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冰川思想库

老师这个职业，特别是班主任，虽然并不具备很大的实际权力，但仍然具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可以让老师在班级这个社会中调动各种有形的、无形的资源。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刘远举

最近，网上流传这样一件事情。一位家长的孩子在某一流私立民办小学读书，孩子的班主任，平时和家长也没什么接触，突然在微信上找这位家长借几万块钱。

最初他以为是班主任的号被盗，打电话核实是本人后，家长犯了难。孩子读私立小学的家庭，几万块钱虽然不是多大的数，总归也不算少了，又不是朋友，肯定不愿意借，但那是孩子的班主任啊，万一不借让老师心里有个疙瘩，对孩子造成影响怎么办。

最后他还是借了，理由很显然“不还就不还了吧，就当买个安心”。

几个月过去，钱没有还回来，借钱的班主任却突然消失了，觉得蹊跷的学生家长们聊了一下，才发现原来全班基本上所有的家长都被她借过钱。于是赶快一起去报警，去学校投诉。

▲2014年11月，《晶报》报道当地一所公立小学班主任向家长借钱（与本文所述事情无关）

经过学校和警方的调查，初步发现是该班主任和其家人，由于涉及赌博甚至吸毒等问题，除了向学生家长普遍借钱之外，还跟金融机构大量借款，最终无法还款只好潜逃。目前学校已经将其开除，但挽回经济损失，就无从谈起了。

网上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应对办法，大致上都是，先与其他家长通气，发现是普遍现象就向学校投诉。不过，话说回来，这些意见，大约是读完了故事，知道这个班主任向很多老师借了钱。一开始不知道，如何能通气呢？

再说，家长与家长之间，也不见得这么和谐，互通声气。何况，如果老师只找了两三个家长借钱，即便投诉，老师也没有违反明确的条款，学校不作处理，自己的孩子又怎么办呢？

这个事情家长怎么都难处理，这是因为老师这个职业缺乏明确、详细的行为规范。

让老师比如怎么安排座位，就是一桩有形的资源。需要调动座位的理由也许是因为眼睛近视，需要坐近一些；也许是因为上课注意力不集中，需要离讲台近一些；或者一些具有特别意义的座位，比如第一排或最后一排。

我在小时候既坐过最后一排，也坐过第一排，但成绩总在年级前列，所以老师对我的态度都很好，但对于成绩并不好的学生，这种有形资源配置的影响却不可低估。

在另外一些情况中，老师的经常表扬，或者经常批评、讽刺，甚至只是一句话，就能让学生在班级中地位大大下降，成为同学眼中的另类。这种班级社会关系中的最极端例子，虽然极少，但并非从不存在。

正是凭借这种无形资源，老师具有某种权力，由此产生出向老师送礼，老师向家长布置作业，转移自己工作量等现象。这一点在小学低龄段尤其严重，直到初高中，学生在身体上与心理上逐渐长大，老师才慢慢退到一个与学生人格与地位平等的地位上。

所以，给老师送钱、送物的现象，到了更为关键的高中阶段，反而少了。

反过来说，正是基于学生，特别是低幼年级的学生，在身体与心理上都不成熟，所以，老师具有的权力的基础一定是存在的。那么，越是有权力关系，越是有信息不透明的地方，就越应该有详细的职业规范，去制约这种权力。

官员不接受下属撑伞，医生检查女患者身体要遵循严格的规范，这些细节化的规范是社会的共识。在上述的关系中，不管是下属还是女患者，都是成年人，有相当的能力抵御另一方。

但是，偏偏在最难以抵抗的一种社会关系，即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中，却缺乏针对这些具体场景的、细则化的行为规范，去限制老师的不恰当行为。即使有某些规范，在涉及师生关系时，也仅有抽象的平等、尊重学生几个字，却没有给出更详细的行为规范。

讽刺的是，现在却有全国或者省市级别制定的小学生行为守则，要求小学生背诵。

男老师和女学生，放学后办公室谈话，有规范吗？没有。老师借钱，有规范吗？老师与学生的肢体接触，有规范吗？没有。

那么，当老师做出某些实际上违背职业道德的不稳定行为后，家长即使向校方反映，得到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很可能是校方批评一下了事，老师继续当班主任，当任课老师。显然，有这种可能的时候，家长顾忌更多，什么都不敢做，乖乖就范借钱也就算了，其他的只有一直提心吊胆，晚送早接。

相反，假设有禁止老师向学生家长借钱的规定，借钱即开除，老师不敢借，即便借家长也会因老师违禁而高度警惕。老师借钱的证据也可以让家长一定程度上制约老师。换句话说，针对老师没有明确的职业规范的时候，家长就无法依靠职业规范去制约老师，就会出现家长难以应对老师借钱这样的问题，以及一些更严重的问题。

针对这种现象，教育当局应该对老师、特别是低幼年级的老师的行为做出更为规范、更加细化的规定。不仅仅是“尊重学生”这样空泛的话语，而应该具体针对日常教学环境、行为的各类行为守则。

如今不时传出性侵幼女的案件，那么，教育部门是否应该出台男老师与女学生谈话的具体行为规范呢，比如有第三人在场、必须在学校、门必须打开等等，否则视为触犯高压线。

这或许不符合很多人的温情想象。他们认为，学生给老师撑伞，是尊师重道的体现，还有很多人回忆起小时候“帮不同老师买过煤、脱过煤坯、修过墙、搭过炕、盖过房子、运过大白菜”。

不过，现在毕竟已经不是“小时候”了，时代不断在变化，人心不断在变迁，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不难听到老师索贿、性侵、转移教学任务给家长、要求学生填写家长职务等等新闻。毋庸讳言，当下的师生关系，家长与老师的关系，都处于一种张力之下。



出台更细则化的老师职业行为规范，虽然可能让很多人觉得少了人情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更符合现实。以时代背景为基础去评判行为，是客观而理性的现实态度，毕竟，浪漫的想象早已不复存在。

在水平相当的学校中，谁能够制造出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塑造一个清晰的形象，在即将到来的双一流评议中，肯定是占得先机的。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艾川

进入5月份以来，中国几所高校的校庆活动你追我赶，本来是局限于学校的庆祝，搞得尽人皆知，纽约的帝国大厦、堪培拉的电讯楼、上海和广州的电视塔，都因此点灯，环球同此凉热。

逢五小庆，逢十大庆。有的高校赶上逢十，场面搞大一些，也没什么必要说三道四。再说，毕业离校的学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在一所美丽的校园，邂逅尊敬的师长，终生的伴侣，一生的挚友，在校庆这个特殊时日，纷纷表达感恩，也是人之常情。

学校当局把庆祝场面搞得尽量热烈一些，间接鼓动校友向学校捐款，这都是这些年来向国际学习的常见操作。既然是国际通行的办法，也没有什么值得指责的。

帝国大厦亮起的浙大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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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虑到中国高校收到的校友捐款实在少得可怜，短期内也很难有大的增长，因此，学校当局大张旗鼓办校庆，初心未必是重视校友的腰包，当然有更好。

