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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高”关于非法放贷刑事案件的认定，到银保监会对于融资担保的监管补充，近期密集的监管文件，给原本迅猛增长的互联网助贷业务按下了暂停键。
过去两年，持牌金融机构的低成本资金，与拥有流量、数据的互联网平台一拍即合，所形成的互联网助贷模式，成为金融科技领域最活跃的一块业务，并支撑起了中国数万亿元的消费金融市场。
有钱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一成熟稳定且赚钱的业务，一度引得传统银行、互联网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巨头、助贷平台等多方竞相入局角逐，并在这个丰富的生态圈中，依据资源强弱关系，自动构建起一座“等级森严”的金字塔。
如今，对放贷利率严格限定在IRR（内部收益率）36%以内，以及互联网越来越贵的流量成本，让原本双赢的助贷业务变得越来越难。而尚未正式落地的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更让互联网助贷这一业务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当钱不好赚了，江湖开始生变。
监管加码：36%实际年利率的秘密
进入11月，何奇（化名）发现，他所在的一些买量卖量群开始变得沉寂了。
何奇在一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任职，负责开拓和对接放贷渠道。这些由资金、贷超、助贷等各方组成的买量卖量群，是机构资金对接流量平台的信息场，也是他以往搜集合作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10月份监管密集发文后，互联网助贷业务深受影响，微信群也失去了往日的喧嚣。
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印发《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除了对非法放贷有了细致的量刑规定之外，还对放贷利率的计算有了统一口径：非法放贷行为人以介绍费、咨询费、管理费、逾期利息、违约金等名义和以从本金中预先扣除等方式收取利息的，相关数额在计算实际年利率时均应计入。
据《棱镜》了解，以往互联网贷款的利率一般以年利率APR（Annual percentage rate）来宣传，既没有体现资金的时间价值，也没有将服务费、手续费等其他成本计算在内。而内部收益率IRR（Internal Rate of Return）则更能体现用户的实际贷款成本，它计算的是未来全部现金流入折现后与现金流出折现值相等情况下的折现率。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棱镜》，APR 36%的利率，如果换成IRR计算，利率在58%—62%左右，两者至少相差20个点以上。
在前述监管文件下发后，《棱镜》获悉，多家助贷平台都在加紧修改产品，使其实际利率不超过36%，包括提前结清手续费、罚息、逾期手续费等等，也都计入实际利率。甚至，还将超过IRR36%的部分退还给用户。
“特别卑微。”何奇这样来形容他们的处境，在他看来，IRR36%基本上赚不到什么钱了。
严格限定利率还只是一方面。在上述通知发出仅两天后，中国银保监会下发《关于印发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下称“《补充规定》”），其中规定，为各类放贷机构提供客户推介、信用评估等服务的机构，未经批准不得提供或变相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对于无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但实际上经营融资担保业务的，监管部门予以取缔。
在实际操作中，助贷平台通过融资担保的形式，对贷款业务进行风险兜底，是助贷业务的一大特征，也是持牌金融机构愿意和助贷平台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彦指出，不少助贷平台通过收购或者自建融资担保公司，“一家人”共同给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助贷服务，形成“换汤不换药”式的兜底。从《补充规定》来看，助贷机构可能被认定为“变相提供融资担保服务”，虽然有持牌融资担保公司参与，但实际风险最终由助贷机构（或其实际控制人）承担，长远来看仍存在合规风险。
据《棱镜》了解，由于正式的互联网贷款监管文件还没有出台，助贷平台们都在焦灼观望中。
一拍即合：低成本高收益的生意
近几年金融科技的兴起，让互联网获客成为主流。一大批原本难以进入银行服务范围的“白户”（即没有任何征信记录的用户），在互联网平台大数据的帮助下，成为新的目标用户，且带来的风险溢价明显。
“银行手里有大量便宜的资金，互联网平台拥有流量和数据、风控能力，双方一拍即合，银行出资金，互联网平台帮助获客，各取所需，利润按比例分成。”一家头部助贷平台副总裁刘方（化名）这样向《棱镜》来解释互联网助贷。
例如，中国农业银行截至2019年6月末的存款平均付息率仅为年化1.51%。即使是银行体系内成本较高的城商行、农商行，资金成本也在7%-8%左右。“这样的资金成本率是互联网平台望尘莫及的。”刘方感慨。
蚂蚁金服集团数字金融事业群总裁黄浩近期在《财经》撰文称，传统商业银行的资金渠道多，资金成本低，但是长尾用户数据少，数字风控能力相对不强；互联网平台或金融科技机构则相反，拥有触达长尾客户的丰富场景，有互联网生态下的海量行为数据，以及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大数据风控技术，但资金规模不足。只有通过双方的合作联营，优势互补，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普”和“惠”。
一般而言，行业内会将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的合作模式，分为助贷和联合贷款两种模式。最简单的区分在于，联合贷款双方都具备放贷资质（如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网络小贷公司），双方按约定比例出资，风险各担；助贷模式主要是具备或者不具备放贷资质的互联网平台帮助金融机构获客和风控，向金融机构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并引入保险或者融担公司进行兜底。
刘方向《棱镜》介绍，大银行一般不需要助贷，因为它不愁客户，自己就有能力做；助贷主要是帮助一些获客和风控能力较弱的城商行、农商行。银行业原本竞争就日趋激烈，加上受到金融科技的强烈冲击，这种互联网助贷模式的出现，犹如一根救命稻草，被城商行们紧紧抓住。
据《棱镜》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和BATJ等互联网巨头合作的城、农商行就超过了20家，和一些小助贷平台合作的城、农商行更是不计其数。
上市城商行的财报数据显示，2018年上海银行等7家城商行的个人消费贷款增速超过了100%，其中天津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规模从2017年的87.93亿元增长至778.96亿元，增速达到了785.88%。截至2019年6月末，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天津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均超过了1000亿元。
在银行人李意（化名）的视角里，这两年互联网联合贷款之所以爆发，还有一个原因是银行按揭贷款受到政策限制，导致银行的个贷业务增量压力就落到了非按揭贷款上面，类似的互联网模式贷、保险模式贷就变得热门起来。
李意是一家国有大型银行某分行的行长，他所在的银行目前跟蚂蚁金服、京东数科都有业务合作。”基本上都是我们出资金，他们出客户。“
在他看来，对于这批在互联网申贷的客户，由于其大数据并不在银行，或者资质达不到银行要求，因此能通过和巨头合作低风险地放出较高利率的贷款来创造收益；同时，名义上这批客户也就是银行的客户了，等于通过巨头渠道批量获得了客户。
“获客成本低，收益不低。”他总结道。
分润分成：流量方是最大赢家？
在互联网联合贷款这个链条上，出资比例、批贷率、贷后管理、催收、收入分成……一环扣着一环，每一环都需要双方来谈判协商。但多位从业者对《棱镜》表示，最容易产生矛盾的地方，还是在利润分成上。
何奇告诉《棱镜》，在最初的联合贷款模式中，双方的出资比例一般为1：9（银行为9），后来在疑似监管文件的要求下，目前出资比例已经变为3：7了。而助贷模式下，以年化利率36%的产品为例，资金方一般拿走其中的10%-15%。
刘方则更为详细地向《棱镜》介绍了助贷模式的利润分成模式。同样以年化利率36%的产品为例，金融机构需要一个固定收益，通常为10%-15%。这其中，城商行自己的资金成本约为7%-8%，再加上它的运营、管理、保险成本，“银行分走12%就算很厚道了”。
其次，剩下的一半的收入（折算成年化约10%-12%）都被流量平台拿走了。刘方感慨，随着互联网流量越来越贵，转化率普遍下降，导致他们的获客成本已经不比资金成本低了。
“你以为最后剩下的10%—12%收入都归我们助贷平台了吗？”刘方自问自答，这其中，坏账要去掉至少5%-6%，数据费和催收费加起来还要去掉至少2%。“（最后）所剩无几了。”
同无数掘金故事中卖水的人笑到最后一样，刘方感慨钱越来越不好赚：“都给流量方打工了。”为此，他们只能不断优化自己的数据和风控能力，降低获客成本，从而多争取一两个点的收益。
金字塔下：巨头吸走大部分体量
在助贷和联合贷款这个丰富的生态圈中，如果要问究竟谁更有话语权和议价权，不同的人会给你不同的答案。
在刘方的眼里，虽然整个合作都由他们助贷平台在积极地推动，但最终决定做不做，以及如何做，甚至利润如何分成这样的细节，都由持牌金融机构说了算。因为在这个市场中，牌照和助贷相比，前者更加稀缺。而助贷平台显然处于金字塔的底端。
虽然同属于互联网平台，但BATJ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因为同时拥有流量、牌照（如互联网银行、小贷牌照）、大数据等各方资源，足以让它们站上金字塔的顶端，甚至一度不愿意带金融机构“一起玩”。
李意就对《棱镜》表示，在他们的联合贷款业务中，互联网巨头显然占据主导权，巨头跟银行合作是一对多的模式。获客渠道和大数据基本上都由巨头把控，银行只出资金，没有主动权，客户粘性远远不够。
“有抵押模式的还好，还有希望转化为银行客户。如果是无抵押模式的，就很难了。”他补充道。
麦肯锡2018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过去2-3年，银行业与互联网公司逐步意识到彼此不可或缺的价值，倾向于一起分食蛋糕，合作案例逐步增多，如国有四大行已经分别与BATJ建立合作，股份制银行与城商行也在行动中。
“但双方在这种合作关系中都异常审慎。”该报告称，互联网公司会与多家银行合作，刻意避免银行合作伙伴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导致银行能力过强、直接攫取互联网公司的客户；同样，银行业也试图打造自身的区域或业务优势，避免与互联网公司签署仅仅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牌照为交换条件的协议，而是更多获得客户的相关数据。
但现在，监管层对于互联网小贷以及ABS（资产证券化）的一系列限制，使得互联网巨头原本依靠自身小贷和ABS杠杆来获取资金放贷的模式，已难以为继。这也是这两年巨头们纷纷开始“去金融化”，转型为金融科技赋能平台的原因。例如，2018年3月，蚂蚁金服微贷业务的负责人就对外透露，蚂蚁金服已经在积极探索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将严格按照新规要求，由金融机构自主风控，蚂蚁金服也会做风险评估，但审批额度以机构终审结果为准，蚂蚁金服不会兜底。
巨头们开始“下场”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对于刘方所在的助贷平台们而言，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他对《棱镜》坦言，在BATJ开放合作之后，不少以前和他们合作的城商行，转而选择去和BATJ们合作，毕竟同巨头们的体量相比，和小的助贷平台合作效率会低不少。
“巨头们吸走了市场上的大部分业务体量。”他说。
潜在风险：谁能兜底？
