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团股价过山车:从低谷到创历史新高

因今年第二季度公司实现整体盈利,周一盘中,尽管港股整体大跌,美团股价一度升至75.4港元/股,在即将上市一周年之际,创下历史最新高。

2018年9月20,美团点评(以下简称美团)结束八年长跑在港交所正式上市。身着黑色西装和深蓝色领带,王兴与他的团队迎来创业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

作为新经济公司的代表和商业价值与投资风向标,美团一举一动都引发着行业关注。

IPO之时,美团发行定价为每股69港元,计划在香港净融资325.55亿港元,公司公开发售超购1.5倍。上市当天美团开盘价72.9港元,首日上涨5.29%报72.65 港元,市值3989亿港元,约合508亿美元 。超过了当时同在港股上市的小米(3721亿港元)。

不过,美团没有打破港股破发的魔咒。在经历了上市首日小幅上涨之后,美团于去年9月26日跌破69港元。

股价最低时美团只有40.25港元,较发行价跌掉41.7%。

今年以来,虽然有波动,但美团股价呈现了整体上涨的趋势。

7月2日,美团点评收盘时报收69.25港元,重回发行价;7月5日,美团总市值迈过4000亿港元。

相较于2018年,2019年上半年以来美团在股价上表现出了潜在成长力,在港股中逆势上涨。而上市一年来美团股价波动曲线背后,美团业务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头部溢价显现

在众多由移动互联网改造的传统生活服务创新品类中,外卖成为关键入口,并在美团、饿了么过去几年的较量中迅速成长为一个上千亿元规模的市场,从“百家争鸣”进入到双寡头时代。

易观发布的《2019上半年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洞察》显示,中国本地生活服务市场2019上半年的线上交易规模达到9159.8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团外卖市场份额为52%,饿了么市场份额为43.9%。当然,该项数据准确性还待验证。

而以外卖作为核心,向外延伸出更多支脉的本地生活服务市场,则在美团、饿了么甚至于腾讯、阿里巨头的猛烈对抗中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赛场,无法继续投入的玩家退场,新玩家则很难拿到入场资格。

万融资本合伙人谭继元对《深网》分析称,港股上一波下跌,更多是受宏观环境影响,大环境都在跌,有情绪市影响。与大多数同期上市的科技公司不同,同样都受宏观环境影响,但美团能够很快修正,这主要得益于美团的头部溢价。

他进一步解释,在美团所在的生活服务赛道中,任何细分领域的厮杀都很猛烈,一旦大环境遇冷,腰部玩家退出进程会加快,进而让美团这样的头部公司获得溢价。

华尔街投行Bernstein此前发布的一份报告,对美团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进行了对比。

报告称,美团与餐馆的合作历史要长得多,因此建立了更稳固的合作关系。从早期的团购起,美团与部分餐馆合作了共10年,如今,美团已有3万名当地销售人员与全国各地的餐馆和其他商家合作。另一方面,饿了么只专注于一线的城市,在被阿里收购后,仍在努力缩小在低线城市与美团的差距。

一位香港某中资机构策略师对《深网》分析称,美团上市后近一年股价跌幅还算比较小。

他指出,对多数港股投资者,其实不能接受美团长期烧钱。港股主要由机构性投资者主导,他们会根据基本面,估值去判断股票前景。事实上,一些盈利前景较好,能见度较高的公司,近年股价表现也不错,例如教育股、物管、地产股、食品股、体育用品公司等。

1155亿“亏损”与止损

今年7月,财富中文网发布了2019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在30家未盈利的公司中,美团以接近1155亿元位居亏损榜榜首,引起业界广泛质疑。

事实上,美团曾经的亏损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公允价值变动而带来的“非经营性亏损”。

比如,美团在2018年全年亏损达1155亿元,其中就包含1046亿元的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之公允价值变动。如果除去这部分,美团全年经营亏损为110.86亿元,同比上升189.7%。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前几年的亏损状况。根据此前美团招股书披露信息,同样排除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公允价值变动,2015年、2016年及2017年分别录得经调整后亏损59亿元、54亿元及29亿元,亏损依次减少,直至本季度实现盈利。

最新财报显示,美团经调整EBITDA达23亿元,经调整净利润15亿元。

三年间的亏损逐年减少与美团当时所处市场竞争环境的改变有着重要联系。

2015年,团购大战进入尾声,美团、大众点评合并,随后来自外卖领域的补贴大战导致美团在此业务上投入巨大。2015年,美团餐饮外卖的营收占比仅为4%,毛利率为-123.7%。

2016年,美团餐饮外卖营收从1.75亿元增至53亿元,占比大幅提高,占总营收41%。可见美团外卖彼时营收增长幅度很大,但依旧是亏损,该年餐饮外卖毛利率为-7.7%。

2017年,美团外卖业务毛利率首次扭负为正,达到8.1%,同时作为主营业务之一,外卖贡献的收入首次超过酒旅,占比达到62%。

2018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美团亏损发生了大幅增长,主要是新业务(包括摩拜和网约车)上的投入所致。根据财报显示,自2018年4月4日起由摩拜贡献的计入综合收益表的收入为人民币15.07亿元,而其同期带来的亏损高达45.5亿元。

不管是共享单车,还是网约车,都属于重运营的低利润行业,尤其是网约车司机补贴占成本比例一直高居不下。美团过往财报显示,其在2017年网约车司机成本达到了2.93亿元,2018年这一数字更是超过了44.6亿元,翻了14倍有余。

单车业务方面,华创证券一份报告曾指出,在美团以155.63亿元收购摩拜的金额中,包括 94.43 亿人民币现金、价值58.88亿人民币的优先股和价值2.32亿元的期权。从已有披露信息来看,摩拜可识别净资产总额仅为27亿,美团还承担81亿用户押金费用。从摩拜经营情况来看,其毛利率为-227%。

回顾过去的亏损,有香港某外资对冲基金人士曾对《深网》表示,由于现在的市场环境,大家都在寻找确定性,盈利可预见性差,是他们当时没有参与投资美团的主要原因。

整体盈利如何实现?