实际上，愿意大额捐赠的校友，什么时候不可以捐赠呢？再说，能够大额捐赠的校友，大概都是名人了，未必还有通过校庆捐赠获得名气的打算。

中国国立高校的收入，最主要的是来自政府拨款。但这块收入即将面临巨大变数。这，才是高校大张旗鼓办校庆的最主要原因。

这个巨大变数，就是“双一流”评审。

1952年院系调整，重建中国高校后，高校教师的收入、行政科研经费全国一盘棋，高校并无贫富差别。但1995年启动“211工程”，情况急剧变化。

“211工程”的意思，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在“211工程”之前，全国已经有100所左右中央所属的重点大学。这个“211工程”，表面上看，并没有触动100所高校的既得利益。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通过“211工程”下拨的财政资金，并不再是人人有份，而是大有侧重。排名越靠前的学校，所获越多。如果与地方“联建”，所获更多。

即便同是211高校，贫富分化也很明显。首先是教师的收入差距拉开了，其次是科研经费的充裕程度大不一样，有了钱，靠前的富学校、联建的学校堂而皇之向靠后的穷学校、没有联建机会的学校挖人，一时间，高校教师跳槽的消息不断传出。

“双一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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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为了落实“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指示，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985工程”正式启动建设。

这是在教育拨款不充分的条件下，在保证211工程继续运转的前提下，进一步集中财力，重点支持40余所高校。

在985工程内部，也不是利益均沾，而是有所区别，除了拨款区别大，其中最大的区别是行政级别，在1992年指定13所副部级大学基础上，又分别在2000年和2003年，分别增列7所和11所大学。

通过这两个工程，中国高校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奠定。

尽管在这些顶级高校，也制定了严格的考核，职位职称竞争也非常激烈，但总的说来，进入这些学校的教职员工，也就意味着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好的收入，可以教更好的学生。此外，很难听说哪一个教授、副教授因为考核不合格而丢了饭碗。

“985工程”(一期)的教育部经费情况（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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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工程的实施，取得了哪些社会绩效呢？从教学角度来说，每年从这些学校毕业大量学生，是其最大成就。

从科研角度来说，虽然基本上并没有取得过顶尖的成就，比如历经20余年，至今仍然没有见到哪个自然科学领域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但这些高校在一些领域，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次级的成绩，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自身建设来看，这些高校同样受到“行政化”的指责，学术丑闻同样不时发生。而且综合各种排名指标，实行20余年的两个工程，并未使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的排名有质的提高。

如果将中国高等教育置于近14亿人的庞大基数和相应的经济投入，那么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得成就，并不比印度高多少，与香港地区比，则差得更远，与日本比，则不可以道里计；如果再置于第二经济大国的背景之下，中国高等教育及其科研成就，可谓不值一提。

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投入95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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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原因是复杂的，但根本还在于投入严重不足，留不住优秀人才。而严重“行政化”，则异化优秀人才，逼走优秀人才。大量优秀科研教学人员，出国之后，一去不回。

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期打造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高等教育。

2016年6月7日，教育部宣布《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关于补充高等教育“211工程”三期建设规划的通知》《关于实施“重点特色学科项目”的意见》《关于继续实施“优秀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失效。舆论解读，“双一流”工程是“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升级换代版。

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中国高校的利益分配，面临着一轮新的洗牌。毫无疑问，这一轮“双一流”工程建设，仍然是精英大学的游戏。但问题是，“双一流”工程并不是把211名单或985名单直接拿过来，而是要重新评定，这里面变数就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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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任何一所学校，任何一个学科都没有获得过诸如诺贝尔奖或其他与诺贝尔奖相当级别的国际奖励之前，任何评议权重的变化，都会影响排名。而排名先后，都会对上级的判断和拨款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过去高校的学科评议，不断遭到诟病，其原因是专家的主观性和自由裁量权总是存在的。现在的评议标准尚未出台，但根据过去的经验，恐怕难有实质性改进。

在这个说不上生死攸关，但事关钱包大小，学校和学科发展顺逆的当口，对学校的文宣机构来说，校庆是个难得的公关机会。在水平相当的学校中，谁能够制造出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塑造一个清晰的形象，在未来的双一流评议中，肯定是占得先机的。

只是，当你看到相关校庆学校的新闻稿里，列了一大串官员名字，而即将为“双一流”贡献杰出才智的院士和教师几乎不被提及的时候，谁都知道，钱的问题解决了，更大的问题还在后头。

与其对年龄歧视口诛笔伐，不如呼唤青年精神，把那张成人世界的门票给退回去。

冰川思想库助理研究员 | 陶力行 

前两天，有微信好友向我发来其所在公司《招聘启事》，问是否可以推荐朋友去他那里从事新媒体运营的工作。

看了一下启事内容，和我现在所做工作类似：选题、约稿、审稿、撰稿。岗位所列要求也没啥特别，无非：工作经验、年龄、知识背景、个人性格。

经朋友同意后，我发了一条简短的朋友圈说明，“友情公告：新媒体运营招人，xx系公司，坐标杭州，工作经验三年，年龄28岁以下”，并附上了完整的启事内容。

看着《招聘启事》，我问了一句：“我不知道干嘛现在招人都要找有工作经验的，聪明的人，一个月就能上手，蠢的人，干十年也上不了手。”对方只能无奈地说：“哎，是的，单位领导就是这样子，找了几个新人，都被老板否决了。”

没过几分钟，朋友圈里的说明就招来热议。回复者里，80%的人直接指出招聘字眼中存在着歧视，并表示自己“受到了伤害”。更有好友弹出小窗，说我发的“招聘广告引发公司热议，同事们纷纷考虑转行”。显然，刺痛神经的是“工作经验三年，年龄28岁以下”这样的字眼。

如果你是博士毕业，这份工作几乎和你无缘，因为国内博士普遍毕业于27岁，除非你是神童，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跳级；如果你是硕士，那么获得这份工作的机会也很渺茫，因为硕士毕业加三年工作经验，也普遍到了27岁。

职业歧视不是一两天的事。前几年，这个话题刚被媒体拉到公众眼前时，社会各界还很关注，但几年之后，歧视的劲儿非但没有减弱，还一个劲儿地往上蹭，甚至深入骨髓化为理所当然的共识。现在，大家似乎已对此缴械投降，觉得多谈都显得有点烦。

作为坚定的自由平等主义者，歧视自然是要反对的，但我也知道指着老板鼻子说“你不准歧视”是无济于事的。人家不想招你就是不想招你，哪怕嘴上可以承认错误，心理却抵不住歧视的诱惑，原因正如一位朋友所言：“其实老板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这则广告涉嫌两项歧视，一项是工作经验歧视，另一项是年龄歧视。我以为，要解决歧视，首先要理解歧视是如何发生的，因为歧视只不过是诸多原因所带来的一个后果而已，一味指责“结果不对”是无法避免“结果重复”的。

就这件事而言，我们要追问的是：老板考虑的现实是什么？

【工作经验歧视为何会发生？】

这两年经济不好，高校应届生的就业压力一直很大，每年都有大比例的人因找不到工作，被迫考研，被迫家里蹲，被迫出国刷文凭。这么看，就业市场应该是一个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所以理论上，企业招人应该很容易。

大学里的招聘市场

但现实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

如果你有朋友做老板或者在公司担任HR职，你向他们稍微询问一下就会发现，大部分企业其实根本招不到理想的人，哪怕不处在扩张期的公司，也经常遇到用人荒。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有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猎头市场已破千亿大关，未来每年还将继续以15%至20%的比率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率。这么看的话，就业市场似乎又该是一个求大于供的买方市场。

既是买方市场，又是卖方市场？就业市场中的“二律背反”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企业缺人，但就是不愿招刚毕业的大学生。