随着参与方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互联网助贷是否会重蹈网贷的覆辙，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尚未正式落地的监管政策，始终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所有从业者头上。
据刘方介绍，目前互联网助贷行业的月规模在1000亿元左右，且都是小额分散的贷款。“我从来不觉得它会有系统性风险，但不排除它的规模有可能会迅速扩大。”
李意也对《棱镜》表示，目前互联网助贷的量还没有放大，以他们行为例，在全国的贷款率也就在几百亿元规模，占比并不大。但如果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他认为风险可能来自两方面：
一是来自客户。此类贷款综合成本基本都在12%以上，有的甚至在18%~20%，愿意接受这个成本的几乎是次贷类客户，会不会发生类似于此前校园贷等风险还不得而知；
二是来自于平台本身。银行对这类客户这么爽快放款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兜底措施，当量大到一定程度，互联网平台还能否兜得住，也是未知数。
黄浩在前述撰文中也提到，部分助贷机构风控技术能力不强，甚至商业、金融的场景和数据也比较缺乏，却违规向联营银行提供直接或隐性的风险“兜底”；银行风控管理参差不齐，部分银行“独立风控”一无系统，二无模型，三无策略，对“贷不贷，贷多少”放弃了自主决策，完全依赖互联网平台或助贷机构。在这样的形式下，如果再与不合格的助贷机构进行联营合作，容易在助贷机构和银行两个层面引发不良率攀升，造成一定程度的金融风险。
而从浙江、北京等地的监管发文来看，要求贷款业务服务当地；金融机构自身承担风险，不允许互联网平台兜底；不得将贷款“三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环节外包给合作机构，等等，都是一些最基本的要求。
刘方近半年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开始希望走到自己兜底的路径上去，并希望助贷平台在合作过程中，帮助他们提高风控能力，包括不断积累数据、培养人才等措施。
“这一方面是为了符合监管的要求；另一方面，大家也都认识到，自己兜底能赚得更多，毕竟风险与收益成正比，谁承担风险，谁就能分得更多的利润。”刘方分析称。
在11月12日的媒体通气会上，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肖远企对助贷业务再度表态，称监管部门一方面持开放态度，允许银行业务经营有创新，另一方面也会密切关注助贷业务的潜在风险，比如科技安全风险、KYC风险、信誉风险等。“不管用什么样的合作方式，银行的核心业务都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强调。
更早之前，在今年年初的一次通气会上，他曾提到，对于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监管部门一年之前就开始研究，并进行了广泛调研，听取各方意见，不断地在完善，“有的东西还需要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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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寒冬下
车市寒冬，最终连汽车互联网平台汽车之家也未能独善其身。
11月5日，汽车之家发布了未经审计的2019年第三季度财报，总的来看有喜有悲。
喜的是，即便是在车市环境连续15个月下行的大背景下，汽车之家的业绩表现依旧较为稳健；悲的是，净利润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根据第三季度财报数据显示，汽车之家的总营收为人民币21.7亿元，相比去年同期的18.69亿元，同比增长14.9%。
如果不做纵向对比，仅仅从当季的数据来看，汽车之家的营收能力确实可圈可点。
就在这份财报发布的当天，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在行业会议上表示：“车市正处于超级艰难的时刻，汽车行业甚至拖累了中国经济增长。”
这并非危言耸听。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给出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个季度，在78家主流车企中，有七成出现了销量下滑，其中32家车企的下滑幅度超过30%，17家下滑幅度甚至超过了50%。
跌幅惊人的车企基本已经游走在了破产边缘。比如铃木，自去年起就已退出了中国市场。
虽然车市整体环境不容乐观，但汽车之家的营收依旧延续了上个季度的增势，这要归因于除了核心业务实现净增长之外，新业务的净收入也在快速增长。
根据第三季度财报显示，汽车之家的营收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媒体广告、线索销售和线上销售及其他。
其中，媒体广告仍然是创收主力军，达到了9.24亿元，同比增长2.50%。这部分收入主要来源于广告报价的提升以及加大的广告投放力度，尤其是二手车电商广告投入的增加。
线索销售同样不甘示弱。由于经销商所支付的销售线索费用的持续增加，汽车之家在第三季度的线索销售收入为8.28亿元，同比增长12.00%。
涨势最喜人的还是新业务线上销售。在第三季度，汽车之家线上销售收入为4.1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8.2%。
总体来看，虽然第三季度的总营收较前两个季度的同比增速（分别为25.14%和23.55%）出现了小幅度下滑的情况，但考虑到行业的整体状况，这个成绩已属不易。
不过，相对于总营收的双位数增长，净利润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根据第三季度财报数据显示，汽车之家的净利润为人民币6.4亿元，同比下降5.5%，环比下降更是高达19.7%。
遭遇这样的局面，当然也跟车市的整体销量低迷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今年第二季度，汽车之家的各项经营数据还比较坚挺，但随着车市行情持续下行，最终也败下阵来。
早在今年7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就已将今年的汽车销量预期从零增长调整为下滑5%，其中乘用车被调整为下滑5.4%。
HIS Market、瑞士银行等国外咨询机构同样对国内的车市持悲观的态度，这些机构对今年的汽车销量预测都在下滑6%到8%之间。
事实也确实如此。综合26家汽车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第三季度财报来看，其中仅有9家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而超过六成的车企，净利润均存在不同幅度的下滑。
对于汽车之家来说，虽然并不直接生产汽车，也不直接销售汽车，但作为一个汽车互联网平台，三大业务都与车企的发展息息相关。
汽车销量不景气，车企在广告投放上也会相应缩减，而这势必会影响到汽车之家整体的财务数据表现。
转型还是太难
车市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焦虑，寄生于车企之上的汽车之家也难免被传染。
早在2016年之前，汽车之家的营收构成只有两部分：一是最基本的媒体广告，占比54.2%，主要包括汽车制造商广告服务以及为汽车品牌开展营销活动；另一个就是线索销售，占比40.5%，主要为经销商提供销售线索。
因此，摆脱对媒体广告业务的依赖很快在汽车之家内部达成了共识。
但摆脱依赖的探索之路走得并不顺利。
寻找新的盈利业务，意味着汽车之家首先要打破垂直媒体的限制。如何在保证媒体广告业务持续增长的同时，又能利用新开拓的业务平均掉前者所占的比重，是汽车之家亟需解决的难题。
一开始，汽车之家将突围方向定为做汽车电商。
汽车之家内部分析认为，从垂直媒体走向自营电商是一条水到渠成的道路。
作为深耕汽车领域多年的垂直媒体，所累积的消费数据和成熟的预测能力将会使得汽车电商业务的竞争力快速提升。
然而拐点很快到来。
2016年4月15日，汽车之家原最大股东、澳大利亚电信巨头澳洲电讯宣布以16亿美元的价格出售47.7%股权给中国平安，70天后，交易正式达成。
在中国平安入主汽车之家三个多月之后，汽车之家董事长兼CEO陆敏结合既有业务以及远景目标，提出了“4+1”发展战略。
“4”是指打造“车媒体、车电商、车金融、车生活”四个圈，“1”则是指由过去基于内容的垂直领域公司转型升级为基于数据技术的汽车公司。
汽车之家意图通过这四个圈逐渐打造出一条以线索为核心、媒体为辅助、技术为基石的内部汽车生态闭环。
不过汽车之家的自营电商之路最终并没有走通。
一年后，汽车之家的新管理层开始逐步放弃自营电商这一业务。而探索失败的原因，也被外界总结为汽车之家在向经销商售卖销售线索的同时，还在和经销商抢着卖车的生意。
中国平安也很快意识到了对汽车之家的规划存在很大的问题。从2016年第四季度开始，汽车之家向“轻资产型汽车互联网平台”转型，不再扮演卖家，而是像淘宝一样，扮演一个平台的角色。
放弃自营电商后，中国平安寄希望于将汽车之家构建成链接整个产业里利益相关者的平台，这个平台中包含厂家、经销商、汽车产业链服务提供者、金融服务提供者等。
从汽车垂直媒体转型成基于数据技术的互联网汽车平台，随之被视为是最适合汽车之家的转型之路。
对于一家互联网企业来说，最重要的价值莫过于对用户数据的精准把握，同时依托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深挖数据并向数据公司转型，并针对用户的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
按照这个思路，搭建一个平台，打造一个汽车生态圈，方便用户选车买车，让利益链条里的相关者得到更好的发展业务，而汽车之家只需要在这条利益链条中起到衔接作用就可以了。
然而现实总是和理想背道而驰。汽车之家似乎并没有转型成真正意义上的汽车互联网平台。
根据2017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财报数据显示，主导转型的新业务线上销售的占比均没有超过10%，也就是说，整个2017年汽车之家的营收仍然是以媒体广告和线索销售为主。
进入到2018年之后，汽车之家的盈利结构从广告和线索转变为广告、线索、数据、金融，后两者在财报中被统一并入线上销售及其他收入。到了2018年第二季度，线上销售的收入达到1.987亿元，占比首次超过10%。即便是到了2019年第三季度，线上销售的收入占总营收的比例也仅为19.2%。
这也就意味着，汽车之家虽然号称已经转型成为汽车互联网平台，但其营收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媒体相关业务带来的收入仍然占到总营收的80%以上。
竞对的侵袭
车市环境疲软，汽车之家也暴露出了隐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汽车之家持续上涨的成本。根据第三季度财报数据显示，其销售成本为14.26亿元，同比上涨32.8%，而在第二季度，这一数字仅为8.93亿元。
另一方面，则是汽车行业正涌现出不少汽车垂直媒体平台，正对汽车之家的领地发起攻击。
比如懂车帝。依托今日头条、抖音等字节系产品的流量支持，懂车帝在内容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产品核心逻辑上，懂车帝也沿袭了今日头条最具优势的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数据优势。
根据字节跳动此前公布的数据，懂车帝日活用户达400万，用户平均每天打开次数为4次，每天使用时长为24分钟。虽然其与汽车之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已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威胁。
同为美股上市公司的易车也在奋起直追。
其实无论是上线时间还是上市时间，易车都先于汽车之家。虽然体量尚不如汽车之家，但易车最近两个季度的经营数据都取得了不俗的表现。
根据易车第二季度财报数据显示，易车的总营收为人民币27.92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汽车交易服务业务（大致与汽车之家的线索销售和线上销售业务相同）收入达到14.90亿元，同比增长17.2%，交易量同比增长34%。
不容忽视的是，易车手中的底牌，除了有深厚的行业积累，背后还有京东、腾讯等大股东的资源与资金支撑。
对于汽车之家而言，流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是它能吸引车企投放广告的重要参考因素。