上述亏损情况正在扭转。整体来看,过去一年美团收入稳步上升,也展现了一定的同比涨幅。2018年全年,美团实现营业收入652.3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92.3%,餐饮外卖与到店及酒旅业务均实现收入增长。

今年第一季度,餐饮外卖与到店及酒旅两大业务按合并基准计已录得正的“经调整经营溢利”,这意味着公司主体业务已经具备盈利能力。

终于,美团在第二季度实现整体盈利,主要原因一是新业务扭亏,二是餐饮外卖毛利率持续改善,继续保持增长。

新业务方面,为了减少其所导致的经营性亏损,2019年开始,美团对于网约车的投入方式从自营转为做平台,截至2019年6月30日,美团在42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京及成都)推出了新的聚合模式。

另外摩拜的国际化业务也被优化掉。美团希望把精力和财力聚焦在对核心业务具有长期竞争力的业务上,在新业务投入上也变得更加审慎。

直接的结果是,美团新业务及其他分部的二季度收入由2018年同期的25亿元增长85.1%至46亿元,整体毛利实现4.2亿,由负值转为正值。毛利率为9.1%,较2018年同期的负值76.4%有明显改善。

其中,与上季度相比,今年第二季度的共享单车业务经营亏损大幅收窄,主要归功于第二季度若干单车的使用期限已到期及不再产生任何折旧费用以及尚未大量投放新的替代单车而令折旧大幅减少。此外,美团继续优化定价策略,并开始适当增加若干城市的每次骑行费及每月订购费。

餐饮外卖方面,由于订单密度增加,使得美团可以进一步降低每张订单的平均配送成本。

在美团各业务贡献的收入中,餐饮外卖占比最大,是美团最为依赖的业务,其数据表现也会直接影响到美团的整体收入情况。

财报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美团餐饮外卖业务交易金额为931亿元,同比增长36.5%;餐饮外卖订单量为21亿笔,同比增加34.6%,每笔餐饮外卖业务订单的平均价值同比增长1.4%。餐饮外卖业务变现率由13.1%同比上升至13.8%。

受此影响,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收入由2018年同期的89亿元同比增长44.2%至128亿元。餐饮外卖业务毛利由2018年同期的14亿元增长102.8%至2019年第二季度的29亿元,而毛利率由15.8%上升至22.3%。

美团CEO王兴在财报电话会议中指出,未来美团不断地会降低餐饮外卖的成本,这也是增加盈利非常重要的原因。

“相信这个市场的规模足够大,能够容纳几个大的企业。目前来说这个行业还处于增长阶段,最终大家都会受益于这个行业的增长。美团会关注不断提升自己的服务,提升自己的效率,确保美团ROI是健康的。”

来自现金流和对抗阿里的风险

在盈利背后,美团依然面临着潜在风险,比如本地生活服务竞争加剧导致对现金流的要求变高,继续提高新业务的盈利能力,以及面对来自阿里对美团低线城市战场的攻坚。

从现有局面来看,美团点评与饿了么围绕餐饮外卖的战争已经升级为美团点评与阿里围绕生活服务平台的争夺,更像是一场两边都有不断利润加持的终极战役。

一位餐饮行业资深人士对《深网》表示,这种总体战想停下来很困难,因为他们都源源不断产生利润,支撑着他们拿下这场消耗战。王兴在电话会议中指出,“我们的行业还是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在多个领域中进行投资,包括在供应端要不断地去提升能力来带动整个行业的增长。”

谭继元对《深网》分析称,对于龙头企业而言,正现金流意味着更多的收割机会和布局机会。“ 如果自身现金流出问题,会比较麻烦。所以各个板块现金流账期要拆开来看。从逻辑上来说,如果C端外卖战打的差不多,且补贴降下来,现金流应该会改善。” 

来自阿里本地生活的力量不可小觑,美团需要保证现金流来对应未来可能发生的种种变数。

上述香港某外资对冲基金人士也表示,美团现在成本压力很大,竞争很激烈,利润率很难上去,阿里还在继续补贴饿了么,争抢市场份额。

去年10月,美团上市不久后,阿里便将饿了么、口碑打包组成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作为阿里生态战略的新举措。

在新的框架下,饿了么的本地生活服务资源和即时配送能力,加上口碑的商家服务体系和支付数据,进一步有机融合。这也标志着整个阿里新零售体系将以更大资源支持以口碑和饿了么为基础的本地生活服务业务。

阿里财报显示,新公司订单与GMV持续快速增长,超过30亿美元的独立融资在年初已逐步到位。

美团与饿了么的争夺主要围绕三个层面:

第一,饿了么渗透三四线城市大本营,攻入美团最为擅长的低线城市。今年初在接受《深网》采访时,饿了么副总裁王景峰曾表示,除了数字化升级,在市场扩张上,向三线以下城市的下沉是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又一大战略目标,同时也是饿了么星选2019年的业务重点。

饿了么CEO王磊在此前采访中曾提到,饿了么和口碑大城市的市场份额不错,但在三四线城市做的不好,主要原因是以前不重视。事实上三四线的用户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美团与饿了么的竞争已经从狭义的餐饮外卖延伸到了广义的即时配送领域。

今年5月,美团正式推出全新品牌“美团配送”,并升级配送开放平台。这意味着美团的配送服务和能力,开始从美团体系内,走向了整个互联网行业。

第三,随着外卖补贴逐渐退潮,用户段的争夺告一段落,转向争夺商户端,包括商家的收银、支付、门店管理、营销等全流程服务。

谭继元对《深网》分析称,C端高频入口就是外卖和出行,出行太烧钱,所以外卖一定要保住。“稳住流量的同时,做B端和供应链的数字化,最终形成 B-C-B的数字化闭环。打完闭环,美团就能稳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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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市场打响新流量争夺战

还没有等到顺风车重新上线的消息,滴滴却先对业务模式进行了调整。

近日,有消息称滴滴将在APP中接入第三方出行服务商,首个试点城市选在成都,这意味着滴滴加入“聚合平台”模式。据界面报道,除了之前试点的秒走打车之外,与滴滴达成合作的第三方出行服务商还有曹操出行、如祺出行、斑马快跑等。

关于合作的方式,有一种说法是,滴滴为第三方出行服务商提供流量入口,第三方出行服务商为滴滴提供运力,滴滴从第三方抽取佣金,但依据第三方出行提供的运力情况,滴滴抽取的佣金不等,每单最低抽取10%的佣金。

对于模式的调整,滴滴方面解释为,因为高峰期订单较多,用户面临打车难的问题,接入第三方运力,可以缓解此类问题,提升用户体验。

过去几年的网约车版图争夺战中,滴滴曾杀出重重包围,在接连收购快的打车、Uber中国后,被认定为中国网约车市场的领军者,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出现能力企及的竞争对手。

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滴滴把更多精力放在安全层面,比如投入巨额资金和技术资源建设更完备的科技安全体系,安全替代了业务增长成为眼下的首要目标。行业巨头的脚步放缓也给竞争对手们“创造”了新机会。

实际上,滴滴的业务模式调整已经透露出一个新的行业变化讯号,即旧有流量及增长正在受到来自政策监管层面的挑战,包括滴滴在内的各大平台需要寻找新的流量池,聚合平台已经成为最佳方式之一。