为什么？

老板朋友向我解释：企业在招人的时候，首先想的是招来的人能不能用，如果不能用，我是不是还得花时间教，把他教会后，他如果一走了之，我是不是又白教了，一想到这些，我还不如直接招个有工作经验的人。

朋友的话透露出的认识是，“高校毕业生是用不来的，他们需要经过培养后才能用，而且培养成本很高”。而这番认识其实表达的是对于当下高等教育的不信任，甚至是全盘否定。

不知道那些大学每天都在干什么

2005年，麦肯锡就展开过为期一年的调研，通过对83位来自加拿大、德国、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人力资源专业人士进行了访谈，得出结论：尽管目前中国每年新增的大学毕业生数量众多，但在工程师、财务人员、会计师、定量分析师、通用类人才、生命科学研究员、医生等九类职业中，平均只有10%左右的中国求职者适合在外企任职。

高等院校本该创造学校与就业市场的无缝对接，但是现行的高校显然缺乏这种能力，而且十多年来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善。

就以我现在所从事的媒体行业来说，每年都需要大量的写作者加盟。理论上来说，高校培养的文科生和社科生是最理想的人选，但如果真去考察一下他们，就会发现这波人连最基本的表达能力都欠缺，讲道理不行，摆事实也不行，连最基本的写作伦理都缺乏。

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2009年至2011年，我在国内某个所谓名门正派的大学里念过一个为期两年的研究生课程，总计上过十多门课，每门课都只需要以交一篇论文的方式结课。我每次都会很认真的完成论文，但是我从来没有从老师那里获得过哪怕半点的回馈，我根本不知道我写的好不好。这样的教育，放在美国，应该算是西太平洋大学的水平。

无聊的大学课堂让人昏昏欲睡

2013年至2015年，我在美国一所名不经间转的小学校里也同样念了一个为期两年的研究生课程。同样是十门课，但是每门课的课业都非常大，平均每门课都要写两篇十页以上的大论文，以及五篇三页以上的阅读笔记。每门课从头到尾，老师都是全程跟踪，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如何论证，如何表述，我知道我每一篇论文的闪光点和不足点，也知道如何改进。

假设2011年的“我”穿越至2017年来我现在所在的公司应聘，我会怎么办？如果我是HR，我只能遗憾的把2011年的“我”拒之门外。

当然，我所举的例子只是人文学科领域，不能涵盖整个高等教育现状，但是如果你在你的学科领域，也有类似体验的话，那么我想，经验歧视背后的真正原因，就只能是高等教育的溃败。

【为何年龄歧视会发生？】

那么，年龄歧视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除了年龄要求为28岁以下，我所贴出的《招聘启事》还希望求职者“脑洞大，能跳脱常规思考，深谙互联网语言和引爆规律，知道如何和用户兴趣点对接”，“知识面广，有良好的语感及文字功底，执行力超强，能独立对图文内容进行改编或再创作”，“爱运动，身体强壮，能够承担压力，多干少说，为工作不惜力气”，“爱分享，有打造个人品牌的欲望”。

简单地说，就是希望应聘者“有活力、可塑性强、积极向上的人”。

青年本该充满活力

之所以要求应聘者年龄在28岁以下，是因为招聘者假定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在当下社会，上了28岁的人已经丧失了活力，可塑性弱，生活态度不积极。事实上，“28岁中年女性”“34岁老来得子”之类的话语之所以流行，也恰好佐证了这一认识具备普遍性。

但是，抛开“人上了28岁是否必然会丧失活力”这样的问题，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周围，用统计的眼光去看，是不是确实会发现“在中国社会，上了28岁的人普遍开始丧失活力”这样一个事实呢？

我以为是的。我还以为，这背后其实是中国的酱缸文化在作祟，是社会主流对青年精神的抑制使得青年过早地变得老于世故，使得青年不再青年所致。

中国社会向来就是一个崇尚年长者的社会。年轻者和年长者对话时，往往得让着年长者。即便这个年长者在放屁扯淡，年轻人也必须对年长者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态度，只因对方是长辈。年龄格局形成的是一种权威格局。

不论水平，只论年龄

年长者的本来活得年纪大，经验丰富，按理说，也该有点文化，懂点道理。但是我所见过的年长者，大多数都是不讲道理的，他们非但不会以平等的眼光去和年轻人对话，反而会以长辈的身份要求年轻人去迎合自己的欲望。

社会资源、人际网络都掌握在年长者手里，年轻人为了生存，往往必须去依附这些年长者，因为年轻人过早地知道：这些年长者是不能被得罪的，也是得罪不起的。为了获得这些资源，为了能在社会层级中往上走，迎合年长者是一种明智之举，也是一种成熟的举动。

这种现象在酒桌上最为普遍。

我就经常遇到：每次和别人和年长者吃饭的时候，都会被要求陪酒，即便是在我表示过自己喝酒过敏的时候，人家依然会不依不挠，以“你还是小孩吧”“你是男人吗”之类的理由要求我喝酒。在他们看来，只要喝下一杯酒，我就能从男孩变成男人。在他们眼里，似乎衡量成年的标准并不是“眼前这人是否具备履行法律责任的能力”，而是“该人是否有喝酒的能力”。

到处都是陪酒

在这里，“陪酒”就是进入成人世界的门票，一旦接了这张门票，其实也就宣告了自我的死亡，一种青年精神的死亡。但是，作为火气冲冲、脑洞大的、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在这个场合，不是理所应当地直接把这张门票给退回去吗？

但遗憾的是，中国大部分青年都会选择接了这张门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输不起。

试问，一个害怕输不起的群体，在别人看来，又怎么会是“有活力、可塑性强、积极向上”的呢？既然这个社会普遍愿意把“陪酒”当作成人世界的门票，并且又愿意去接这张门票，那么年龄歧视又有什么好指责的呢？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与其对年龄歧视口诛笔伐，不如呼唤青年精神，把那张成人世界的门票给退回去。

【结论】

面对歧视，我们自然是讨厌的，但是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才滋长了歧视。人类的偏见自古以来就是根除不了的，但是偏见绝非一日养成。经验歧视和年龄歧视，也绝非在一日之间就能被解决。

而我能给的建议也就只有两条：

第一，自学，拼命的自学，不要相信高等教育会改变，通过切身的努力与反思养成自学的品质，以此来抵抗高等教育的缺失或衰落；

第二，永远捍卫自己心中的青年精神，永远不要去接受那张来自成人世界的门票，让那些老家伙自己玩去，让他们自个儿去折腾去，活得比他们久就是胜利。​​​​

　　越来越多国家的大学，选择承认高考成绩，因为他们发现，一些从中国国际学校招收的学生并不如他们申请书上说的那么好——他们不重视学业成长，有的甚至提交虚假的成绩单。

　　冰川思享号特约撰稿| 野渡

　　昨天，一条关于“伯明翰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的关键词上了热搜。起因是，伯明翰大学官网在10月15日发布的一篇文章 《伯明翰大学在接受中国“高考”成绩上领先一步》。

　　伯明翰大学承认中国的“gaokao”,有里程碑风向标的性质。很多人注意到了伯明翰大学头上的“罗素大学集团标签”，这是一所典型的英国精英大学，类似美国的藤校，是到英国混学历的中国留学生绕道走的学校。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提到过一所“克莱顿大学”，即俗话说的“野鸡大学”。不得不承认，一百多年过去了，还是有中国人对英国的“克莱顿大学”乐此不疲。我就听说一名土豪养了个小蜜，在国内与原配争风吃醋，土豪索性把小蜜送到了英国，几年后镀了金回来，美其名曰“留学归来”，可以断言，肯定不会是去伯明翰大学死磕学位的。