根据第三季度财报数据显示，汽车之家手机网页版、主移动应用和小程序日均活跃用户数达到3880万，较2018年9月增长38%。
但随着汽车之家商业化的加速，其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各大汽车电商平台不断投放广告，导致广告内容剧增，用户使用体验严重下降。
与媒体相关的业务收入占到总营收的80%以上，足以证明汽车之家对其依赖性过大。但为了用户体验去控制广告的投放，又势必会严重影响到营收数据的表现。
毋庸置疑，汽车之家在汽车垂直媒体领域依旧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在现有的行情下，存量市场不断在缩小，竞争加剧也是必然。
回归内容本质还是继续内容变现，这的确是一个很难拿捏的尺度。
如果没有更具壁垒的业务护城河来提高其商业价值，属于汽车之家的春天还会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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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往年的风口频起，很难再在近一年内找到可以称之为风口的行业或细分领域，但生鲜新零售确实在大环境降温中持续升温，进入2019年，更是因新老玩家新招频出而愈加热闹。
比较典型的现象，巨头们开始以不同形式进军社区菜市，围绕互联网买菜打得不亦热乎：
1月，运作小象生鲜的美团小象事业部在上海低调上线了新零售生鲜测试性业务美团买菜；
3月底，以阿里为靠山，盒马之外，2019阿里本地生活服务生鲜伙伴大会上，饿了么宣布与叮咚买菜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全面切入蔬果生鲜到家领域；
4月中旬，线下专注做水果18年的百果园，宣布正式进军大生鲜领域，推出独立生鲜平台“百果心享”，开始从水果到生鲜品类扩充;
新晋创业公司也乘势而起，呆萝卜、兴盛优选、朴朴超市、食行生鲜、生鲜传奇等接连拿到大额融资，加快拓城速度。
除此，沃尔玛、永辉、苏宁等也在纷纷创新菜市场业态。
10月31日，苏宁小店旗下买菜业务“苏宁菜场”正式在北京上线，这是继7月在南京上线之后，苏宁菜场攻入的第二个城市。沿袭在南京的运营逻辑，苏宁菜场采取原产地直发、门店自提的模式，用户首日需在21点之前下单，最早次日早上8点即可到附近苏宁小店提货。
与此同时，永辉超市旗下的“永辉买菜”也于近日开始在北京、西安、杭州、深圳和广州等多地测试，预计将在11月8日前后正式上线。早前该业务已在重庆、福州、成都三个城市进行测试。
巨头和企业的“跑马圈地”还在继续，资本也毫不掩饰对这个赛道的偏爱。
根据青桐资本不完全统计数据，2018年生鲜行业已披露的融资事件中，生鲜新零售约有22起，总融资金额接近50亿人民币，占生鲜行业总数的比重超过了的50%。而从融资效率来看：这一赛道资本的追投意愿较高，企业的融资速度也很快。比如叮咚买菜，一年不到的时间内接连获得三轮融资。
在这场生鲜大混战中，巨头如阿里、腾讯、京东、美团外，不乏红杉资本、今日资本、高榕资本、高瓴资本、晨兴资本等投资机构身影。
生鲜不是新赛道，为何巨头和资本还在不断持续加码？无论是有巨头靠山如盒马、美团买菜，还是社区团购切入的兴盛优选，这场大战究竟会怎么打？
生鲜大混战：88%平台亏损，盈利者只1%？
生鲜一直被誉为是零售电商领域最难啃的骨头，有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在国内4000多家生鲜电商平台中，88%处于亏损状态，盈利者只有1%。但“刚需、高频、高毛利、大众化”等特点让这个赛道从不缺关注。
根据中国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3年~2018年国内生鲜食品零售额从3.61万亿元增长到5.13万亿元，预计今年这一数据将达到5.31万亿元。与此同时，生鲜电商渗透率尚不足5%，这个领域仍处于一个高度分散的状态，并没有形成寡头市场。
换言之，市场大，创新度还不够，对于当下的生鲜新零售玩家而言，仍有大片空白市场等待开发。
在资本的推动下，生鲜零售业不仅在业态上愈发丰富多样，竞争也愈演愈烈。根据企业最初的业务形态来分类的话，赛道里最主流的玩家大概有三类：生鲜配送平台、超市+餐饮、社区生鲜便利店。
生鲜配送平台，以每日优鲜、叮咚买菜和朴朴超市等为代表，为了提升线上的配送效率，企业或自己经营物流公司服务电商配送业务，或建立前置仓缩短配送距离和环节。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玩家为了节约物流成本，开始推出“自提模式”（如提前一天下单，再到自取点自取/或配送到家）。
生鲜超市+餐饮，以盒马鲜生和永辉旗下的超级物种为代表，采用“线下门店+线上电商”的做法。线下门店主要承载生鲜超市、餐饮体验和前置仓的功能，线上平台可以将线下客户引流到线上，通过门店的物流体系实现快速配送，给消费者更好的消费体验。
社区生鲜便利店的定位是满足社区居民的生鲜购买需求。在新零售的趋势下，社区生鲜便利店也出现了多种做法：
线上运营：主要通过微信建群的方式获取流量；
门店自提：门店可以给产品做信任背书，并作为自提点；
社区拼团：通过拼团等方式提前购买，仓储中心调度，消费者线下自提。
社区便利店具有明显的引流作用，但目前在生鲜零售渠道中占比还较小。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2017年便利店渠道的生鲜零售占比仅为0.9%。
而自进入2019年后“菜市场”成了巨头们和企业在新零售道路上的新战场。
其实不难理解。
对于盒马们来说，这在他们的战略布局之中。比如盒马鲜生率先打造餐饮+零售的混合业态，服务城市核心人群，再按消费场景补充四大业态，盒马菜场、盒马mini、盒马F2、盒马小站，切入菜市场、超市、便利店、前置仓领域，目的就是为了覆盖更多的人群，用不同的店型满足不同的需求。只是这么大的盘子，或许盒马们还需要时间慢慢“消化”。
而对于美团而言，买菜业务可以帮助其拓展非外卖的用户群。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12月，我国的外卖用户数量为4.17亿。尽管外卖用户数量很庞大，但是非外卖用户数更为庞大。且在配送方面，一般买菜做饭都会提早买好食材，与到了饭点才点餐的外卖业务并不会有大的冲突，恰好也能充分利用美团的物流配送资源。
此外，前置仓模式、大数据和冷链技术的成熟，也为改造菜市场提供了基础条件。于是越来越多的玩家都在布局前置仓，这也让这场生鲜新零售大战竞争越来越激烈。从“半小时达”到如今甚至可以实现“15-18”分钟达。
总之在生鲜新零售这场大战中，每个玩家都在探索更适合自己的突围模式，也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能获利的机会。而生鲜电商的玩法日新月异背后透露的信息是，线上线下的区别日益模糊，生鲜零售开始走向全渠道时代，新的整合或许刚开始。
决胜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生鲜新零售能够打得这么如火如荼，离不开背后资本的鼎力支持。
（赛道部分玩家融资一览图）
从创业邦整理的各企业融资情况来看，不少在赛道里跑出来的较头部玩家，其背后资本的力量更不简单。
比如成立于2014年此前一直“籍籍无名”的叮咚买菜，从2018年开始仿佛突然间就站到了风口浪尖，连盒马的侯毅都曾表示，叮咚买菜给盒马带来了压力。但看了其背后的资本，也不难理解了，从2018年开始，叮咚买菜一年内接连完成5次融资，资方包括高榕资本、今日资本、启明创投等，且都是多轮加注，此前的B+轮融资，红杉资本也赫然在列。
同样成立于2014年，较早深耕前置仓领域的每日优鲜，从成立至今几乎每年1-2轮融资，其多轮投资方都包含了腾讯。
值得一提的是，高榕资本在这个赛道上几乎投了每一种不同的业态模式。华南的朴朴超市一直非常低调，在很多投资服务类APP中显示的都是“未披露投资方”，而此前据虎嗅报道，朴朴超市的投资方同为叮咚买菜的天使轮投资方高榕资本。
除了资本机构，阿里和腾讯也是这个赛道上比较突出的布局者，在不同的业态模式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在青桐资本看来，阿里和腾讯的做法稍有不同。阿里巴巴自营的业务范围已经覆盖到生鲜，它在对生鲜新零售进行投资的同时，也在考虑如何将二者进行结合，比如易果生鲜经营的物流公司安鲜达承担了天猫超市一小时达服务的运营。而腾讯在产业链的布局，在依靠社交流量优势（特别是微信入口）来支持被投企业的同时，也在为微信支付业务寻找高频消费支付入口。
虽然赛道上的企业和资本拼的甚是火热，不过如果从终端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都是解决一日三餐食材的生意，或许并没有本质上不同，消费者更在意的是有没有提供品质好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以及能以更便利的方式获取。
比如在配送方面，不管是自提还是配送到家，并没有优劣之分。对于企业来讲自提模式可能会优化成本结构，离盈利更近一步，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玩家也在布局自提的模式。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自提还是送货上门关键还是基于场景。比如上班族或是家庭主妇可能偏向自取，或者提前预约，选择合适的时间点，再送货上门。但也有希望能送货上门，不想再跑一趟的消费者，毕竟年轻消费者的习惯已经被养成，越来越懒，但这一部分群体正成为消费主力。因此关键还是要围绕用户本身，满足他们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提供更好、更快、更近的消费体验。
生鲜新零售看似各种眼花缭乱的玩法背后，某种程度上也是企业洞察消费者需求之后做出的不同应对策略。至于个中模式的可行性还是要交由时间去验证。
而从企业角度来看，供应链还是生鲜新零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生鲜新零售依然存在许多痛点，最大的问题就是“鲜”，从采购到仓储到运输再到配送，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因为气候原因、设备故障、人工失误、时间推移而出现质量问题，甚至食品安全问题，影响用户体验和平台口碑。因此深化供应链是每一个玩家的共同命题，比如做到真正的数字化供应链，进一步提升效率。
天图资本合伙人潘攀此前在接受创业邦采访时表示，这一波不管是社区团购、前置仓，或其他模式，其实都是在终端与消费者的连接和沟通上做创新。但要长期持续下去，一个创新远远不够，还要整体能力可以跟得上。
“所有的商业模式本质上都是为了客户的体验，不仅要满足客户，还要做出让客户尖叫的体验和产品。而生鲜也不是靠一个商业模式做绑定就能长期可持续的，最终还是会落实到商业的本质。我认同这些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不是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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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为什么区块链又火了？
知名作家房龙在《人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历史和人一样都变幻无常，但却也是在不断重复着某种不变的规律。”
28日，黄奇帆在演讲中表示，最好的践行货币国家发行权的办法是政府和中央银行发行主权数字货币。这一观点甫一发布，就登上各大媒体的头条和热搜。但这个观点，其实早在2016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在数字货币研讨会上就曾明确表示，争取早日推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
从2008年11月1日，一位自称中本聪的男子发表《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文中阐述了关于加密技术、区块链技术等现代化的电子系统架构。也就是从这时候，比特币诞生。按照中本聪的算法，比特币共有2100万枚，将会在2040年前被全部挖出来。
和大多数互联网产品一样，区块链和比特币也经历了潮起潮落，也有过如日中天到泯然众人的一个小过程。这跟互联网、商业形态发展的特征一致，毒品令人上瘾，此类的产品流量平台应用模式往往在好几年后，经历好几轮泡沫之后，才会完整破灭。那些最先进入这个领域的先驱，坚持到底才能获取到最后的胜利。
如今，在攀附政策的相关推动之下，区块链和比特币是不是有大机会持续走高走强?未来的比特币和区块链都将走向何方?