滴滴求变

6月13日清晨,上海市静安区延安西路镇宁路路口,一辆非法网约车闯关逃逸,过程中致使四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伤势严重。

这起事件成为一个新的导火索。第二天,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紧急约谈滴滴出行。约谈会上,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进一步对滴滴提出六条网约车平台合规化要求。其中就包括,在今年6月底前全面自查统计梳理平台内无网络预约租车资质的注册车辆并作清退。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结合网约车新政在各个运营城市完成整改是网约车公司的工作重点,比如取得网约车牌照、审核司机车辆资质,尤其在北京、上海,京籍京牌、沪籍沪牌的约束让各大平台如履薄冰。

滴滴此前公开的数据显示,在上海已激活的41万余司机中,仅有不到1万名司机具有上海本地户籍。虽然滴滴没有透露过北京的数据,但若根据我们此前乘坐经验推算,满足京籍京牌的专快车司机也非常有限。清退后对滴滴的直接影响是运力不足。

回顾网约车发展的重要节点,2017年是值得被铭记的一年。这一年,网约车新政落实,但它也只是对整个市场改变的起点。在这之后,有关网约车的叫车效率、价格变化、以及整体市场的未来走向都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据《深网》此前了解,当时新政对滴滴的直接影响是,即便在依然保持增长的情况下,2017年初所定下的快车全国业绩也并没有全部完成,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受到较大影响。

监管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滴滴过去一年又有了新的麻烦。可以说,2018年是滴滴寻变的一年:一方面是围绕监管和网约车新政要做出大刀阔斧的调整,虽然新政从落地到真正执行留有一定缓和余地,但剩下的时间确实不多了;另一方面,受顺风车事件影响,滴滴所能提供的运力供给能力已经遇到明显滑坡。

滴滴曾披露,截至2017年末,滴滴顺风车注册车主3000万人,注册乘客1.6亿人,日均订单200万单;一则2017年运行数据还显示,滴滴顺风车和快车拼车服务累计分享座位超过10.5亿个。自顺风车业务下线后,这部分运力直接被削弱为零。

就在滴滴专注于安全整改的这段时间,整个出行行业也悄然发生了新的变化。

去年10月,哈啰出行上线了打车服务,这意味着从过去单车单一业务跨越到四轮出行市场的竞争中。哈啰的野心,在此前从“哈啰单车”到“哈啰出行”的更名中便可看出。新的品牌,意味着这家由共享单车服务起家的单车企业在产品、服务、科技和责任等方面的全面升级,开启从共享单车服务商转向专业移动出行平台的新发展阶段。

背靠阿里,哈啰出行的野心显露无疑。在上线网约车业务之后,今年1月,哈啰出行又正式启动顺风车业务,在上海、杭州、广州、东莞、合肥、成都等城市开通运营。而近来,其又拿出5亿建立“顺风绿色出行基金”来补贴用户。

来自官方数据现实,截至3月中旬,哈啰顺风车车主注册人数已超过200万人,总发单量达到700万。为了趁势巩固地盘,哈啰出行在五一假期前夕拿出5亿元进行集中补贴。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滴滴都必须要做出些什么来应对竞争对手的弯道超车。

新的流量争夺

新的变化还在继续,今年5月起,美团打车开始通过聚合模式继续深耕出行市场。

出行行业里,最早上线聚合模式的是高德地图。2017年,高德地图就推出了易行平台,滴滴出行、神州专车、首汽约车、摩拜单车、飞猪等出行服务商作为首批合作伙伴被接入进该平台。

在当时,高德地图经常外界被当作是滴滴们的竞争对手,但实际上,官方曾多次表示与各网约车平台是合作的关系。对于高德地图来说,易行平台标志着其在交通出行战略升级迈出了重要一步。

“高德将以易行平台与交通大脑为基础,打造一个具备云+端能力的公共出行服务平台,推动人、车和路三元素的连接、协同和进化。”高德方面曾如此表示。

另外以聚合模式被外界给予高度关注的,是滴滴在出行市场面对的“半路杀手”美团打车。在沉寂数月之后,美团打车今年彻底舍弃继续做自营,改为聚合模式。

聚合模式首先上线的城市是上海和南京,这也是美团打车最早上线的城市,随后逐步新增至苏州、杭州、温州、宁波、天津、重庆、西安、成都、郑州、武汉、深圳、长沙、合肥、昆明、广州。接入的服务包括首汽约车、曹操出行、神州专车等主流出行服务商。

美团曾对打车业务投入重金,当然,高额补贴引起的亏损同样也是美团停止继续自营的重要原因——已经上市的美团不得不考虑如何获得更好看的财务数据。

美团招股书显示,2017年推出试点网约车服务令网约车司机成本由2016年的零增至2017年的人民币2.93亿元。由2017年截至4月30日的580万元,增至2018年同期的9.759亿元。

美团对于打车业务的态度从“不会放弃打车”到“不会加大在网约车上的投入”,聚合模式似乎是一种折中的方式,尤其是在眼下监管趋严的大背景下。

从业务架构调整上,也能看出美团对于出行业务投入的态度。2017年12月在完成新一轮40亿美元融资后,出行事业部被划分为一个单独的事业部;而到了2018年10月美团上市后,该部门则与大交通、无人配送等部门整合到LBS平台中。

无论是高德地图还是美团打车,做出行聚合平台所瞄准的无疑是其能获得的巨大流量和数据。

美团打车在与美团点评提供的本地生活服务融合后,用户可以通过到店业务带动出行服务,同时也能通过出行服务反推至到店业务,实现流量的双向拉升,与美团收购摩拜单车的意图类似;

至于高德地图,其目的本不在车本身,更重要的是过人、车、路等数据的连接。

高德地图副总裁董振宁曾表示,“通过用户、企业、政府的协同,在出行需求和出行管理这两端统一调度,通过政企合作的云端交通大脑,与基于端的一站式公共出行服务平台的有机结合,形成云和端的协调一致,最终实现全局道路资源和使用的最优。”

卡位新的能量场

在共享单车行业经历了过山车式发展回归平静后,此前一直不温不火、瞄准3-10公里中途使用场景的共享电单车,成为出行平台在短途单车和长途汽车之外新的尝试。

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6月12日哈啰出行、宁德时代和蚂蚁金服宣布首期共同出资10亿人民币成立合资公司,推出定位两轮电动车基础能源网络的“哈啰换电服务”。

哈啰出行的逻辑是,一方面是做两轮基础出行服务,包括哈啰单车、哈啰助力车、哈啰电动车服务,在哈啰的电动车业务方面,不仅可以租也可以售。另一方面就是打造基于两轮出行的基础设施服务,包括基础能源网络、维修、保养等。