　　有论者言，对于保守的英国人来说，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无疑相当于承认并认可了中国的教育质量和影响力。英国人在世人眼中历来是“傲慢与偏见”，他们以传统世故自豪，伯明翰大学是建于1825年的英国老牌学校，是英国六所“红砖大学”之一，凭着历史悠久跻身英国12所精英大学之列。伯明翰大学不可能自降标准招收中国学生。现实情况应该是，伯大对中国高考选拔人才的可靠性有信心，而不会是如有些人所说的“全是生意”。

　　对英美精英大学而言，接收中国留学生要考虑两个因素的平衡。一个是“生源达到精英教育的培养标准”，这是确保学生能为学校加分至少不减分的前提，一个是生源能支付相当水准的学费，毕竟精英大学不是慈善机构。接受中国高考的选拔方式，应该是性价比较高的“招生”模式。中国高考被广泛诟病为应试教育，但在识别“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坚韧性”上毕竟有优势。

　　图/图虫创意

　　中国高考，是人类最大规模的选拔考试，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能起到分配教育和其它社会资源的作用而且被各方接受，至少能说明这是一种效率很高的选材模式。

　　不是要为高考粉饰，西方国家人士但凡深入了解中国的高考，往往会逐渐放下偏见，喟叹“现在来看只能这样”。已经认可中国高考成绩的美国旧金山大学校长保罗·菲茨杰拉德博士就说过：“七月份的高考项目极大地超越了我们的预期。很明显，高考是一个国际级别的检验学生学业水平和个人努力程度的指标——通过高考检验的学生质量非常好。”

　　任何传统的形成，都是从第一个开始的。伯明翰大学在官网上用了“Leads the way”,一马当先的那一位，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罗素大学集团“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吃螃蟹者”。路都是先行者首先走出来的。英国其它精英大学会或许也会从观望者变成追随者，这也是脱欧以来自认对国际学生逐渐失去吸引力的英国大学止损的一种办法。

　　与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相似，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是首个采用中国高考成绩来评估申请者的美国一流州立大学。新罕布什尔大学曾表示，接受中国高考成绩是为吸引更多优秀中国学生。

　　新罕布什尔大学（图/图虫创意）

　　事实也是，因为美国或英国自己的入学考试设下的门槛，挡住中国优秀学生入学大门的太多了。无论怎么说，中国高考的严谨和公信力，在中国社会实在是稀缺物，不能质疑任何一个通过高考考验获得好成绩的中国学生的勤奋和执着。

　　越来越多国家的大学，选择承认高考成绩，因为他们发现，一些从中国国际学校招收的学生并不如他们申请书上说的那么好——他们不重视学业成长，有的甚至提交虚假的成绩单。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的家庭非富即贵，“综合表现”在他们那里都可以炮制。有鉴于此，一些国外大学开始重视起那些经历了中国传统选拔方式的学生。高考所供给的公平真实等公共产品，在任何国家都是可贵的、稀缺的。

　　伯明翰大学副校长戴维·伊斯特伍德教授说，他对中国高考没有什么异议：“通过接受这一严格而重要的资格考试成绩，我们将向最优秀、最勤奋的中国学生进一步开放伯明翰大学丰富的教育机会。”

　　经历高考磨砺的学生，即便不是最优秀的，也是最勤奋的，高考越来越被西方世界接受，这是好事——虽然它还可以更好。至于这会不会让那些送孩子上国际学校的家长，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重视传统教育的优点，不妨等以后再来看吧。

　　一个人在最该快乐成长的时候，却给了他一道道学习的枷锁；在最该用功的时候，却让他学会了放纵与挥霍时间。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图景。

　　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李跃

　　教育部日前发文整治幼儿园”小学化”，语气很严厉：

　　对于提前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英语等小学课程内容的，要坚决予以禁止。对于幼儿园布置幼儿完成小学内容家庭作业、组织小学内容有关考试测验的，要坚决予以纠正。社会培训机构也不得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等名义提前教授小学内容，各地要结合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予以规范。

　　对教育部所采取的措施，我非常支持。本来，童年时期正是培养、释放想象力、好奇心的时候，但是，这种蓬勃生长的想象力、好奇心只能生长在原生态的土地上，而不是在被僵化的教育思维板结的水泥地上。

　　幼儿园“小学化”，就是用标准答案、用一个又一个所谓的知识点禁锢他们的心灵，将他们从纯天然土壤移植到人造水泥地的过程。

　　国外的幼儿园是什么样？

　　当我们还在暗暗为孩子认识多少汉字、背诵多少英语单词而攀比的时候，当我们不遗余力对孩子进行所谓智力开发的时候，国外的孩子在干什么呢?

　　他们可能在没有教室、没有围墙的森林里学伐木、合作搭帐篷，在溪水边捉小鱼；到了中午，由老师陪着一起生火、做饭，吃完自己洗碗；在泥地里玩耍；天气不好时，会回到木屋里用捡回来的树枝画画……

　　这不是童话。在国外，森林幼儿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光德国就有1500多所，而且已经拓展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日本、韩国正在蓬勃兴起，美国、加拿大也开始试办野外幼儿园。

　　图/图虫创意

　　对我们而言，受资源所限，森林幼儿园也许是一种奢侈品，但至少，我们可以教给孩子一样的游戏精神，可以让他们多读读大自然这本书，就像孔子教导儿子鲤“多识花鸟草木之名”一样，给孩子一个更加舒展、与土地更加亲近的童年。

　　但骨感的现实，会将这样的理想硌得生疼。

　　网上流传一份内陆省份的“幼升小”试卷——

　　数学：考查数学思维题和基础知识，以口算题为主要形式。孩子在回答20以内加减法时要尽量速度快，否则会给老师留下反应慢的印象。

　　语文：考查拼音、识字、看图说话。要求掌握800~1000个常用汉字，熟悉47个声韵母。

　　英语：要求能够进行简单的日常对话。。

　　才艺：1.诗歌，准备一首古诗、一首儿歌，2.讲故事，3.唱歌，4.演节目……

　　这就是我们衡量一个六岁左右的孩子是否“成功”、是否“优秀”的标准。

　　至于一线城市，这方面的“军备竞赛”更为激烈。上海一位68岁退休教授曾经撰写了一篇有关“幼升小”的文章，在网络空间引发强烈共鸣。在文中，他写道，上海有个说法，小孩考上上海四大民办小学，是“牛蛙”；若没考上，则是“青蛙”。想要赢得“幼升小牛蛙战争”，从3岁开始就得全力准备。

　　上海，位于松江的一家幼儿园（图/图虫创意）

　　在北京，一个耐人寻味的新闻是，虽然北京各小学7月才发放入学通知书，但事实上不少孩子早在半年前甚至一年前就已经离开了幼儿园，为上小学开始提前“备战”。

　　有的幼儿园大班甚至出现了“空巢”现象，这是因为，部分家长担心孩子像一张白纸一样升入小学后，会跟不上学习的进度，于是在大班阶段就把孩子送进所谓的“幼小衔接班”。从语文认字、逻辑数学到英语启蒙等，一个幼儿园孩子的日程安排之紧凑，堪比当红巨星。