为什么BAT不重注区块链
作为国内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在笔者看来，其实不太可能能够在区块链领域继续成为“BAT”。因为在传统互联网领域，BAT已经做大做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因此想要在区块链领域有大作为，就必须改变目前公司经营制度和经营理念，必须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和沉没成本。和船小好调头一样，巨头公司一旦宣布改弦易辙，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难以掉头。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难有存在几百年的公司。历史阶段的进展使得公司要不断做出对的决策，稍有不慎满盘皆输;此外，新技术、新思路和新工具的使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公司日常运营;公司丑闻毫无疑问将会置公司前途、股票市场于死地。
真实的一个例子是，2018年3月，剑桥数据被指使用了超过5000万脸书数据之后，Facebook的股价立马暴跌8%，扎克伯格的身价也损失了超过60多亿美元。而这些损失，至少在现在来看，BAT没有任何一家愿意这样去冒险。
区块链和比特币将以何种形式存在
《科创板日报》报道称，市场监管总局、央行确定了《金融科技产品目录(第一批)》，制定了《金融科技产品认证规则》。而在规则制定之前，一次会议就将迅雷公司持续推上“风口”。28日的迅雷继上周收涨超过107%之后，盘前继续上涨近25%。
接连被曝出业务存在巨大问题的暴风集团受区块链的利好，股票也出现涨停。截止28日收盘，收涨10.02%……
2019年的这波涨幅，大多被归功于攀附政策的利好。但在2018年年初，比特币一日千里溃败，集体暴跌。1月17日，全球排名前10的虚拟货币价格下跌幅度均在20%以上。
涨涨跌跌，起起伏伏，潮起潮落……作为改变人们生活和社会进步发展的新动力，比特币的暴涨和暴跌每次都在牵动着投资者和投机者们的神经。但每次过大的涨幅和跌幅，总能让人意识到是否这是堪比250年前的蒸汽机、150年前的电力技术，以及30年前的互联网技术。
作为一个权力分散的，且以去中心化为主要特征的公共账簿，它一直是反政府的。假设区块链技术能够像互联网、电力一样成为社会“血管”，那么几乎所有国家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都将不复存在。
虽然，此次在国家政策的利好影响之下，各大币圈公司和链圈公司的市值和股价都出现了暴涨，但不解决比特币和区块链与国家监管之间的空空间，整个行业是没有办法健康可持续发展下去的。
币和链一直有价值
从2010年5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位程序员花10000块比特币购买价值为25美元的披萨优惠券开始，比特币有了公允的、被承认的汇率算法。自此之后，比特币的价格迅速上涨，关于比特币的交易机制也不断完善。
南太平洋里的一个小国，瓦努阿图在2017年10月宣布成为全球第一个可以通过比特币来购买公民身份的国家，当时报价41.6个比特币，当时一个比特币的价格约为5000多美元。
2017年12月15日，深圳市福田区CBD的学区房嘉葆润，双层面积精装修，70年产权无需社保的房子在论坛上公开拍卖，报价35个比特币。虽然没有人知道这套房子最终以多少的报价被销售，甚至没谈妥价格没卖出去%这套房子已经创造了历史。
除此之外，在暗网，在资产转移，资产保值方面，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仍然在发光发热。
可能这两天大家的关注度都集中到区块链和比特币上了，更为利好的消息其实是11月1日三大运营商将推出5G套餐，这相较已经起起伏伏的比特币来说是更大的利好。5G套餐的推出基本上能够意味着5G真正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了。而区块链和比特币技术，仍然是高端黑客玩家们的专利，作为笔者，仍然是十分期待5G技术和区块链技术如何结合，并迸发出更大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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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互联网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化的今天，产业互联网的新大陆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身其中。产业互联网的想象力之大，裹挟着行业向着效率和服务的变革挺进。
聚焦于快消产业，不同于消费互联网时代的低门槛，快消产业互联网对产业认知的要求、对资源设施的配置、对商业模式的创新提出了更高的期许。
未来，棋局将变。
快消品处于居民消费的首位，行业市场前景巨大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数据》中的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日用品类、化妆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构成快消品市场的主要范畴。据2018年12月的统计公报，上述类别统计总额达到30,964亿元。据此得出，中国快消品市场容量超过3万亿元。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和2018年食品烟酒及生活用品在人均消费支出中分别占比为36.1%和34.9%，处于居民消费金额的首位。因此快消品在居民消费中占据重要位置。
巨大的行业发展前景给了产业互联网更多的空间，以更大规模的资源配置导向，实现更为效率化的产业流通。
多方入局，共同推动快消产业互联网的发展
快消产业互联网行业目前的参与者众多，网络零售企业、互联网企业、传统连锁企业、经销商都在借助自身的资源和技术特点推动整个快消产业互联网的发展。
网络零售企业凭借数据和技术赋能以及供应链资源，削减多层经销商，同时向产业链上下游开展业务延伸，是目前快消产业互联网的主要推动者。另外传统连锁企业进行业务拓展，经销商转型和数字化升级，其推动力量同样不可小觑。
发展策略：短期合作，长期压倒
快消产业沿产业互联网的思路发展已成定局，但由于经销商具有地域优势、客户优势，同时快消产业互联网平台整体服务能力与水平还不能与传统流通体系拉开距离，因此亿欧智库认为：传统经销业态、快消产业互联网平台在大范围内将会长期保持竞争，并且传统经销商在一定时间内掌握相对的主导权，但从长远角度看会取代传统经销业态；在局部范围内各方甚至会形成合作、结成联盟共同发展。
从运营模式来看，交易型和服务型平台各有优势。自营和撮合模式将会共存，甚至为了业务的开展可以在企业内并行发展。
从区域规模来看，全国性平台和区域性平台短期内共存，各自占有一份市场空间，长期来看，随着全国型平台的渗透率加深以及存量市场竞争加剧，全国性平台势必会压倒区域型平台。
通过基础设施的构筑形成竞争力成为发展趋势
在快消产业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解决的是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因此以构建基础设施体系来形成核心竞争力成为相对可行的解决方案。
纵观全球视野下的快消产业，提升供应链效率和服务体验是企业发展的核心诉求，这也是企业不断做大以规模和效率驱动的关键一环。
回归底层逻辑，企业通过构建基础设施，得以不断强化供应链和向产业链其他环节延伸的能力。因此通过基础设施形成竞争力，从而提升流通效率和服务体验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快消产业互联网现阶段重心仍是降本增效，未来将衍生新的业态拉动增量市场
就现阶段而言，快消产业互联网的的重心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渠道数字化改造，通过不断提升供应链效率降低成本，击穿传统通路逻辑下的痛点（信息断裂、资金压力大、资源配置不合理等）。换言之，现阶段行业发展依旧停留在存量市场争夺的阶段。
未来在快消产业互联网格局趋于稳定，产业互联网将作为底层基础设施，支撑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的出现。届时快消行业将迎来又一次大规模的增长，增长来源在于产业链价值的在再一次深度挖掘，也是细分市场的需求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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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上海男人邵亦波站在事业巅峰，他创立的易趣网刚刚接受了美国三家投资公司的650万美金。
钱，是别人主动送上门的，而这种争先恐后给创业者送钱的事情，在互联网历史中实在少见。
这边650万美金刚到账没几个月，一家投资机构又从腰包掏出250万美金给了邵亦波。按常理来说，邵亦波带着易趣照着这股势头发展下去，今天哪里还有阿里的位置？连马云自己都说，如果邵亦波没有卖掉易趣，他肯定不会创立淘宝。
然而，这世上还真有多情的男人爱美人不爱江山。
邵亦波与老婆鲍佳欣，相识并相恋于哈佛，他追了三年时间才得到这位台湾才女。2003年鲍佳欣爸爸去世，邵亦波担心老婆情绪波动发生意外，直接以2.25亿美元的价格把易趣卖给了eBay，自己转身陪老婆去了美国，专心当奶爸。
当然，多情的还有陈天桥。曾经在一次电视访谈中，主持人问他家庭的幸福与企业的成功哪个更重要的时候，陈天桥毫不犹豫地说：“我一直都因为自己被别人称作所谓的首富而自豪，但我经常会为我有一位好太太和一个可爱的女儿而自豪。”
不过，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一生中也有100次离婚的念头，和50次想掐死对方的想法。巴菲特说过，一生中最重要的投资并不是买哪只股票，而是选择跟谁结婚，在这个选择上如果你错了，将让你损失很多，而且损失不仅仅是金钱上的。