哈啰出行联合创始人韩美对这个市场前景表现出肯定,“单车日均的骑行需求在2亿次以上,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被大家忽略的两轮电动车市场,它的日均出行需求是7亿次以上。”

无独有偶,宣称要在效率、硬件、用户价值等多个维度持续深耕突破,滴滴在6月17日将滴滴出行单车事业部(内部代号“海棠湾”)、电单车事业部(内部代号“黑马”)正式整合升级为两轮车事业部(内部代号为“海马”)。

此前,滴滴的青桔单车于2018年1月28日正式在成都上线,街兔电单车也在2018年初开始在杭州试运行。

虽然具备一定使用场景,但截至目前,电单车行业并不乐观,依然存在许多需要攻克的难关。

一位共享电单车行业从业者对《深网》分析称,一是电单车成本高,包括后续的充电续航、维护成本,因此其投入远高于共享单车。

今年初,上海市区银欣路、庆阳路附近出现了千余辆被废弃的享骑电单车。被发现时,这些电单车的电瓶已经消失不见。这家成立于2015年定位于电单车共享业务的公司,在去年底被曝出资金链断裂,因为退还押金无门,享骑还曾大范围遭到用户投诉。

二是从政策角度来看,电单车在很多城市受到限制。尤其是在2017年时,交通运输部等10部委曾联合印发《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当时,专注于共享电单车的7号电单车、小鹿单车、芒果单车、小蜜单车等企业被要求将已投放的电单车在规定时间内回收,后续如再投放相关产品,必须先取得相关牌照和执照。于是,下沉去开拓二三线城市成为他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随后在去年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的、新修订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从今年4月15日起正式实施。

《规范》废除了长达19年的旧规,调整完善了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整车质量、脚踏骑行能力等技术要求,意在保证大众出行安全。

《规范》中对电单车进行了明确约束,比如电动自行车需具备脚踏骑行能力,整车质量禁超55kg,最高时速不超过25km/h。如果是超标的电动自行车,按照电摩处理,上牌照及驾照流程跟机动车类似;如果不超标,则按照非机动车处理,不需要牌照,牌照登记注册需根据各地管理办法执行。

总的来看,针对电单车这个细分领域,滴滴、哈啰等出行平台还在抢占赛道卡位阶段,势必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有有潜力的掘金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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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幸幕后大佬陆正耀的财富密码

         “先有陆氏,后有双溪;先有双溪,后有屏南”。在福建屏南县,流传着这样一句古话。陆姓本不是屏南的大姓,但陆氏先祖却影响着屏南历史。资本大鳄陆正耀就出生在这里。

在中国互联网创业版图上,福建是除了北上广深之外的重要一极。在这个中国东南沿海省份,诞生了像飞鱼科技、美图秀秀、91手机助手、同步推、网龙、美柚等知名互联网企业,更走出了王兴、张一鸣、蔡文胜、姚剑军、陈方毅、方三文等一批成功创业者和投资人。

精明、务实、抱团,并富有冒险精神,是闽南创业者的特质。陆正耀性格开朗,喜欢咧嘴大笑,讲起话来也是直来直去;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情商高,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

从以高考状元身份考进北京科技大学,到取得工学学士学位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再到三年后开始创业之路,陆正耀用过去数十年对外诠释着闽南人的生意经,一路走来成为中国互联网的风云人物。

在把神州系的又一个杰作瑞幸咖啡推上市后,陆正耀正面回应外界诸多质疑,“外界评论瑞幸咖啡常用的一个词叫‘蒙眼狂奔’,其实我要说,狂奔是真的,但是并不是蒙眼。”

从神州租车到神州优车,再到瑞幸咖啡,陆正耀和他的团队已经建立成系统的神州式打法,在每一个进入的领域凭借稳准狠作战方式取得先机,并展示出他高超的资本运作手法。

无论瑞幸、神州的结局如何,陆正耀和他的朋友们都将立于不败之地。

“下海”造就神州租车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这对9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纷纷主动“下海”。

被创业大潮裹挟着,陆正耀成为其中一员。1995年,陆正耀辞去在石家庄政府部门的工作进入到通信行业,创立了第一家公司DITEL Technology,专门从事通讯设备代理及系统集成的业务。那个时候,思科、爱立信、阿尔卡特等欧美公司正在中国的黄土大地上开辟土壤。

这次牛刀初试可以说很成功。DITEL在不同阶段分别成为朗讯科技、阿尔卡特以及MITEL在华最大的代理商。发展鼎盛时期,陆正耀手下有几百名员工,销售额达到数亿。

2003年10月陆正耀再次启程,创办了第二家公司北京华夏联合科技有限公司,从事企业长途IP电话的经营业务。这家公司一度成为中国电信在北京地区最大的合作伙伴,拥有中国电信该项业务在北京67%的市场份额。

那时,学通信出身的刘二海还是铁通网络公司的运营总监。二人相识于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同样在通信领域摸爬滚打,逐渐熟络起来。刘二海的人生轨道转向投资后,第一笔资金就投给了陆正耀,不过这是两年之后的事情了。

现在来看,没有刘二海的资本扶持,也很难有今天在出行行业布局广泛的陆正耀。

陆正耀的第二家公司做的很大,但长远来看,代理的路子很快就遇到了瓶颈。那时在整个IT链条中,除非掌握技术,否则很难有话语权。2004年,钱治亚也告别武汉来到了北京,人生轨迹与陆正耀交叉在一起。

2005年,汽车市场的无限潜力让刚刚结束美国考察之旅的陆正耀激动和向往。那时,凭借4700万忠实会员,美国汽车俱乐部AAA整合了汽车服务商、专营店和救援机构,并将触角伸向金融、通信、房产等领域,一度成为业界翘楚。

那一年,中国汽车市场也迎来大爆发,产量达到570万辆,销量590万辆,其中轿车占到290万辆,中国俨然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生产国和第二大汽车市场。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中国已经悄然进入汽车售后服务市场的快速增长期。看到机会的陆正耀转而把目光投向汽车行业,开始了收割汽车行业的开端。

2005年8月,陆正耀创办的UAA(联合汽车俱乐部)进入到北京街头巷尾,搅动着汽车后市场的格局。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彼时,携程已经登陆纳斯达克完成IPO,酒店预订业务的整合模式成为携程当时的杀手锏。

在这种模式启发下,陆正耀将汽车售后服务产业链中的全部环节整合到一起,UAA转型成为神州租车。初入广东时,神州租车便遇到了租车行业盛行的盗抢顽疾,很多租出去的车被抵押或是变卖,但报警后总以经济纠纷为由被搁置掉。陆正耀干脆亲自上阵,带上数十名员工,根据定位追回丢失的车。