　　不独内地，在以快节奏著称的香港特区，幼儿园“小学化”甚至更为严重。去年，香港有一部名叫《没有起跑线?》的纪录片在网上被刷屏。纪录片描述的是香港幼升小的真实境况。一些幼童除了要学唱歌、跳舞、弹琴、画画，还要学编程。他们往往要同时上五六个兴趣班，还有升学面试班，有时甚至匆忙到要在公厕换校服。

　　2016年6月18日，北京西城区一小学校门口，拿着材料等待登记的家长排长队（图/京华时报-东方IC）

　　是这些家长疯了吗?当然不是。指责家长有盲目从众心理，呼吁将孩子从繁重的学习中“解放”出来，避免其成为教育流水线上的模式化产品，发一通这样的议论很容易，但这种空泛之论，往往显得大而无当。

　　幼小衔接都教些啥？

　　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幼儿园“小学化”，某种程度上恰恰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不努力，上不了好的小学，就难以上好的中学；上不了好的中学，就难以考上好的大学，当然最终难以有一个好的前途……

　　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实在也非常清晰朴素的逻辑链条。

　　我的一位朋友给我说了一下去年他女儿上小学前的亲身经历。

　　在幼儿园的最后一个学期，老师给小朋友上课的重点内容就是关于“幼小衔接”的课程，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幼儿园会跟小朋友拟上的小学联系好（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大部分都会自动进入离幼儿园只有一街之隔的小学），带小朋友去小学体验小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主要是看小学生周一的升旗仪式，以及随堂听了一次一年级哥哥姐们的课。

　　二是，幼儿园的老师会在平时的教学中重点加入一些小学一年级的课程。语文主要是教汉语拼音（声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平舌音、翘舌音、前鼻韵母、后鼻韵母），简单拼读，以及让小朋友用描红本进行基础笔画的书写，基础字的书写和认读；数学则是1-10数字规范书写，10以内的分解组成，1-100数字认知，相邻数，10数以内加减法，以及钟表、钱币的基本认知等等。（很奇怪，也许现在的幼儿园都非常注重英语的教育，这个时候幼儿园的幼小衔接课程反而没怎么强调英语的学习。）

　　2018年6月13日，山西长治一幼儿园组织大班幼儿体验小学生活（图/图虫创意）

　　8月下旬，也就是小学正式开学前一周，小学召集了所有一年级新生家长到学校礼堂开了个大会。在会上，关于如何帮助小朋友更快适应小学学习、生活的问题，老师提醒了在场的菜鸟家长：如果幼儿园没有教过拼音、认字和数学的，希望家长回去赶紧利用剩下的这一周时间给孩子补一补功课，以免进了小学，小朋友与同学差距太大，影响信心。

　　老师说，现在的孩子在上学前，认字数量在300-900之间都很正常，还说根据他们学校过往给入学初期的小朋友素质测试的经验来看，大多孩子认字都能达到500左右的水平，认字超过1000的小朋友也不少，甚至个别“优秀的”小朋友认字超过了2000！

　　听到这个，一些在场的没有教幼小衔接课程（主要是识字课程）的幼儿园的家长就急了。朋友说，当场听完了之后，他也有些紧张。开完会后，当晚回到家他立即上网找了个汉字识字量测试软件给女儿测试了一下，结果显示，他女儿的识字量在700左右……压在他心头的那块大石这才落了下来。

　　朋友说，之前因为一直相信“过早教小朋友认读汉字会扼杀小朋友的想象力”这个理念，他们夫妇并没有专门教女儿认字，只是在睡前有给女儿读绘本讲故事的习惯。小朋友上小学前认得的一些汉字，他估计，要么都是小孩子平时在玩iPad上的识字游戏自学的，要么就是幼儿园最后一个学期在班上老师教的。

　　这样的背景下，教育主管部门出台规定禁止幼儿园教这儿教那儿，多少有点“魔幻”感。这一次专项治理工作或可减少幼儿园提前教学的现象，但在幼升小的压力与焦虑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可能只是把更多的孩子都往家庭或社会培训机构里赶而已。

　　幼儿园“小学化”，这是魔幻现实主义

　　日前有报道称，养老、教育、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刚性需求呈爆发式增长，有望成为我国拉动内需的三驾马车。一些现实的“业内人士”于是建议，适时出台激励政策，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做长做细相关产业链。

　　报道还称，“尽管全国已有余个省份启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但高压之下，校外培训并未降温。在北京、上海、杭州、长沙等城市，单人年培训费用最高超10万元，大量品牌培训机构仍大受追捧，甚至一些小作坊式的培训班也人满为患。”

　　图/图虫创意

　　教育的“魔幻”，与家长的“现实”，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魔幻现实主义”——如果说幼儿园出现了“小学化”，提前让孩子们参与了学业竞争；小学则是“中学化”，因功课繁重而睡眠不足，是多数小学生的写照；中学则是“白热化”，在一个人的求学生涯中，这恐怕是最艰苦的时期，中考以及高考赋予了他们一段残酷的青春；至于大学，则出现了“幼儿园化”，很多人进了大学后，完全切换到了另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以至于网上有文章怒斥：《沉睡的大学生，你不失业天理难容》。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种偏离教育轨道的“疯狂”现象无能为力，甚至无动于衷。对我们来说，要扭转这种怪现状，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简单地禁止幼儿园“小学化”。

　　图/图虫创意

　　从长远看，当然需要着眼于顶层设计与通盘考量，进一步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但是，教育改革只能一步一步来，从眼下看，这种从幼儿园就开始的“军备竞赛”无非是跟着中考或者高考指挥棒在转，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升学试卷入手，对这样的指挥棒适当地加以拔动呢？

　　比如，一个人的批判思维能力、想象力、观察力、洞察力等，多数和单纯的“知识”灌输没有太大关联。我们能否通过这样的试卷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选拔与评价机制，来引导、修正人们的预期，来为社会上各种”培优“降温?

　　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才可能告别错位与凌乱，让幼儿园的归幼儿园，中小学的归中小学，大学的归大学。

　　作为曾经快垮掉的一代，我衷心希望，95后和00后们的成长环境能更严苛一些。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冯节

　　鲁迅的小说《风波》里，女人生下孩子，用秤称了轻重，就用斤数做小名。她的老公有九斤，孙子七斤，曾孙女六斤，所以她总是怨念：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80后被群嘲的时候我们还没上线，待我们出头的时候，已被冠上“幼稚”“脑残”的标签。如今，作为第一批90后，我们已经秃顶、佛系、消费降级了，是时候拿起“大刀”，毫不留情地砍向接我们班的95后和00后们了。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1

　　我老婆有位远房表妹，芳龄二八——哦不——21周岁，掐指一算，1997年出生，标准95后。

　　我也不准备夸她有多么纯洁如玉，貌美如花。假使有这等资质，我就打碎牙齿咽下去，不糟蹋这世间的美。这远房表妹，在主城旁边的区县上大学，偶尔到城区玩耍，会到我家借宿。热情好客如我，自然是极其欢迎的。但几番交往下来，感受难言愉悦。

　　一般来说，我们到某处做客的话，家长一定会向主人家打招呼，说些打扰啦之类的客套话。她家非但电话没一个，逢年过节过年打了照面，也无只言片语及于此，态度淡漠，在此不表。