两年前WePhone创始人兼开发者苏享茂在Google+留下一份网帖后，某一天的凌晨五点纵身一跃，从自己家里跳了下去，结束了生命。帖子说，其前妻翟欣欣让他拿1000万+一套房产给她。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他没有钱，更别说1000万。
于是，他用近乎惨烈的方式为感情画上了句号。
就像最近大热的美剧《致命女人》中所言，死亡，可比离婚便宜多了。只是，那些互联网人离婚的往事里，比起死亡，他们更喜欢相杀。
01
1993年，王宏艳刚刚大学毕业，跑去安徽旅游，当时杨浩然是当地事业单位的助理工程师。机缘巧合下经人介绍，两人很自然地相遇了，相处了几个小时后，杨浩然很自然地喜欢上了王宏艳。
分别以后杨浩然对王宏艳念念不忘，终于通过中间人要到了她的联系方式。介绍人是谁在这个时候一点也不重要了，毕竟你知道这个鸡蛋好吃，没必要去认识下鸡蛋的母鸡，接下来的一系列操作更加自然：约会，相恋，相爱，私定终身。
1995年，王宏艳带着对爱情的美好期待，嫁给了杨浩然。婚后没多久杨浩然就飞去美国当学霸读硕士，为了追随老公，王宏艳学了一年雅思后通过陪读手续跟了过去，杨浩然的弟弟杨浩涌也跟着跑到了美国。
到了美国，杨浩然要王宏艳一起兼职打工补贴学费，好不容易熬到毕业，兄弟俩都幸运地在硅谷找到了IT类工作，就等着拿绿卡定居。然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彼时美国一家叫Craigslist的分类信息网站声名鹊起，杨浩涌说想回国创立一个类似的网站，杨浩然想了想说，好。
2004年底，杨浩涌回国筹建赶集网，杨浩然则留在美国设计赶集网界面，当然，留在那里的还有他的老婆。不过杨浩涌回来拉投资并不顺利，IDG、DCM和Dragon Venture都没投资赶集网，无奈之下俩兄弟把存款拿出来，还去借来一部分，凑齐10万美元作启动资金。
不知道杨浩然把钱都拿出来并负债的时候，王宏艳是什么感受。也许是支持的，毕竟赶集网创办时，58同城、百姓网等对手开始出现，杨浩然2007年说要回来专心经营赶集网后，王宏艳和儿子也跟着回来了。
回国，变成婚变的起点。在王宏艳的记忆里，回来后的杨浩然像是变了一个人，当上赶集网总裁以后就变得更是冷淡，从前的温馨爱护不复存在。
渐渐地，王宏艳还发现了他跟别的女人暧昧的痕迹，她试图挽留，但都是徒劳，某一天杨浩然当着家人的面，向王红艳提出离婚。本来王宏艳是想隐忍的，可杨浩然转移财产成为压倒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曾经的陪伴与感情在金钱面前，变得一文不值。
三年，两个人的离婚官司从美国打到了中国，杨浩然边打边转移财产，先是2009年在美国离婚期间把赶集网50%股权转移到杨浩涌名下，然后2011年又把自己拥有的100%股权全部转给了赶集网运营副总裁刘洋。
王宏艳觉得，他的恶意太深了。两人很快上演了一场罗生门。
2012年王宏艳在网上爆料杨浩然抛妻弃子五岁的儿子不知道爸爸是谁，15年婚姻被肆意践踏，出国留学换专业没有奖学金是她去餐馆打工挣的生活费，为侵占财产竟弄虚作假否认婚姻，50%的赶集网股份被恶意转移自己被逼得净身出户。
而对于爆料，杨浩然表示完全是前妻王红艳的谣言。
这场轰轰烈烈的三年离婚案，直接断送了赶集网的前路，原本赶集网想趁热打铁在2012年去纳斯达克敲钟，可由于股权分割问题，赶集网错失上市的最佳时机。2013年其对手58同城捷足先登完成上市，获得大量资金支持，而赶集在资金上烧不过人家，最终被人家吞进腹中，于2015年合并。
败北后杨浩然退隐了江湖，杨浩涌则出走赶集，携瓜子二手车再次创业。
02
男人大多是视觉动物，女人则几乎都是细节生物。
王宏艳后来回忆的时候说，她很介意一些细节，比如在美国的时候杨浩然还亲自出庭，可回到中国的法庭上，杨浩然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全部都由代理律师出庭。可能这就是网上常说的，爱你的时候是真的，不爱你的时候，也是真的。
被细节击败的还有杨蕾，土豆网创始人王微的前妻。在与王微分开时，他说杨蕾关心土豆网胜过关心他，这让杨蕾很是不解，也有点感慨，感情难道一沾上金钱就会变质吗？
王微与杨蕾相识于2006年，当时杨蕾是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主播，王微是个离异单身青年，刚创立土豆网，拿了IDG的50万美元投资想要打开市场结识各种媒体朋友。于是一场大学同学聚会中，两人相遇相识，并且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往往钟的都是颜值，她是有名的美女主播，他是干净清秀的创业者，杨蕾也不介意王微有过一次婚姻。
除了颜值就是性情与爱好，出生于医生家庭的王微会给人一种文艺飘逸之感，当初高考后不想上大学，他走在街上突然感到恐慌，决定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寻找新的自己，于是申请了美国纽约一所学校。办签证的时候，别人问他为什么想去美国读书。他说在中国憋坏了，找不出想做什么，不过，还是会回来的。签证官看了看他，回了一句，希望美国不会让你憋坏。
这种文艺，这种飘逸都让两人觉得相见恨晚，他们还都喜欢旅游，他们度过了非常甜蜜的一年左右的恋爱，一起去缅甸去西藏。正是在西藏，杨蕾收到了传说中的王微用一元纸币做的求婚戒指，后来，戒指被换成了Tiffany钻戒。
趁着激情还在他们去领了证，可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结婚一年以后，王微就提出要离婚。有传言，王微提出离婚前和一位祖籍上海的美籍华裔知名芭蕾舞演员谭元元关系甚密，甚至还有记者曾看到他们一共看话剧。
而在杨蕾的认知里，王微喜欢一切美的东西，不过在征服之后，会继续寻找。土豆网的员工也曾评价王微，他喜新厌旧，每年有小半年的时间在外晃悠，这在创业型公司十分少见。
“五年前他更喜欢上海，但现在他更喜欢北京，他喜欢新东西、新鲜的世界。”
2010年两人正式离婚，王微向杨蕾支付10万元人民币，然而问题在于土豆是在两人婚姻存续期间成立注册的，王微有95%的股份，其中有76%是夫妻共同财产，而这为之后土豆网的没落埋下了伏笔。
当年11月，土豆网领先对手优酷网在纽交所提交了IPO申请，结果第二天，杨蕾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割共同财产。随后土豆网38%的股份被禁止转让，上市计划自然也就泡汤了，优酷网在这个时候趁机上市，成为第一家独立上市的视频网站，上市当天大涨161%。
等王微支付700万美元现金给杨蕾结束官司，再带着土豆上市时，什么都不一样了。环境变了，投资人的想法也变了，上市当天土豆直接大跌12%。
2012年，土豆网走不下去了，被优酷收购，而王微在微博上宣布了退休的消息，转身开始了下一个梦想追光动画。
03
杨蕾依然相信爱情，后来面对采访时，杨蕾说：好了伤疤忘了疼，让我俗套地说一句，对不起，我仍然相信爱情，因为我想要相信。
相信是相信，但杨蕾的婚姻观变了，她觉得女人不该求一个稳固的、一劳永逸的婚姻。她永远记得，与王微的离婚两次开庭时，第一次她腿发抖，忍着泪水，第二次她一直盯着对方的眼睛，心里默念着《心经》。
而比起前两者相杀激烈的局面，昆仑万维创始人周亚辉与李琼感情结束得要平淡得许多。
李琼的资料很少，也许是太低调，也许是周亚辉将她的隐私保护得太好，以至于两人离婚的时候，留给外界印象最深刻的是天价的分手费——75亿元，近乎周亚辉当时的一半身家。
可周亚辉很愿意。
周亚辉与李琼都来自云南，都出生于1977年，两个人是发小，也是青梅竹马，周亚辉人生经历过的一些转折，几乎都有李琼的陪伴。
1999年周亚辉在清华读研一，李琼则就读于天津大学。周亚辉并不喜欢清华，高考的时候他一想只想考离家近伙食又好的云南大学，结果不小心考上清华，后来去清华后进行模拟考试周亚辉考得一塌糊涂，他觉得自卑，觉得自己跟身边的天之骄子们差别太大，于是他哭了。
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只在一瞬间，哭过以后又开始努力。清华出台大学生休学创业政策的时候，周亚辉走上了创业之路，做了个原创动漫网站火神网，但创业并不简单，账面只剩下10万块时他不得不退掉原先的办公室，跑去五道口租了两个2000块的两居。
后来工作的第一个暑假，天天中午都吃三块钱的蛋炒饭，他还跑去广东摆过地摊，还去陈一舟的千橡互动学习过，这期间李琼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陪伴者与安慰者。仅仅是陪伴与安慰，对于那个时候的周亚辉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2008年，周亚辉再次创业成立了一家游戏公司昆仑万维，进军网页游戏等领域，不得不说，周亚辉在游戏上的创业是成功的。2015年昆仑万维成功上市，他也开始化身投资捕手，投了趣店、映客、快看漫画等后来的独角兽。
周亚辉成功后李琼变成别人口中 ，成功人士背后的女人，依旧神秘，昆仑万维员工几乎都没见过这位老板娘。2016年周亚辉与李琼离婚，大家都认为，是因为周亚辉对事业太上心而忽略了家庭。
拿了75亿分手费的李琼身家排名上涨了好几个位置，周亚辉离婚以后过得也挺好，前年他给互联网创业者提建议说，创业就是找最漂亮的女孩子，然后把她的闺蜜给泡了。去年他喜欢上了陈粒的歌，还说年底要办一场演唱会。
离婚，居然离出了另外一种人生。
04
周亚辉带着昆仑万维上市的时候，贾跃亭和甘薇正处于舞台中心，镁光灯环绕。
这一年乐视市值达到顶峰，甘薇还成立自己的影视公司，拍了部火得恍恍惚惚的《太子妃升职记》，4月份乐视手机在北京万事达中心办发布会时，甘薇娱乐圈的所有姐妹都到场为其撑场子，声势浩大。不过一年后这种辉煌就变成了过眼云烟，乐视资金链断了，所谓的乐视生态开始崩塌。
甘薇实际上是贾跃亭的第三任妻子。
1995年贾跃亭在山西认识了时任垣曲县副县长的李广斌的女儿李莉，没多久两人就闪婚，卓越实业公司就是依靠第一任老婆家的力量办起来的，只是没多久两人就离婚了。四年后贾跃亭去太原，跟其第二任妻子王凡按照4:1的比例出资办了个太原西伯尔电子工程有限公司，没多久，贾跃亭又离婚了。
2004年，甘薇还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大二的学生，贾跃亭刚去北京成立了西伯尔通讯科技的小公司。一场饭局将两人的生命轨迹拉到了一起，11岁的年龄差阻挡不了感情的爆发，没多久两人就在一起了，她常常叫贾跃亭为贾公子。
甘薇觉得他人很好，很有责任感，她说：“我当时没那么多杂念，除了接触老师同学，就只认识我先生。外面的人都没有接触过，所以想法没那么多，也没见过花花世界，就傻嘛。”
她其实一点都不傻，她是影视圈好友眼中曾经最会投资的人。2008年贾跃亭公司上市，她嫁给了贾跃亭，而两人在一起的这么些年，她得以有资金有资源拍电视剧，拍电影，甚至当制作人。
