤残,同时还是拥有8000万存款的裸贷受害者。

  
  有网友梳理了“海贼-王路飞”的答案,对其传奇的一生做出了如下归纳总结:

  • 1970年:出生
  • 1984年: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运动员
  • 1989年:读大学,陪酒陪了4年
  • 1991年:在工厂做技术员,学习了挖掘机和烹饪
  • 1994年:入职香港皇家警卫队,同时在西双版纳做禁毒工作
  • 1997年:地形勘测小组工作,前往黑竹沟勘探
  • 2001年:担任村里的村长,在北京做菜贩,炸山开采大理石
  • 2003年:染上冰毒,为躲避非典在英国做驯兽师
  • 2004年:戒毒,在上海炒房
  • 2005年:山东烟台高考理科状元
  • 2006年:高中毕业在皮革厂上班,受小人加害公司被人窃走,中冶西北锅炉工,工作中失去了双手
  • 2007年:公司在金融危机中倒闭,伊拉克战地记者,入股万达有44%股权
  • 2008年:在NASA工作,在上海工作差点被潜规则,得了精神病
  • 2009年:福建抛光厂工作,浙江一家鞋厂做保安,靠游泳治好了肺部肿瘤
  • 2011年:车祸中断了腿,娶了智障的妻子,西伯利亚滑雪遭遇雪崩只有他生还,宁沪高速出车祸砒霜洒落,除了海洛因什么都吸过
  • 2012年:朝鲜平壤外贸企业工作,离婚
  • 2013年:河北唐山阳光路市场卖卤菜
  • 2014年:心内科主刀医生,见义勇为落下十级伤残
  • 2015年:农夫山泉公司高管,和黄渤合作拍电影赚了钱
  • 2016年:承包鱼塘养鱼,前往巴黎参加世卫组织会议,57岁了,银行存款8000万

  除此之外,他还有大量经历因不明日期而无法纳入时间线,包括:地下赛车;贷款养鲟鱼,泄洪导致倾家荡产;月入百万的程序员,云南的排雷战士,做过职业代驾、肯德基外卖员、跳过街舞、也是吹糖手艺人;在贵州采矿遭遇过山体滑坡;奔驰4S店员工、众泰汽车副总;黑龙江老猎人、西伯利亚滑翔爱好者;大型三甲医院院长以及曾被人包养……

  因为人生过于传奇,“海贼-王路飞”在数百个回答后终于成功引起围观群众的注意,并最终被平台终生封号。

  实际上,如果“王路飞”以常见的匿名方式进行回答,不但没有任何问题,反而会是平台最杰出的“内容贡献者”。

退一步而言,即便他和咪蒙一样,以“我一个女同事”,“我一个老板朋友”,“我同事以前的一位同学”等为开头,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神”。

  但“王路飞”至始至终选择公开ID,通过牺牲自己娱乐了大众,也对某些群体进行了强有力的嘲讽。有网络评论称:尽管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在泳池里偷偷撒尿,飞哥还是义无反顾地跑到跳水台上冲泳池里撒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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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贼-王路飞”事件极端展现了网络回答的另一面——信息伪造的简单性。他“落难”的同时,一大批匿名用户正源源不断地贡献更多信息、收获更多赞赏。

  在知乎平台上,匿名爆料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娱乐明星首当其中,企业与企业家紧随其后。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新鲜“好料”出炉,引得围观者议论纷纷,知乎用户也因此被评为网络上的“朝阳群众”。

  很长时间内,被匿名者批评的企业只能吃闷亏,一来爆料方的身份完全未知,难以追究;二来言论的传播度有限,不值得为此追责。

  但随着类似回答越来越多、好事媒体层出不穷,企业与企业家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知乎著名答主、IT界名人冯大辉就曾为此苦不堪言,作为前阿里巴巴技术大牛、网站丁香园前CTO,他却被知乎匿名用户批判“根本不会写代码,靠嘴皮子吃饭”。这条评论引发强烈讨论,冯大辉遭遇了极大的舆论压力。

  除了指名道姓的批判外,匿名网友们还学会了狗仔队的那套方法,通过语焉不详、模糊不清的爆料引发万众瞩目。

  2014年,有匿名网友在另一社交软件“无秘”上贡献猛料:北京一IT大佬因吸毒被抓,关键词“朝阳区、CEO、很瘦”。

  这条含糊其辞的信息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史玉柱、周鸿祎、张朝阳等人纷纷躺枪,谣言“越传越真”,迫使史玉柱、周鸿祎不得不发微博自证清白,而“头号嫌疑”张朝阳甚至专门为此拍摄视频。

  这些爆料最终被证明子虚乌有,但后继匿名者却前赴后继。由于是匿名发言,某种程度上爆料者无需承担责任,这给“恶趣味”、“诽谤”、“泄露商业机密”等行为留下了充足的空间。

  “朝阳群众”是一个偏褒义的形象,因为该群体代表着除恶扬善。匿名机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不少人伸张正义,以及向更多人展现真实,但另一方面,这种机制也助力了谣言的滋生。

  好消息是,未来一段时间里,“匿名”或许不再是绝对安全的面具。随着匿名爆料影响的提升,势必将出现更多类似摩拜单车般通过法律维权的企业,原本安全无忧的“网络朝阳群众”,将被撕去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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