　　表妹到家，必先打开电视，开一档综艺，笑得嘻嘻哈哈，花枝乱颤。我有一怪病，最恶那引人发笑的罐头笑声，而这一招被国内综艺玩烂了，于是我旁敲侧击轻描淡写地或提醒或引导好几次，“要不换个频道吧”，“吃饭不要看电视了”，“这节目太恶俗了！”她依然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表妹似乎不大勤快，去年国庆的时候在我家待了好几天，吃完饭碗筷一推，就刷起手机来。有时我几乎都把期待写在脸上了，“要不哥哥姐姐我来洗碗吧”，可终究没被她读懂。好吧，让客人自在些，别委屈了。

　　前几天恰逢端午节，她的弟弟妹妹中考结束，到重庆来玩，一起投靠我家。为他们打地铺招待伙食不表。这第三天，他们要去磁器口玩耍，顺便买点古镇陈麻花。我老婆说，既然是给家里人买，自然该我掏钱，你们去买吧。

　　晚饭时分他们一行人回来了，手里提了三袋麻花，我当时还笑，怎么才买三袋。她说，买了15袋，寄了12袋回去了，因为店家说15袋包邮！然后她就掐着手指数起来寄走12袋的去处。

　　我老婆拿了240块，她毫不客气地收下。然后，提着剩下的三袋就出门了，说，“姐姐我们晚上吃什么？”

　　我一脸黑线地吃完烤鱼，结了账找了个借口就溜了。虽然你哥哥姐姐曾经读书的地方离磁器口只有数百米，可我们仍然很怀念陈麻花的味道啊！

　　我失眠到大半夜。现在的年轻人都怎么了？

　　2

　　是真的咽不下这口气！

　　老婆说她们还小，我们在他们这岁数才几年啊，我们当年可不是这样的。

　　憋了一晚上，憋出心慌病了。实在难受，在群里和一众老哥吐槽。边吐槽边想，会不会被80后的老哥们觉得我幼稚？这点破事还用得着到处讲？罢了罢了，幼稚就幼稚，不吐不快！

　　好半天没人响应，心好方。他们一定在暗中观察，偷笑！

　　良久，一条信息悠悠地传来：你是没遇到灾舅子，算幸运的了。

　　我弱弱地回一句：难道，阁下遇到了？

　　皱眉的表情。

　　捂脸哭的表情。

　　我知道故事来了。

　　“平日好吃懒做，毕业几年了，连自己也养不活，却最喜欢装×，好烟抽不起，差烟又不抽，生活一没着落了就到家里窝上十天半个月，话也不说，事也不做……”

　　几秒之后这条消息就被撤回了。

　　原来碰上了“扶弟魔”，我真是河伯到了东海，小巫见大巫了。

　　“自己到处借钱，借不到了就网络贷款，还不上就问家里要，他妈生病了连药都舍不得买，他在外头却好吃好喝，花天酒地。”

　　一朋友补刀：别说，这样的人容易成功。

　　“说得好听这种人叫自私，说难听点叫没良心。”

　　朋友道：“你也管不了，到最后没办法了，他父母知道说他。”

　　我说：“估计到这个程度，已经不是简单的说教能起作用的了。”

　　“对头，说教已经没用了，没文化，没一技之长，却眼高手低，吃不得苦，还要挣大钱。”

　　我说：“这种个性对旁人的感知能力很差，他不关心旁人的感受，也不在乎旁人的看法，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据我观察，这似乎是95后们的通病。

　　我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

　　3

　　5月份的时候我受邀给一个高三的学生做家教，小伙子姓年，一头蓬乱长发，胡须微微冒出，乍一看，真让我想起我高考那年。

　　他是艺术生，数学根基一塌糊涂，连小学数学的移项、合并同类项都没玩利索，二项式、向量于他堪称天方夜谭。小年已经考过了专业课，只需要文化课合格，就能去一所不错的艺术院校。我临危受命，还是颇有一点责任感。

　　经历了第一次的熟悉，我们约定，每周上五次课，我先教完所有课程，再帮他刷题复习，一个月的时间，看能不能带来一些变化。

　　第二天我吃过晚饭，慢步踱到他家门口，正要敲门，听见里面巨大的争吵声，小年咆哮道：“我没耍游戏！你少冤枉我！”随即她母亲的声音响起。我退了几步到走廊，这时房门打开，小年提着书包冲出来，“哐当”一声巨响，门被带上了。

　　他抬头看到了我，错愕了一秒，低头说了声，“老师我有事出去一下。”就下了楼。

　　过了约莫十分钟，我才去敲门，敲门之前特地看了看，一点不夸张，门框都摇摇晃晃的。

　　当晚补习作罢，第二天我到他家，他在房间玩游戏。他妈招呼了几声，他要么不吭声，要么支吾一声，就是不起身。

　　我在沙发上坐了好几分钟，又去书架上抽本书翻了一会儿，他仍稳坐钓鱼台。

　　我走进卧室，他在玩CS GO。

　　见到我，他有一丝歉意，我语气有些愠意，“上课。”他不得已关掉游戏，走了出来。

　　我有限的人生经历里，从未敢对师长有过一丝的怠慢，虽不能比于《送东阳马生序》里宋濂的谦恭备至，但尊敬师长是为人底线。

　　“游戏把他害惨了哟，”他奶奶跟我说，“他小时候聪明，还是班干部，就是爱耍游戏，一耍就停不下来。”

　　我一共给小年补过5次课，他时常私下向我请假，原因都是身体不适，然而真相却是他游戏过度眼睛疲劳，反复发炎。我还没重要到足以诱导他改变习性，就让他和他家庭选择，学与不学，他们选了后者。

　　4

　　虽然相差不过四五岁，但95后与90后真像差了一代人。

　　我堂弟今年大三，大二上学期挂科4门，补考过关两门，大二下学期挂科4门，补考过关两门，大三又挂了科，已经严重到快要留级的地步了。

　　他父母已经无力做他的心理建设和应对学校的辅导员，我光荣地接到了这个活儿。他说，他就是行动力差，明明事情已经迫在眉睫，却总是提不起兴致去做。

　　我和辅导员沟通，原因无外乎两个字：游戏。

　　我以为，95后乃至00后，和我们90年初一代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在诱惑中成长起来的一代。

　　在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也有很多诱惑，但囿于经济条件，很多事物都是可望而不可及，冰箱里的冰棒，商店里的玩具枪，对于很多中等家庭环境的我们来说，都是看得摸不得。

　　而随后经济迅速增长，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小时候我们学习课文《我家还缺啥》，里面的家庭愿景还是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电。而到了2000年前后，即使家庭环境不堪如我家者，也能凑齐这些。而一般家庭和富足家庭，更是能满足孩子的各色期待。以至于孩子在“期望——得到”中辗转，收获了无数满足，更收获了更大的欲望。

　　一种是物欲。老婆的表妹虽然还在象牙塔，但穿着打扮总在向社会看齐，好的衣服、化妆品实实在在刺激着她的感官，加之当代社会被煽动到了极致的消费欲，她当然不能幸免。她一直在朋友圈兜售什么产品，我加她微信的第一天便屏蔽了她。她谈起副业时不无骄傲，增加的收入无论多少，都可以再满足她的一点小期待。

　　一种是获得快感的欲望。性、游戏乃至毒品，都属于该范畴。游戏是最能带来最快快感反馈的，每一格进度条，每一个人头，每一次“大吉大利，今晚吃鸡”，都是极具快感的。我堂弟精通无数网游，很老的龙与地下城勇士，最新的战地之王，都不在话下。一旦将大量时间用于游戏，生活便索然无味，更别提枯燥的学业了。