凭凭借强悍的作风,神州租车很快在行业里站稳了脚跟,并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租车平台之一。而刚刚加入君联资本(当时还叫作联想投资)的刘二海,代表联想投资了神州租车。

陆正耀的神州系“帝国”,从那时起开始便悄然生长出更多支脉。

神州优车夹缝中一跃而起

2015年,O2O创业大潮席卷中国互联网,网约车快速崛起首当其冲成为这场浪潮中最具代表性的细分行业。

情人节当天,投资方筹划两年的合并戏码终于如期在滴滴快的身上上演,而来自大洋彼岸的Uber也快速打响了在中国市场的第一场战役。

网约车市场如火如荼,靠补贴催生出来的订单快速拉高滴滴们的估值,在逐渐被催熟的市场中努力抢夺属于自己的阵地。

滴滴虽然量起非常快,但其C2C的模式却因为安全等问题面临着日益严苛的监管形式。

待神州租车上市之后,陆正耀在大连开了一次会议,在认真盘算了网约车平台靠广告收入、与汽车公司合作赚取卖车佣金等手段不足以弥补日常开销、补贴之后,陆正耀决定依托神州租车的车辆,在2015年初,以B2C的方式杀入了这场混战中。

2016年1月,神州优车正式成立,陆正耀将原来神州专车的相关资产、业务、债权债务及5家子公司100%股权全部置入。之后,又迅速开展了多轮彪悍的资本运作。

2016年上半年,神州优车集中完成多轮融资。先是3月引入云锋投资、云岭投资、中金公司等战略投资者、财务投资者及六家做市商,完成约37亿元的融资;紧接着5月,再次完成一轮约20亿元融资,包括浦发银行、浙银资本、招商致远、上汽等战略投资者及财务投资者入局。

直到2016年7月正式挂牌新三板,神州优车也不过刚满一岁半。

这一系列资本运作之后,陆正耀辞去神州租车职务,成为神州优车董事长兼CEO,并使神州优车成为神州租车第一大股东,他本人也随之成为神州优车的实际控制人。曾经为发展速度、吸引资源让于联想的第一大股东位置重新回到手中,陆正耀成为“神州系”实际控制人。

同一时间发生角色转变的,还有神州租车的其他高管们。

彼时从陆的个人助理一路晋升到神州租车COO的钱治亚成为神州优车COO,曾在华平主导投资神州租车的黎辉则成为神州优车副董事长,前神州租车CTO王培强担任神州优车旗下神州专车业务板块CEO,神州租车另一元老张志刚担任神州买买车(汽车电商平台)CEO。

这意味着,网约车业务将仅作为神州优车的业务之一存在,汽车电商业务被提到了重要战略地位,陆正耀也毫不避讳谈及自己在车领域的野心。热衷于长跑并因此成功减肥的陆正耀自言是“狮子型”的领导人,看准了猛扑上去,快速结束战斗。

多年商场的征战,让陆正耀手下的“神州系”团队形成一套系统的商业操作手法。从神州租车到神州专车,再到买买车,只要认准了,便会将优势兵力和资源全部集中上去,单点突破后通过资本运作来巩固,再集中优势沉入到下一个战场。

为了拓展买买车业务,神州优车曾在上市三个月后抛出100亿的定增方案,不料却遭遇三次延期。当外界都认为这场定增“流产”时,神州优车却上演了一出大反转,创下新三板历史上继PE巨头九鼎集团之后少有的百亿级别再融资记录。

一路走来,在挖贝新三板研究院今年初发布的2019新三板家族财富榜中,神州优车陆正耀家族以142亿元位居榜首。

陆正耀并没有止步于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入局造车领域。2017年6月12日,神州优车正式成立产业基金,总规模将达到 100 亿人民币,领头人正是黎辉。当天,小鹏汽车获得了该基金领投的 22 亿人民币A轮战略投资。

随后,神州优车继续在车领域深入布局。2018年10月,神州优车作为担保方,加入到宝沃汽车将67%股权转让给长盛兴业的交易中,而长盛兴业的老板正是陆正耀北大国发院研究生的同学。直至今年3月,神州优车终于完成了对宝沃的直接控股。

神州优车通过长盛兴业间接收购宝沃,实际上又是陆正耀又一次手到擒来的资本操作。曾有分析指出,神州优车此举或许因为担忧长期亏损的宝沃可能对集团业绩有所拖累,不进行财务并表更有利于进行后续的战略协同。而更多声音认为,神州优车是在等待宝沃的资产下调,因为一旦达到神州优车总资产的50%红线,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轴心圈层再造瑞幸咖啡

神州优车的快速上市并非个例,在神州系的另类业务瑞幸咖啡身上,快速融资、做大的轮回戏码上演了升级版。从2017年底创立到上市,瑞幸咖啡用了更短时间刷新了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的记录。

5月17日,瑞幸咖啡上市当天开盘暴涨47%,收盘上涨19.88%。按发行价计算,其市值达到42亿美元,成为2019年以来最大的中国企业在美IPO交易。

不过,两个交易日过后,瑞幸咖啡便跌下神坛,跌破发行价。

瑞幸咖啡希望通过对标星巴克的方式获得美股资本市场的认可,但就目前来看,美国市场的投资者似乎还没表现出预期的热情。

瑞幸咖啡走到今天,资本层面的助推和陆正耀本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虽然老将钱治亚作为CEO一直站在瑞幸咖啡的台前,外界对其的评价是“善于规划,执行力强,特别能打”。但抽丝剥茧之后我们就会看到,瑞幸咖啡的实际掌控者还是陆正耀。

2018年下半年,某家投资机构投资人曾对《深网》发出过感慨,“想投瑞幸咖啡,但根本进不了那个局。”现在回过头看,瑞幸咖啡从诞生到上市,一直都是以陆正耀为轴心,几家亲近投资机构攒局。外人想加入,基本没有可能。

招股书显示,瑞幸咖啡前五大股东情况分别为:陆正耀家族信托持股30.53%;钱治亚家族信托持股19.68%、Mayer Investments Funds持股12.4%;大钲资本持股11.9%;愉悦资本持股6.75%。

其中,Sunying Wong是Mayer Investments Funds控制人,也是陆正耀的姐姐,是陆正耀的一致行动人,二人合计拥有瑞幸咖啡42.93%的股权。但瑞幸咖啡的招股书中没有披露Sunying Wong与陆正耀的关系。