不过两人的感情倒没得说，2014年甘薇生了对双胞胎女儿，两年后又生了个儿子，三年抱三。乐视出事贾跃亭负债以后，她还把自己的公司半价卖给贾跃亭，甚至背负了三年对赌协议，贾跃亭跑去美国后她却留在国内承受舆论，变成一个替夫还债的女人。
她曾经点赞过一条写黄光裕老婆杜鹃的微博，说的是7年前黄光裕入狱，杜鹃去监狱看他时，对老公说的一句话：“等你出狱时，我还你一个更好的国美”。
说到底，甘薇还是爱贾跃亭的，但前不久贾跃亭申请个人破产的三天前，两人就在成都市申请离婚，又突然又让人匪夷所思。乐视崩掉时没离，贾跃亭躲美造车时没离，替夫还债时也没离，偏偏在要申请破产时离婚。
唯一确认的是，至今甘薇的很多资产都处于冻结状态，而两人的离婚必然会松动这部分资产。
或许这就是，婚姻世界里的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05
不过最让人惊讶的，是一直以来被认为绝对不可能离婚的李国庆与俞渝，在最近离婚了。
月初时李国庆在《梦想家》中一怒摔杯为俞渝的新闻热度还没完全消散，月末就上演了一出比杨浩然与王宏艳更加激烈的网络爆料厮杀罗生门。
李国庆跟俞渝曾经感情好过。1996年32岁的李国庆在美国纽约对俞渝一见钟情，刚好俞渝那个时候想结婚了，两人三个月就结婚，一起回到国内创办当当网。别人都说俞渝是李国庆的福星，李国庆非常认可，还说俞渝是海龟回国嫁给了土鳖。
俞渝曾经对李国庆心动过。俞渝曾说，两人谈了两周恋爱后，在北京的一家酒店里李国庆突然对她说：小妹妹，嫁给我吧。那时候，俞渝已经年过三十了，她对小妹妹这个宠溺的称呼，心动了，以至于时刻多年也记忆犹深。
她还对李国庆说过：你是我命里要辅佐的那个人，如果你是孙中山，我就是宋庆龄。
可说到底心动是一时的，后来俞渝讨厌过李国庆。2011年李国庆管不住嘴炮，跟大摩女在网上掀起了一场备受关注的骂战，最后还是俞渝摆平的，她那个时候已经不太在意李国庆了，朋友发来安慰短信时她心里懊悔的，是头一年上市前没把定价争取到18块。
三年后她在中国商界木兰年会上说：假如我有选择，我绝不会和我的老公一起创业，跟他创业就像陪太子读书。她不止一次明里暗里地表达过，跟李国庆一起做企业，太痛苦了。
反过来李国庆也恨过俞渝。李国庆在头条上回答网友问题时说过，他老婆对他的束缚太多了，至今李国庆都依然倔强地保留着当当创始人的标签，即使他已经被俞渝逼宫出走当当。在读书会上他也坦言，夫妻尽量别一起创业了，跟俞渝不离婚就因为一条，价值观还算一致。
去年海航收购案期间，他还发了条微博：所谓婚姻就是，有时候很爱她，有时候想一枪崩了她，大多时候是在买枪的路上遇到了她爱吃的菜，买了菜却忘记了买枪，回家过几天想想，还得买枪。
如今看来，唯一一致的价值观也分道扬镳了，不过，俞渝跟李国庆或许也为这段婚姻努力过。李国庆在访谈中透露，他们两人在当当业务存在着很多分歧，而同时两人一年也会休五次假来消化这种分歧给家庭生活带来的伤害。
每年都在挽救婚姻，请心理咨询师，已经连续请了八年，咨询师有时候给夫妇两个单独咨询，有时候儿子也在现场。
心动过，爱过，讨厌过，恨过，努力过，最终所有的纠缠都倒在了最近爆料的“梅毒”“小三”“开放”“同性恋”“绑架二十年”等刺眼的词汇中。
毫无情面可言，完全撕破脸了，所有的爱恨情仇都只化成了恨。俞渝要他接受25%股权就和平离婚，可李国庆要求平分。
不知道这个劲儿过去以后，李国庆和俞渝会不会后悔当下的冲动，不过即使到时候后悔也没什么用了，毕竟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尾声
有不少人说俞渝就是中国版的致命女人，但其实，婚姻中的男男女女，每一个都是致命男人或者致命女人。咱们华人里真正把爱情当饭吃的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琼瑶。
投资人早就把夫妻关系视作考察因素之一，谁也不想遇到像土豆网或者赶集网这样的遗憾。
从1997年开始致力于美国富人生态研究的美国社会调查研究专家斯坦利，曾在撰写《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时，对美国1300多位百万富翁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婚姻和事业是成正相关的，80%事业成功并得到延续的人士，一生没有离过婚。
这个结果不绝对，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对于创业者或企业家来说，这本经比普通人的复杂百倍。
对于他们而言，得把婚姻可以看作是事业来经营，把事业看作是婚姻来珍惜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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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高”关于非法放贷刑事案件的认定，到银保监会对于融资担保的监管补充，近期密集的监管文件，给原本迅猛增长的互联网助贷业务按下了暂停键。
过去两年，持牌金融机构的低成本资金，与拥有流量、数据的互联网平台一拍即合，所形成的互联网助贷模式，成为金融科技领域最活跃的一块业务，并支撑起了中国数万亿元的消费金融市场。
有钱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一成熟稳定且赚钱的业务，一度引得传统银行、互联网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巨头、助贷平台等多方竞相入局角逐，并在这个丰富的生态圈中，依据资源强弱关系，自动构建起一座“等级森严”的金字塔。
如今，对放贷利率严格限定在IRR（内部收益率）36%以内，以及互联网越来越贵的流量成本，让原本双赢的助贷业务变得越来越难。而尚未正式落地的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更让互联网助贷这一业务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当钱不好赚了，江湖开始生变。
监管加码：36%实际年利率的秘密
进入11月，何奇（化名）发现，他所在的一些买量卖量群开始变得沉寂了。
何奇在一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任职，负责开拓和对接放贷渠道。这些由资金、贷超、助贷等各方组成的买量卖量群，是机构资金对接流量平台的信息场，也是他以往搜集合作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10月份监管密集发文后，互联网助贷业务深受影响，微信群也失去了往日的喧嚣。
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印发《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除了对非法放贷有了细致的量刑规定之外，还对放贷利率的计算有了统一口径：非法放贷行为人以介绍费、咨询费、管理费、逾期利息、违约金等名义和以从本金中预先扣除等方式收取利息的，相关数额在计算实际年利率时均应计入。
据《棱镜》了解，以往互联网贷款的利率一般以年利率APR（Annual percentage rate）来宣传，既没有体现资金的时间价值，也没有将服务费、手续费等其他成本计算在内。而内部收益率IRR（Internal Rate of Return）则更能体现用户的实际贷款成本，它计算的是未来全部现金流入折现后与现金流出折现值相等情况下的折现率。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棱镜》，APR 36%的利率，如果换成IRR计算，利率在58%—62%左右，两者至少相差20个点以上。
在前述监管文件下发后，《棱镜》获悉，多家助贷平台都在加紧修改产品，使其实际利率不超过36%，包括提前结清手续费、罚息、逾期手续费等等，也都计入实际利率。甚至，还将超过IRR36%的部分退还给用户。
“特别卑微。”何奇这样来形容他们的处境，在他看来，IRR36%基本上赚不到什么钱了。
严格限定利率还只是一方面。在上述通知发出仅两天后，中国银保监会下发《关于印发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下称“《补充规定》”），其中规定，为各类放贷机构提供客户推介、信用评估等服务的机构，未经批准不得提供或变相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对于无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但实际上经营融资担保业务的，监管部门予以取缔。
在实际操作中，助贷平台通过融资担保的形式，对贷款业务进行风险兜底，是助贷业务的一大特征，也是持牌金融机构愿意和助贷平台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彦指出，不少助贷平台通过收购或者自建融资担保公司，“一家人”共同给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助贷服务，形成“换汤不换药”式的兜底。从《补充规定》来看，助贷机构可能被认定为“变相提供融资担保服务”，虽然有持牌融资担保公司参与，但实际风险最终由助贷机构（或其实际控制人）承担，长远来看仍存在合规风险。
据《棱镜》了解，由于正式的互联网贷款监管文件还没有出台，助贷平台们都在焦灼观望中。
一拍即合：低成本高收益的生意
近几年金融科技的兴起，让互联网获客成为主流。一大批原本难以进入银行服务范围的“白户”（即没有任何征信记录的用户），在互联网平台大数据的帮助下，成为新的目标用户，且带来的风险溢价明显。
“银行手里有大量便宜的资金，互联网平台拥有流量和数据、风控能力，双方一拍即合，银行出资金，互联网平台帮助获客，各取所需，利润按比例分成。”一家头部助贷平台副总裁刘方（化名）这样向《棱镜》来解释互联网助贷。
例如，中国农业银行截至2019年6月末的存款平均付息率仅为年化1.51%。即使是银行体系内成本较高的城商行、农商行，资金成本也在7%-8%左右。“这样的资金成本率是互联网平台望尘莫及的。”刘方感慨。
蚂蚁金服集团数字金融事业群总裁黄浩近期在《财经》撰文称，传统商业银行的资金渠道多，资金成本低，但是长尾用户数据少，数字风控能力相对不强；互联网平台或金融科技机构则相反，拥有触达长尾客户的丰富场景，有互联网生态下的海量行为数据，以及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大数据风控技术，但资金规模不足。只有通过双方的合作联营，优势互补，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普”和“惠”。