　　欲望被迅速满足的直接后果，便是欲望的阈值急速提高，进而导致一种空虚乏力之感。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们也曾被冠名“堕落的一代”啊。不过就目前看来，我们第一批90后难称堕落，大部分人按部就班，毕业工作，结婚生子，经过几年的奋斗，已在社会扎稳脚跟。就连我那最不争气的高中室友，销声匿迹好几年，最近也联系上我，说在一家小公司上班，正逐步恢复与外界的联系。既是这样，欠我的几百块也可以提上议程了。

　　5

　　最后说说00后，和10后，是我的两个外侄女，我很喜欢她们姐妹俩。

　　姐姐活泼外向，妹妹含蓄内敛。

　　我总在管教姐姐，这样不允许，那样不能做，有的时候会直接斥责她，甚至让她吃点苦头。对妹妹我总是很疼爱，劝诱和鼓励她，每次回家，她总喜欢像个小猴子一样吊在我身上。

　　对姐姐我总是提出很高的标准，如果她达到了那就再拔高，达不到的话则会苛责她。对此她已有些明显的抗拒，会不屑于我的要求，会僵化关系。妹妹是温室里的花朵，我都在尽力呵护她。

　　据我肤浅的观察，00后们的教育上有极为重要的一环缺失了，那就是挫折教育。这也是为何熊孩子遍地，刁钻顽劣，胡作非为。因为他们吃的苦头太少了啊。

　　孩提时期大人的纵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溺爱，自我认知太过深刻，缺乏对旁人的感知度。每当遇上这种孩子，我一定要让他至少对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有一个侄儿顽劣至极，除了他老汉，没人能唬得住他。我只用了一招，就把他降服了。这一招叫孤立。我把一大群小朋友招到一起，玩耍吃糖，很快就笼络了他们。然后我说带他们去更好玩的地方，但有一个条件，不能和××一起玩，因为我不喜欢他。

　　大人散播的反面情绪在孩子们之间迅速传播，他们很乐意配合我，我这侄儿很快就被孤立了。但他显然很不甘心，一开始是去拉拢他的小玩伴，他们当然不理他。而后他开始挑战我，吐口水撕扯衣服，但这一招哪能奏效。我边招呼其他小朋友边取乐他，很快，他意识到局势已经无可扭转，灰溜溜跟在我们身后，在我向他敞开怀抱之后，温顺地加入我们的行伍。

　　从此他对我这个叔叔有了最基本的尊重和礼貌。

　　由于我一直在姐姐面前扮坏人，她对各个舅舅排名的时候，我总是名列倒数，她还会刻意强调，似乎是在挑衅我。

　　我可不在乎呢，多一个舅舅疼爱她，并不会对她有多大影响，她是下辈中的长姐，从小不缺荣宠。而多一个舅舅苛责她，尽管会让她不大舒服，有些憋屈，但我觉得至少有几层作用，第一是多一些敬畏感，第二是学习调节人际关系，第三是学习直面挫败，消化负面情绪。

　　当然我并不是总是板着面孔做人，还是经常和她玩耍打闹，大概她也明白我的意图。

　　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作为曾经快垮掉的一代，我衷心希望，95后和00后们的成长环境能更严苛一些。

　　可别再给我糟心了。

　　（图文无关。本文图片均来源于图虫创意。）

　　图：东方IC

　　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我想也没什么好遗憾的，因为这只是一个年轻人遭遇的无数种可能中的一种而已。我想这世界上还没有一种不值得过的人生，更没有一种唯一值得过的人生。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张生

　　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我会变成什么样？

　　想到这个问题，我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因为事实上我当年不仅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我又读了研究生，之后到交大教书，现在又在同济教书。以后，我想，即使再有什么变化， 估计也还是在某所大学里教书，不出意外的话，我会在大学里退休。

　　可现在，从18岁起就没离开大学的我突然说“如果我没考上大学”，难免让人感到有点矫情和做作。可我觉得矫情其实也是发乎自然，而做作同样不无真情流露。

　　因为直到今天，我还真心认为，对于我来说，考上大学是偶然，是不真实的，考不上大学才是正常的，是自然的。

　　1

　　我是1987年夏天在豫西北的焦作市参加的高考。

　　焦作是座建在太行山麓的小城，地势北高南低，我家住在焦作的南边，而考场却在焦作北边的一中，再往北，就可以看见连绵不断的青灰色的太行山。记得当年高考是7月份的7日、8日、9日三天，焦作还是一如既往的酷热，干燥，连吹的风都是热的。

　　高考那3天，我每天早上都要骑半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从家里赶到考场，考完上午的科目后再骑车回家吃午饭，然后顾不上休息，再骑半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回到考场考下午的一门，就这样，我一天要在家和考场间骑自行车往返4次。

　　连绵不断的青灰色的太行山（图：东方IC）

　　早上还好，不是很热，中午正是最热的时候，太阳从空中直射下来，虽然路边高大的杨树的树叶发出黝黑的耀眼的光芒，似乎还相互碰撞着发出叮叮叮的响声，可却不能遮挡一丝阳光。

　　我骑着自行车在烈日下一路向北，因为一路都是上坡路，我每次都是用力骑到考场后再休息，否则中间一慢下来只会让人觉得更累。而马路上散发出的温热的柏油味，又使人觉得有点口干舌燥，所以，每次我骑到了考场把自行车停好后，就立即和很多人一样，先冲到教室旁边的一个水龙头下用嘴含着喝一肚皮冰凉的自来水，再用双手捧着接点水洗洗脸上早已干涸的汗迹，然后，再喘息着走进考场等待开考。

　　每次考完，我就迫不及待骑着自行车回家，因为我喜欢骑着自行车一路冲下坡的感觉。而这种单纯的快乐似乎比高考本身对我还要重要。

　　多年后，当我偶尔看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上坡路和下坡路是一条路”时，虽然感到有点不知所云，可我却因此忽然想起了高考给自己留下的难忘印象，那就是骑自行车上坡时的竭尽全力和汗流满面所带来的精疲力尽的感觉，还有下坡时的轻松，随意，和因为自行车越来越快的下行速度所刮在脸上的凉爽的风。而别的一切，似乎都已经模糊了。

　　现在有很多人回忆自己的高考时，都说那是场噩梦，可对我来说，高考并不是个噩梦，最多只是这样一个似乎不真实的梦罢了。

　　我高考时，没有看到哪个同学的家长送考，他们都和我一样，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家和考场间来来回回。我父母也没有管我，他们照常上班，照常做饭，最多问我一句今天考得怎样。就像我很多同学的家长一样，他们觉得我们考上大学的希望大概等于零。

　　我所就读的是焦作十六中，这是所普通的高中，我们上一届三四十人的文科班好像只有一个同学考上了省内的一所大学。而当时即使是最好的一中的文科班，也没有几个人能考上大学。

　　就是我自己，也不觉得自己能考上大学，所以我高考时卷子做得飞快，做完就交卷，每次都提前二三十分钟离开考场，以至于监考老师每次都问我是否检查好了。我点点头，表示检查过了，其实我根本就没检查，因为我觉得反正考不上，检查也没什么用。

　　因为我的心早已经飞到了考场外的停在一棵高高的杨树下的我的自行车旁。

　　我咔嚓一声打开车锁，跨上自行车，骑到那条通往南边的大马路后，几乎一脚也不用踩踏板，双手捏着车闸沿着长长的看不到尽头的下坡路就往前冲去。街道两边的商店，稍纵即逝的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歌声，法国梧桐树后的窄窄的人行道，空空荡荡的发出怒吼和刺鼻的柴油味的公交车，都从我面前一闪而过。很快，我就只听到唰唰的风声从耳边掠过。