另外几位股东中,和刘二海是陆正耀的长期资本支持者,三人也被外界称为神州系“铁三角”。 

其中,黎辉的大钲资本是仅次于陆正耀、钱治亚的第三大股东。2016年,离开华平创立大钲资本的黎辉也将第一笔投资投给了瑞幸咖啡。

至于钱治亚,则是陆正耀的“得意门生”和意愿的坚决执行者。2017年瑞幸咖啡诞生后,钱治亚辞去职位专心投入到瑞幸的运营中,陆正耀对瑞幸咖啡的支持更是显得不遗余力。

因为营商环境和企业综合运营成本的优势,瑞幸咖啡于去年6月将全国总部正式落户在厦门的房波特曼大厦。“厦门是我们的福地。”陆正耀曾如此说到。

除了厦门总部,瑞幸咖啡还向神州优车位于北京的总部租用了办公室。招股书显示,2018年和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三个月内,租金为320万元人民币(50万美元)和100万元人民币(10万美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和2019年3月31日,欠神州优车的金额为100万元人民币(10万美元)和100万元人民币(10万美元)。

除此之外,瑞幸咖啡还从陆正耀的关联公司北京氢动益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QWOM,简称“氢互动”)获得了广告服务。2018年和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的三个月内,氢互动的广告服务费为4290万元人民币(640万美元)和760万元人民币(110万美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和2019年3月31日,应付氢互动广告服务费金额分别为2320万元人民币(350万美元)和700万元人民币(100万美元)。

氢互动是一家网络传播公司。2015年,陆正耀成为氢互动的重量级战略投资者,并出现在2016年春节的年会上。神州专车曾针对黑车的“Beat U”,以及Uber退出中国时的“LoveU”两起营销案例均出自氢互动之手。氢互动首席创意官杨飞,曾在2015年出任神州专车CMO;2017年11月,杨飞以联合创始人身份同时担任瑞幸咖啡CMO,负责市场营销和用户运营增长工作。

除了人员配备上,瑞幸咖啡的启动资金也来自于内部。

招股书显示,2017年钱治亚、途虎养车创始人陈敏分别向瑞幸咖啡提供了5000万、1000万元无息贷款。上述贷款此后均已结清。其中,陈敏自招股书发表之日起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途虎养车是刘二海在成立愉悦资本后投资的第一个项目。陈敏曾在采访中对神州租车给出高度评价,称正是因为陆正耀,UAA才迅速转变业务形态,经过艰苦的坚持成为了现在的神州租车。

筹集资金,为上市做准备

瑞幸咖啡的成长过程似乎是中国互联网公司自我催肥的极端版本:为获取用户和市场大量补贴导致亏损,通过融资填补资金窟窿,占领市场提升估值,最后去二级资本市场寻求新的资金。

而不同阶段的投资人则在融资的历史中逐步完成退出或交接。

除了来自钱治亚、陈敏之外,瑞幸咖啡还从陆正耀旗下的几家关联公司和外部完成了多起贷款,用以支持公司的运营。

2017年,瑞幸咖啡从Haode Investment Inc.和Primus Investments Fund 处分别获得180万元人民币和9290万元人民币贷款。两家公司均为陆正耀下属的公司。上述两笔贷款均无利息,期限一年,瑞幸咖啡在2018年将这两笔贷款还清。2018年,Haode Investment Inc.又向瑞幸咖啡提供了1.476亿无息贷款。

同年,瑞幸咖啡还从股东Star Grove Global Limited获得2.275亿元贷款,2018年已结清。

2018年瑞幸咖啡势头最为凶猛。2018年1月1日,瑞幸咖啡于北京、上海两地刚刚开试运营;5月8日正式营业时就已在全国13个城市完成525家门店的布局;8月,门店数量翻倍超过1100家;12月底,门店数量直逼20173家,覆盖北上广深等全国22座城市。门店数量快速攀升,意味着瑞幸咖啡需要大量资金,于是在这一年中集中从外部贷款。

招股书显示,2018年5月,瑞幸与光大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为期12个月的特定咖啡机租赁协议,总额3.5亿元人民币,贷款年利率为5.22%。为此,瑞幸咖啡向光大金融提供了公司担保,陆正耀抵押了3530万股神州优车股份。

2018年5月,瑞幸咖啡从西藏信托(TTCO)获得至少3亿元人民币(4470万美元)的两年期贷款,利率是每年8%。为此,陆正耀和钱治亚提供个人担保,并将瑞幸咖啡旗下的外商独资公司48%股权作为抵押。截至2019年3月31日,定期贷款未偿还总额为2.998亿元人民币(合4470万美元)。

2019年3月21日,瑞幸咖啡从浦发银行(SPD)获得6000万元人民币(890美元)的定期循环贷款。该笔贷款由全资子公司北京瑞幸咖啡、天津瑞幸咖啡,以及陆正耀、钱治亚提供担保。

2019年3月,瑞幸咖啡通过抵押咖啡机等动产向中关村科技租赁有限公司贷款4500万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3月31日,根据资本租赁持有的资产账面金额为2.066亿元人民币(3080万美元),瑞幸未来在资本租赁下的最低租赁付款为1.132亿元(1690美元)。

不断寻求资金的同时,瑞幸咖啡也在从人工层面降低成本。2019年,瑞幸咖啡员工数量明显减少。当然,随着瑞幸咖啡效率提高,或许也不再需要这么多员工。

招股书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有512名全职员工和0名兼职员工;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有9240名全职员工和12667名兼职员工;截至2019年3月31日,有8485名全职员工和8160名兼职员工。全职员工减少755人,兼职员工减少4507人。

资本背书还是噱头?

瑞幸咖啡从创立之初就一直对标星巴克,比如发公开信指责星巴克涉嫌垄断,宣称2019年要在在门店和杯量全面超越星巴克,成为中国最大的连锁咖啡品牌。

如今在美国上市,显然,他们希望美国投资者能够把他们当做中国的星巴克。上市前的4月18日,瑞幸咖啡宣布完成在B轮基础上额外获得1.5亿美元的新投资,其中贝莱德(BlackRock)所管理的私募基金投资了1.25亿。

根据招股书显示,瑞幸咖啡有提到在2019年3月28日与“一家世界范围内的资产管理投资者”签订了一份优先股B系列条款,来筹集新的资本,并将有助于成功进行IPO。这份协议在4月12日签署,按照每股价格865.91美元筹资总额约为1.5亿美元。

在此处,招股书中并没有写明“BlackRock”。资料显示,贝莱德是美国最大的资管公司,管理6万亿美元资产,是“华尔街的领头羊”。同时它也是贝莱德是星巴克的最大主动投资人,透过多家子基金合共持有星巴克8180万股,占比6.60%,为最大主动投资者及第二大基金管理公司股东。