一般而言，行业内会将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的合作模式，分为助贷和联合贷款两种模式。最简单的区分在于，联合贷款双方都具备放贷资质（如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网络小贷公司），双方按约定比例出资，风险各担；助贷模式主要是具备或者不具备放贷资质的互联网平台帮助金融机构获客和风控，向金融机构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并引入保险或者融担公司进行兜底。
刘方向《棱镜》介绍，大银行一般不需要助贷，因为它不愁客户，自己就有能力做；助贷主要是帮助一些获客和风控能力较弱的城商行、农商行。银行业原本竞争就日趋激烈，加上受到金融科技的强烈冲击，这种互联网助贷模式的出现，犹如一根救命稻草，被城商行们紧紧抓住。
据《棱镜》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和BATJ等互联网巨头合作的城、农商行就超过了20家，和一些小助贷平台合作的城、农商行更是不计其数。
上市城商行的财报数据显示，2018年上海银行等7家城商行的个人消费贷款增速超过了100%，其中天津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规模从2017年的87.93亿元增长至778.96亿元，增速达到了785.88%。截至2019年6月末，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天津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均超过了1000亿元。
在银行人李意（化名）的视角里，这两年互联网联合贷款之所以爆发，还有一个原因是银行按揭贷款受到政策限制，导致银行的个贷业务增量压力就落到了非按揭贷款上面，类似的互联网模式贷、保险模式贷就变得热门起来。
李意是一家国有大型银行某分行的行长，他所在的银行目前跟蚂蚁金服、京东数科都有业务合作。”基本上都是我们出资金，他们出客户。“
在他看来，对于这批在互联网申贷的客户，由于其大数据并不在银行，或者资质达不到银行要求，因此能通过和巨头合作低风险地放出较高利率的贷款来创造收益；同时，名义上这批客户也就是银行的客户了，等于通过巨头渠道批量获得了客户。
“获客成本低，收益不低。”他总结道。
分润分成：流量方是最大赢家？
在互联网联合贷款这个链条上，出资比例、批贷率、贷后管理、催收、收入分成……一环扣着一环，每一环都需要双方来谈判协商。但多位从业者对《棱镜》表示，最容易产生矛盾的地方，还是在利润分成上。
何奇告诉《棱镜》，在最初的联合贷款模式中，双方的出资比例一般为1：9（银行为9），后来在疑似监管文件的要求下，目前出资比例已经变为3：7了。而助贷模式下，以年化利率36%的产品为例，资金方一般拿走其中的10%-15%。
刘方则更为详细地向《棱镜》介绍了助贷模式的利润分成模式。同样以年化利率36%的产品为例，金融机构需要一个固定收益，通常为10%-15%。这其中，城商行自己的资金成本约为7%-8%，再加上它的运营、管理、保险成本，“银行分走12%就算很厚道了”。
其次，剩下的一半的收入（折算成年化约10%-12%）都被流量平台拿走了。刘方感慨，随着互联网流量越来越贵，转化率普遍下降，导致他们的获客成本已经不比资金成本低了。
“你以为最后剩下的10%—12%收入都归我们助贷平台了吗？”刘方自问自答，这其中，坏账要去掉至少5%-6%，数据费和催收费加起来还要去掉至少2%。“（最后）所剩无几了。”
同无数掘金故事中卖水的人笑到最后一样，刘方感慨钱越来越不好赚：“都给流量方打工了。”为此，他们只能不断优化自己的数据和风控能力，降低获客成本，从而多争取一两个点的收益。
金字塔下：巨头吸走大部分体量
在助贷和联合贷款这个丰富的生态圈中，如果要问究竟谁更有话语权和议价权，不同的人会给你不同的答案。
在刘方的眼里，虽然整个合作都由他们助贷平台在积极地推动，但最终决定做不做，以及如何做，甚至利润如何分成这样的细节，都由持牌金融机构说了算。因为在这个市场中，牌照和助贷相比，前者更加稀缺。而助贷平台显然处于金字塔的底端。
虽然同属于互联网平台，但BATJ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因为同时拥有流量、牌照（如互联网银行、小贷牌照）、大数据等各方资源，足以让它们站上金字塔的顶端，甚至一度不愿意带金融机构“一起玩”。
李意就对《棱镜》表示，在他们的联合贷款业务中，互联网巨头显然占据主导权，巨头跟银行合作是一对多的模式。获客渠道和大数据基本上都由巨头把控，银行只出资金，没有主动权，客户粘性远远不够。
“有抵押模式的还好，还有希望转化为银行客户。如果是无抵押模式的，就很难了。”他补充道。
麦肯锡2018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过去2-3年，银行业与互联网公司逐步意识到彼此不可或缺的价值，倾向于一起分食蛋糕，合作案例逐步增多，如国有四大行已经分别与BATJ建立合作，股份制银行与城商行也在行动中。
“但双方在这种合作关系中都异常审慎。”该报告称，互联网公司会与多家银行合作，刻意避免银行合作伙伴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导致银行能力过强、直接攫取互联网公司的客户；同样，银行业也试图打造自身的区域或业务优势，避免与互联网公司签署仅仅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牌照为交换条件的协议，而是更多获得客户的相关数据。
但现在，监管层对于互联网小贷以及ABS（资产证券化）的一系列限制，使得互联网巨头原本依靠自身小贷和ABS杠杆来获取资金放贷的模式，已难以为继。这也是这两年巨头们纷纷开始“去金融化”，转型为金融科技赋能平台的原因。例如，2018年3月，蚂蚁金服微贷业务的负责人就对外透露，蚂蚁金服已经在积极探索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将严格按照新规要求，由金融机构自主风控，蚂蚁金服也会做风险评估，但审批额度以机构终审结果为准，蚂蚁金服不会兜底。
巨头们开始“下场”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对于刘方所在的助贷平台们而言，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他对《棱镜》坦言，在BATJ开放合作之后，不少以前和他们合作的城商行，转而选择去和BATJ们合作，毕竟同巨头们的体量相比，和小的助贷平台合作效率会低不少。
“巨头们吸走了市场上的大部分业务体量。”他说。
潜在风险：谁能兜底？
随着参与方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互联网助贷是否会重蹈网贷的覆辙，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尚未正式落地的监管政策，始终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所有从业者头上。
据刘方介绍，目前互联网助贷行业的月规模在1000亿元左右，且都是小额分散的贷款。“我从来不觉得它会有系统性风险，但不排除它的规模有可能会迅速扩大。”
李意也对《棱镜》表示，目前互联网助贷的量还没有放大，以他们行为例，在全国的贷款率也就在几百亿元规模，占比并不大。但如果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他认为风险可能来自两方面：
一是来自客户。此类贷款综合成本基本都在12%以上，有的甚至在18%~20%，愿意接受这个成本的几乎是次贷类客户，会不会发生类似于此前校园贷等风险还不得而知；
二是来自于平台本身。银行对这类客户这么爽快放款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兜底措施，当量大到一定程度，互联网平台还能否兜得住，也是未知数。
黄浩在前述撰文中也提到，部分助贷机构风控技术能力不强，甚至商业、金融的场景和数据也比较缺乏，却违规向联营银行提供直接或隐性的风险“兜底”；银行风控管理参差不齐，部分银行“独立风控”一无系统，二无模型，三无策略，对“贷不贷，贷多少”放弃了自主决策，完全依赖互联网平台或助贷机构。在这样的形式下，如果再与不合格的助贷机构进行联营合作，容易在助贷机构和银行两个层面引发不良率攀升，造成一定程度的金融风险。
而从浙江、北京等地的监管发文来看，要求贷款业务服务当地；金融机构自身承担风险，不允许互联网平台兜底；不得将贷款“三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环节外包给合作机构，等等，都是一些最基本的要求。
刘方近半年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开始希望走到自己兜底的路径上去，并希望助贷平台在合作过程中，帮助他们提高风控能力，包括不断积累数据、培养人才等措施。
“这一方面是为了符合监管的要求；另一方面，大家也都认识到，自己兜底能赚得更多，毕竟风险与收益成正比，谁承担风险，谁就能分得更多的利润。”刘方分析称。
在11月12日的媒体通气会上，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肖远企对助贷业务再度表态，称监管部门一方面持开放态度，允许银行业务经营有创新，另一方面也会密切关注助贷业务的潜在风险，比如科技安全风险、KYC风险、信誉风险等。“不管用什么样的合作方式，银行的核心业务都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强调。
更早之前，在今年年初的一次通气会上，他曾提到，对于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监管部门一年之前就开始研究，并进行了广泛调研，听取各方意见，不断地在完善，“有的东西还需要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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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与现代医疗不同,中医诊疗是一种经验性诊疗方式,这对互联网+中医项目提出了新考验。想要应对这些挑战,就要求互联网+中医药更加标准化、智慧化。未来,药匣子将积极打造从线上到线下大健康生态闭环,使每一环节都有完整、正确的规范与标准。将中医标准化、智慧化,利用大数据赋能中医药,让中医药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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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往年的风口频起，很难再在近一年内找到可以称之为风口的行业或细分领域，但生鲜新零售确实在大环境降温中持续升温，进入2019年，更是因新老玩家新招频出而愈加热闹。