　　2

　　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我会去做什么呢？

　　我想，大概十有八九我会去当兵。因为在焦作这座小城，当时我们高中毕业后最好的出路无外乎两种，一种是直接去哪个单位工作，一种就是当兵。但实际上能直接参加工作的人很少，因为那时很少有单位招工，除了碰巧可以顶替父母去工作之外，只能先去哪个单位当临时工。

　　我记得在百货公司工作的父亲有一次对我母亲说，他们单位仓库的临时工里可能会招几个搬运工，到时我可以去试试，干几年后，看有招工名额时能不能转为正式工。当然，这只是下策，最最好的出路是去当兵，这不仅是因为当兵复员后国家可以帮助安排工作，还因为我父亲就曾是个军人，他也很希望我考不上大学就去部队当兵锻炼锻炼。

　　图：东方IC

　　父亲年轻时做过中学教师，后来投笔从戎，跟着自己所属的铁道兵部队从贵州到东北、内蒙，又到四川、山东，二十多年后才转业回到故乡。他们部队的工作主要是修铁路，大多时间在野外施工，条件一直很艰苦，可他却并不觉得有多苦，他觉得部队这个大熔炉可以让年轻人开眼界，长见识，养成健全的体魄和坚强的精神。所以，他很愿意把我送到部队里去。

　　而关键是我自己也很想当兵。因为从小跟着父亲在部队大院里长大，接触的也都是和父亲一样的军人，所以，对我来说，当兵比去大学当个大学生要更有吸引力。而我的中学同学里有不少在高二时就已经提前毕业去当兵了，他们寄回自己一身戎装的照片，让人觉得非常神气。我私下里觉得，如果我穿上那身军服，也不会比他们差。

　　高考之后，我的很多同学果然都去当了兵，他们天南地北，有海军，有武警，有陆军，有装甲兵，不一而足。他们有的在部队考了军校，成了军官，继续留在部队，有的复员后，或者在政府部门里当差，或者到某个企事业单位工作，都有了不错的归宿。我想，如果我当初没考上大学，也会走上这条路。

　　图：东方IC

　　但命运总是阴差阳错，我不仅考上了大学，还成了个以靠教文学谋生的人。很多年前，为了成为一个作家，我仔细阅读博尔赫斯的作品，试图模仿他的笔法来写几篇小说。可没想到，我无意中看到王永年先生翻译的他的一首诗，却深深被打动了。博尔赫斯的这首诗叫《内疚》，在诗中他对自己没能成为祖父辈那样的驰骋疆场的军人感到惭愧：

　　我的祖辈父辈对我寄予厚望，

　　盼我干一番冒险壮丽的事业，

　　纵横驰骋，土，水，风，火。

　　我辜负了他们。我不幸福。

　　我没有实现他们的殷切希望。

　　我醉心于舞文弄墨，

　　孜孜不倦干些意义不大的工作。

　　他们遗传给我勇气。可是我不勇敢。

　　一个阴影老是缠着我，不肯离去：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不幸的人。

　　我觉得博尔赫斯在这首诗里写的不仅是他自己的“内疚”，写的也是我的“内疚”。和博尔赫斯一样，直到今天，我也不认为自己当个大学老师并且“舞文弄墨”的工作有多大意义。而当个军人，或者做个工人养家糊口又会多么没有意义。

　　现在，我每年都会给研究生讲一次沈从文的《从文自传》，所以总要自己也跟着读一遍。而每次当我读到自小就从军的沈从文讲述自己早年在湘鄂川之间的军旅生活时，都有一种亲切之感，可只要翻到最后一页，当我不由自主地看到沈从文来到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决定“弃戎从笔”，准备开启自己的文学生活时，都忍不住掩卷叹息。因为，他所抛弃的生活正是我所渴望的人生，他所渴望的人生却是我想抛弃的生活。

　　《从文自传》

　　因此，我很希望有一天写《张生自传》时，把《从文自传》颠倒过来，把他的结束当作我人生的开始，而把他之前的军旅生涯作为我人生的展开和华彩的乐章。当然，在我有生之年，也许这只能是一场比梦还要不真实的幻想了。

　　3

　　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我没考上大学，还不仅仅是可以去当兵这么简单。我想，几乎是百分之百，我会找个焦作的女孩结婚。

　　我到大学里开始和一个上海女孩用普通话谈恋爱，后来又结了婚，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讲普通话。可我每次讲普通话时，我都觉得自己似乎有很多心意不能完全表达出来，我觉得自己总是言不尽意，语不尽情，我猜我爱人也一定有这样的感觉。

　　我想如果当年和一个家乡的女孩用焦作话或者河南话谈恋爱，不用普通话一起生活，那一定能够更加真实和切实地感受到生活的质地。而不像现在，我讲普通话时总觉得和爱人以及和现在的生活隔了一层若有若无的空气，就像起雾的眼镜怎么擦也会有朦胧的雾气留下，甚至渗透进镜片里，眼前的世界再怎么看都会觉得有点距离一样。

　　所以，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我想也没什么好遗憾的，因为这只是一个年轻人遭遇的无数种可能中的一种而已。我想这世界上还没有一种不值得过的人生，更没有一种唯一值得过的人生。

　　图：东方IC

　　如果我没考上大学，也会像我的绝大多数同学一样，至今仍生活在焦作这座小城，安于现状，和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我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只有到上海这样的地方才能发挥，才能够“自我实现”。甚至，我觉得，即使我不能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大学老师，成为所谓的作家，也没什么关系，更没什么好抱怨的。

　　我从不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我常常感到的是，自己如今似乎总有点沐猴而冠，始终在做着一件永远也不擅长的工作。

　　不过，说到底，这些东西，这些想法，都是我后来考上大学后才有的。如果考不上，自然就不会有这些想法，自然也就不会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有时真是觉得，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可能也会过得很好，最起码，不会比现在过得差。当然，那会是另外一种人生，而也许我们总想除了自己的人生之外， 还想过更多的人生，因此，才会有种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比如现在的我。

　　因为，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我是不会来写这篇文章的。

　　写到这里，我查了查1987年的高考升学率，当年有全国228万考生，录取62万人，录取率是27%。这是全国平均的录取率，但当时我们一无所知，其实就是知道了也没什么用。

　　但人算不如天算，我侥幸考了我们焦作市的文科第二名，又意外考上了武汉的华中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又顺利考上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再之后到上海交大教书，接着又到同济大学教书，终于一路磕磕绊绊，变成了现在正在唠唠叨叨写这篇文章的已经成为“后中年”大叔的我。

　　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说明当年的高考有多难，而是说，当年，像我这样的人考不上大学才是正常的，我考上大学，没有落榜，纯属偶然，所以高考对我来说不是噩梦，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觉得自己是那块料，我从不曾为之魂牵梦萦，更没有因为害怕考不上而焦虑得从梦中醒来。

　　不过，如果再考一次，如果再让我像今天这样坐下来写篇和高考有关的文章的话，我相信，我这篇文章的主题一定会变成“如果我考上了大学”。

　　只是，我永远不知道，那个没有考上大学的我，在那篇“如果我考上了大学”的文章里，是否会写到现在的这个样子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