但实际上,贝莱德是通过旗下BlackRock Equity Index和BlackRock  Russell 1000 Index Fund两支指数基金投资的。

而在瑞幸咖啡的招股书中,认购该公司股权的则为贝莱德旗下的私募基金BlackRock Private Opportunities Fund、BlackRock MD Private Oppotunitise Fund、BlackRock Inverwood Rrivate Opportunites Fund、BlackRock MSV Private Opportunities Foud。


也就是说,投资星巴克和瑞幸咖啡的是由贝莱德旗下不同的基金完成。

商业与文明

尽管瑞幸咖啡已经上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家公司已经安全着陆。虽然发展快速,但瑞幸咖啡依然绕不开巨大的亏损。

招股书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瑞幸咖啡总净营收为4.785亿元人民币(7130万美元),净亏损5.518亿元人民币(约8221.8万美元)。2018全年总净营收为8.407亿元人民币(1.253亿美元),净亏损16.19亿元人民币(2.413亿美元),其中市场营销费用为7.49亿人民币。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净亏损为人民币5637.1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成立至今,瑞幸咖啡总共亏掉了22.268亿元人民币。

其招股书中关于风险预警中写到,截至2019年3月31日,瑞幸咖啡在中国28个城市经营了2370家门店,累计客户超过1680万人。但是,有限的经营历史可能无法反映未来的增长或财务业绩,瑞幸咖啡可能无法维持历史增长,并指出亏损还将持续,因为需要继续补贴用户和开拓市场。

此外,2017年6月16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2019年3月31日三个月,瑞幸咖啡的经营活动净现金分别为9500万元人民币、13.107亿元人民币、6.276亿人民币。继续经营的成本可能会减少现金,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继续做支撑,瑞幸咖啡的发展前景将会受到不利影响。

同时,受到多因素的影响,瑞幸咖啡的收入也许不会以预期速度增长,可能不足以抵销开支的增加,未来也无法保证最终能够达到预期的盈利能力。

凭借成熟的资本运作手法和强悍的业务打法,陆正耀在先后把神州租车、神州优车、瑞幸咖啡送上市的同时,也收获了很多“上市型创业”的质疑。

商人逐利,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无论瑞幸成败与否,陆正耀和他的股东朋友们几乎都可以在不同阶段安全退出,但在新的商业文明中,是否能通过创新精神改变和推动一个行业,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也应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而这一点,还等待时间来告诉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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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幸的惊险突围:疯狂烧钱为什么没有烧成下一个ofo

带着诸多质疑,一直以国际巨头星巴克作为对标对象的瑞幸咖啡,终于完成了这场华丽的冒险之旅,今晚即将登陆纽交所上市,市值预计达到30亿美元左右。

中国互联网创业者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塑造 “独角兽”的机会,在咖啡这场生意中,他们看到了消费方式转变下的一个全新机会。瑞幸咖啡可以说是其中最大的“搅局者”。

从2017年10月第一家门店在银河soho落地,瑞幸咖啡就以异常迅猛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这场速成的“养成游戏”。

在IPO之前,瑞幸咖啡闪电完成三轮共计5.5亿美元融资,分别在是2018年7月、12月和2019年4月,三轮投资方主要包括愉悦资本、大钲资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中金公司、君联资本、星巴克主要投资人贝莱德等。

“2019年战略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大的连锁咖啡品牌。”今年初,瑞幸咖啡CEO钱治亚在阐述公司规划时直接放话,“瑞幸咖啡将新建超过2500家门店,总门店数超过4500家;门店数量与杯量成为中国最大的连锁咖啡品牌;为客户提供高品质、高性价比、高便利性的产品。”

瑞幸咖啡此前披露的招股书显示,截至2019年3月31日,瑞幸咖啡门店总量为2370家,其中包括2163家提取门店、109家休息门店、以及98家送餐厨房。2018年2000家门店的既定目标已经实现。

当大家还处于“寒冬”后的恢复期时,瑞幸咖啡却书写着传奇般的故事。巨亏中快步扩张,也让不少人暗暗感到某种隐忧:大规模建店,持续发放补贴,瑞幸咖啡这种模式究竟还能持续多久,它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倒下的ofo?如今,资本市场已经给出了初步的答案。

这只成立一年半便估值10亿的“独角兽”能否跑出一个新的商业故事?

亏损难掩,但并非下一个ofo

毋庸置疑的是,虽然发展快速,但瑞幸咖啡依然绕不开巨大的亏损。

招股书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瑞幸咖啡总净营收为4.785亿元人民币(7130万美元),净亏损5.518亿元人民币(约8221.8万美元)。2018全年总净营收为8.407亿元人民币(1.253亿美元),净亏损16.19亿元人民币(2.413亿美元),其中市场营销费用为7.49亿人民币。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净亏损为人民币5637.1万元人民币。成立至今共计净亏损22.268亿元人民币。

从招股书中也可看出,从创立开始,瑞幸咖啡的净亏损就整体呈上升趋势。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瑞幸咖啡完成B轮融资时,曾有相关财务数据被公布出来。数据显示,2018年前9个月,瑞幸咖啡累计销售收入3.75亿元,净亏损8.57亿元。瑞幸咖啡曾对此作出回应,称其全年亏损会远大于这个数字,但通过补贴迅速占领市场是公司的既定战略,亏损符合预期。

瑞幸咖啡联合创始人、CMO 杨飞也对补贴的方式给予内部肯定,他表示,” 用适度的补贴获取这一年的市场规模和速度是非常值得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持续补贴。” 对于盈利时间表,他表示 ” 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3-5年之后再说 “。

另外,招股书还披露,截至2019年3月底,瑞幸咖啡负债总额为10.8亿元,账上持有现金为11.58亿元。若按照2019年第一季度净亏损5.518亿元人民币来估算,瑞幸咖啡的账面资金或许只能维持两个月。如此看来,瑞幸咖啡为何如此快速上市也就说得通了。

账面资金吃紧的另一个表现是,今年4月初,瑞幸咖啡将其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等多地门店的动产,包括咖啡机、奶箱、粉仓等抵押给中关村科技租赁有限公司,从而获得了4500万元贷款。对此瑞幸咖啡表示,这是一笔常规的设备融资租赁,符合瑞幸轻资产运营的大思路。

收入上,瑞幸咖啡的主要来源是所销售现酿饮料、其他产品,分别是3.611亿元和8400万元,另还有其他营收为3340万元。

也就是说,瑞幸咖啡依然是靠销售商品获得收入,盈利模式也相对简单。若按照2019年第一季度亏损5.5亿元、营收4.785亿元来看,产品价格至少提高到现在的两倍才能达到盈亏平衡,但对于还要继续通过补贴来扩张的瑞幸咖啡来说,显然还不在其考虑范围内。