比较典型的现象，巨头们开始以不同形式进军社区菜市，围绕互联网买菜打得不亦热乎：
1月，运作小象生鲜的美团小象事业部在上海低调上线了新零售生鲜测试性业务美团买菜；
3月底，以阿里为靠山，盒马之外，2019阿里本地生活服务生鲜伙伴大会上，饿了么宣布与叮咚买菜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全面切入蔬果生鲜到家领域；
4月中旬，线下专注做水果18年的百果园，宣布正式进军大生鲜领域，推出独立生鲜平台“百果心享”，开始从水果到生鲜品类扩充;
新晋创业公司也乘势而起，呆萝卜、兴盛优选、朴朴超市、食行生鲜、生鲜传奇等接连拿到大额融资，加快拓城速度。
除此，沃尔玛、永辉、苏宁等也在纷纷创新菜市场业态。
10月31日，苏宁小店旗下买菜业务“苏宁菜场”正式在北京上线，这是继7月在南京上线之后，苏宁菜场攻入的第二个城市。沿袭在南京的运营逻辑，苏宁菜场采取原产地直发、门店自提的模式，用户首日需在21点之前下单，最早次日早上8点即可到附近苏宁小店提货。
与此同时，永辉超市旗下的“永辉买菜”也于近日开始在北京、西安、杭州、深圳和广州等多地测试，预计将在11月8日前后正式上线。早前该业务已在重庆、福州、成都三个城市进行测试。
巨头和企业的“跑马圈地”还在继续，资本也毫不掩饰对这个赛道的偏爱。
根据青桐资本不完全统计数据，2018年生鲜行业已披露的融资事件中，生鲜新零售约有22起，总融资金额接近50亿人民币，占生鲜行业总数的比重超过了的50%。而从融资效率来看：这一赛道资本的追投意愿较高，企业的融资速度也很快。比如叮咚买菜，一年不到的时间内接连获得三轮融资。
在这场生鲜大混战中，巨头如阿里、腾讯、京东、美团外，不乏红杉资本、今日资本、高榕资本、高瓴资本、晨兴资本等投资机构身影。
生鲜不是新赛道，为何巨头和资本还在不断持续加码？无论是有巨头靠山如盒马、美团买菜，还是社区团购切入的兴盛优选，这场大战究竟会怎么打？
生鲜大混战：88%平台亏损，盈利者只1%？
生鲜一直被誉为是零售电商领域最难啃的骨头，有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在国内4000多家生鲜电商平台中，88%处于亏损状态，盈利者只有1%。但“刚需、高频、高毛利、大众化”等特点让这个赛道从不缺关注。
根据中国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3年~2018年国内生鲜食品零售额从3.61万亿元增长到5.13万亿元，预计今年这一数据将达到5.31万亿元。与此同时，生鲜电商渗透率尚不足5%，这个领域仍处于一个高度分散的状态，并没有形成寡头市场。
换言之，市场大，创新度还不够，对于当下的生鲜新零售玩家而言，仍有大片空白市场等待开发。
在资本的推动下，生鲜零售业不仅在业态上愈发丰富多样，竞争也愈演愈烈。根据企业最初的业务形态来分类的话，赛道里最主流的玩家大概有三类：生鲜配送平台、超市+餐饮、社区生鲜便利店。
生鲜配送平台，以每日优鲜、叮咚买菜和朴朴超市等为代表，为了提升线上的配送效率，企业或自己经营物流公司服务电商配送业务，或建立前置仓缩短配送距离和环节。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玩家为了节约物流成本，开始推出“自提模式”（如提前一天下单，再到自取点自取/或配送到家）。
生鲜超市+餐饮，以盒马鲜生和永辉旗下的超级物种为代表，采用“线下门店+线上电商”的做法。线下门店主要承载生鲜超市、餐饮体验和前置仓的功能，线上平台可以将线下客户引流到线上，通过门店的物流体系实现快速配送，给消费者更好的消费体验。
社区生鲜便利店的定位是满足社区居民的生鲜购买需求。在新零售的趋势下，社区生鲜便利店也出现了多种做法：
线上运营：主要通过微信建群的方式获取流量；
门店自提：门店可以给产品做信任背书，并作为自提点；
社区拼团：通过拼团等方式提前购买，仓储中心调度，消费者线下自提。
社区便利店具有明显的引流作用，但目前在生鲜零售渠道中占比还较小。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2017年便利店渠道的生鲜零售占比仅为0.9%。
而自进入2019年后“菜市场”成了巨头们和企业在新零售道路上的新战场。
其实不难理解。
对于盒马们来说，这在他们的战略布局之中。比如盒马鲜生率先打造餐饮+零售的混合业态，服务城市核心人群，再按消费场景补充四大业态，盒马菜场、盒马mini、盒马F2、盒马小站，切入菜市场、超市、便利店、前置仓领域，目的就是为了覆盖更多的人群，用不同的店型满足不同的需求。只是这么大的盘子，或许盒马们还需要时间慢慢“消化”。
而对于美团而言，买菜业务可以帮助其拓展非外卖的用户群。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12月，我国的外卖用户数量为4.17亿。尽管外卖用户数量很庞大，但是非外卖用户数更为庞大。且在配送方面，一般买菜做饭都会提早买好食材，与到了饭点才点餐的外卖业务并不会有大的冲突，恰好也能充分利用美团的物流配送资源。
此外，前置仓模式、大数据和冷链技术的成熟，也为改造菜市场提供了基础条件。于是越来越多的玩家都在布局前置仓，这也让这场生鲜新零售大战竞争越来越激烈。从“半小时达”到如今甚至可以实现“15-18”分钟达。
总之在生鲜新零售这场大战中，每个玩家都在探索更适合自己的突围模式，也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能获利的机会。而生鲜电商的玩法日新月异背后透露的信息是，线上线下的区别日益模糊，生鲜零售开始走向全渠道时代，新的整合或许刚开始。
决胜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生鲜新零售能够打得这么如火如荼，离不开背后资本的鼎力支持。
（赛道部分玩家融资一览图）
从创业邦整理的各企业融资情况来看，不少在赛道里跑出来的较头部玩家，其背后资本的力量更不简单。
比如成立于2014年此前一直“籍籍无名”的叮咚买菜，从2018年开始仿佛突然间就站到了风口浪尖，连盒马的侯毅都曾表示，叮咚买菜给盒马带来了压力。但看了其背后的资本，也不难理解了，从2018年开始，叮咚买菜一年内接连完成5次融资，资方包括高榕资本、今日资本、启明创投等，且都是多轮加注，此前的B+轮融资，红杉资本也赫然在列。
同样成立于2014年，较早深耕前置仓领域的每日优鲜，从成立至今几乎每年1-2轮融资，其多轮投资方都包含了腾讯。
值得一提的是，高榕资本在这个赛道上几乎投了每一种不同的业态模式。华南的朴朴超市一直非常低调，在很多投资服务类APP中显示的都是“未披露投资方”，而此前据虎嗅报道，朴朴超市的投资方同为叮咚买菜的天使轮投资方高榕资本。
除了资本机构，阿里和腾讯也是这个赛道上比较突出的布局者，在不同的业态模式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在青桐资本看来，阿里和腾讯的做法稍有不同。阿里巴巴自营的业务范围已经覆盖到生鲜，它在对生鲜新零售进行投资的同时，也在考虑如何将二者进行结合，比如易果生鲜经营的物流公司安鲜达承担了天猫超市一小时达服务的运营。而腾讯在产业链的布局，在依靠社交流量优势（特别是微信入口）来支持被投企业的同时，也在为微信支付业务寻找高频消费支付入口。
虽然赛道上的企业和资本拼的甚是火热，不过如果从终端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都是解决一日三餐食材的生意，或许并没有本质上不同，消费者更在意的是有没有提供品质好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以及能以更便利的方式获取。
比如在配送方面，不管是自提还是配送到家，并没有优劣之分。对于企业来讲自提模式可能会优化成本结构，离盈利更近一步，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玩家也在布局自提的模式。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自提还是送货上门关键还是基于场景。比如上班族或是家庭主妇可能偏向自取，或者提前预约，选择合适的时间点，再送货上门。但也有希望能送货上门，不想再跑一趟的消费者，毕竟年轻消费者的习惯已经被养成，越来越懒，但这一部分群体正成为消费主力。因此关键还是要围绕用户本身，满足他们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提供更好、更快、更近的消费体验。
生鲜新零售看似各种眼花缭乱的玩法背后，某种程度上也是企业洞察消费者需求之后做出的不同应对策略。至于个中模式的可行性还是要交由时间去验证。
而从企业角度来看，供应链还是生鲜新零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生鲜新零售依然存在许多痛点，最大的问题就是“鲜”，从采购到仓储到运输再到配送，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因为气候原因、设备故障、人工失误、时间推移而出现质量问题，甚至食品安全问题，影响用户体验和平台口碑。因此深化供应链是每一个玩家的共同命题，比如做到真正的数字化供应链，进一步提升效率。
天图资本合伙人潘攀此前在接受创业邦采访时表示，这一波不管是社区团购、前置仓，或其他模式，其实都是在终端与消费者的连接和沟通上做创新。但要长期持续下去，一个创新远远不够，还要整体能力可以跟得上。
“所有的商业模式本质上都是为了客户的体验，不仅要满足客户，还要做出让客户尖叫的体验和产品。而生鲜也不是靠一个商业模式做绑定就能长期可持续的，最终还是会落实到商业的本质。我认同这些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不是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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