可以肯定的是,瑞幸咖啡虽然烧钱,但和ofo玩的并不是同一个套路。我们知道,ofo 烧钱是想烧成共享单车里面的滴滴,靠补贴干掉其他竞争对手占得垄断地位;而瑞幸咖啡则不同,虽然同样花费了大量资金去补贴用户,但瑞幸咖啡瞄准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星巴克们的受众,而是那些“有消费能力,但还没有消费习惯用户”这个增量市场。

从资本结构来看,瑞幸相对简单,也没有面对ofo复杂的股东利益竞争以及一票否决权的问题。

瑞幸咖啡的野望

瑞幸咖啡联合创始人郭谨一曾在采访中对《深网》表示,去年以来中国咖啡市场环境发生了非常大变化。

“一方面,进入咖啡行业的玩家越来越多,同时整个资本市场也给予咖啡行业更多关注;另一方面,消费者对于咖啡的认知和对消费体验提升的需求更加突出。”尤其在更多品牌选择和更低廉价格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消费人群将咖啡归类为日常饮品。

中国咖啡消费量的数据显示,2014-2018年中国咖啡市场消费量稳定增长。2014年咖啡消费总量为2077.14万吨,同比增长34%;2017年消费总量为3480.95万吨,同比增长29%。

在巨大的潜在市场、资本的热切关注和新零售蓬勃发展的带动下,咖啡行业的新玩家已经逐渐探寻出一条可与巨头正面较量的突围通道。虽然瑞幸咖啡曾被外界质疑为捆绑星巴克营销,但不可否认其以经典的互联网打法在中国的咖啡市场中迅速争得一块阵地。

中国城市生活中咖啡文化的方兴未艾。2016年,瑞幸咖啡CEO钱治亚看到了这块市场的空间和机会。钱治亚的前老板、神州优车董事长兼CEO陆正耀对瑞幸咖啡的支持显得不遗余力,不仅做了瑞幸的天使投资人借了一笔钱给她,还将公司新大楼空余区域租了一部分给瑞幸用于办公。

瑞幸咖啡联合创始人郭谨一曾对《深网》回忆,团队用了将近一年时间用在市场调研上,他们通过较大的国外投行做了整个咖啡链产业研究,从咖啡豆的种植、交易、烘焙,再到咖啡机的生产、咖啡店经营模式,以及后端物流配送。

通过调研他们发现,相较于英国本土咖啡品牌Costa、澳大利亚本土咖啡品牌Patricia、加拿大本土咖啡品牌Tim Hortons,中国尚且没有一个具备规模的本土咖啡品牌。“我们的第一出发点,是看中国有多少人能成为我们的目标客户。在顶层设计上,我们已经颠覆了现有传统品牌基于门店获得的方式,而是通过移动互联网品牌操作方式,包括品牌广告、代言人、朋友圈定投、微信社交裂变等方式,让消费者感知到瑞幸是一个有质感,年轻且时尚的品牌。”

上线伊始,瑞幸咖啡就推出了一系列促销活动,买二赠一、买五赠五,新客户还可首杯免费。随后又通过邀请汤唯、张震代言,大量投放广告试图抢夺用户心智。

曾对瑞幸咖啡有着长期观察的投资人对《深网》表示,虽然瑞幸在补贴上一直不惜成本大量投入,但这种补贴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2018年1月1日,瑞幸咖啡于北京、上海两地试运营;5月8日正式营业,在全国13个城市完成525家门店的布局,试营业期间销售咖啡500万杯;8月,门店数量超过1100家;9月,销售杯量达到2600万杯;12月底,门店数量达到20173家,覆盖北上广深等全国22座城市,消费客户1254万,应用端的月均DAU数值达到26.99万。

最新招股书显示,截至2019年3月31日,瑞幸咖啡门店总量为2370家,第一季度交易客户的累计数量为1687万人,现酿饮料(咖啡)月平均销售数量为1307.7万份。

此外,获客成本随着时间推移也在不断下降:截至2019年3月31日,瑞幸咖啡获客成本为16.9元,去年同期为103.5元;促销费用为6.9元,去年同期为15.8元。

对标星巴克,美国投资者会认可它吗?

瑞幸咖啡自诞生起就将星巴克作为对标的对象,钱治亚也曾明确表示瑞幸咖啡的目标是超越星巴克。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瑞幸咖啡在上市前的最后一轮1.5亿美元融资中,贝莱德所管理的私募基金投资了1.25亿美元。贝莱德的名字并不陌生,它也是星巴克的投资者。

瑞幸咖啡正在发力赶超这个国际巨头。1999年,星巴克在北京国贸中心开设了中国的第一家门店,星巴克将中国视为发展速度最快、最大的海外市场,并在中国开设了超过3400家门店。

到了2018年,星巴克面临由外部发起的重大改变。这场巨变的背景是,星巴克在中国市场出现了9年来的首次业绩下滑,在中国/亚太地区,星巴克的营运利润率已经从26.6%下降到了19%,中国区门店同店销售也同比下降了2%。

星巴克总裁兼CEO凯文·约翰逊在今年9月发给员工的一封邮件中表示,“我们必须加快与顾客相关的、能够激励我们的员工的、并且对业务有意义的创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将对公司进行一些“重大改变”,比如有选择性的关店。

反观瑞幸咖啡,截至2019年3月31日,它的门店总量已经达到2370家。

从市场份额来看,尽管星巴克、Costa在连锁咖啡市场仍居头部地位,但随着竞争对手不断涌入,咖啡市场在巨头重塑和新零售咖啡品牌推动下,正在发酵一场迅速并且凶猛的变革。

星巴克在中国市场遭遇滑铁卢的同时,也给了瑞幸咖啡等本土品牌崛起的重要机会。对于成功上市的瑞幸咖啡来说,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得到美国资本市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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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80后青春,小霸王与段永平的传奇时代

2019年,最后一批80后迈进30岁门槛,这一年,少年时代的玩伴小霸王也或将永久被封尘在他们的记忆里。

唤起童年回忆的,是一则关于小霸王Z+游戏机上海团队解散的消息。据报道,解散原因是投资方对项目进展悲观,同时经核实,小霸王Z+游戏机官方网站目前已经无法正常访问。

随后,小霸王领先科技有限公司CEO吴松对此作出回应,称只是上海办公室关闭了,项目还在,几个月后会有新消息。

实际上,距离去年Chinajoy小霸王Z+游戏机宣布进入游戏机市场已经超过一年时间,距离硬件的正式发布也超过9个月时间。据界面报道,一位小霸王上海分公司员工透露,5月10日是他们最后一天上班。由于资金紧张,此前小霸王发布的游戏硬件产品迟迟无法上市销售,投资方已经无力支撑小霸王游戏机项目的继续推进。

从最初模仿任天堂红白机,到1993年自主创新加上键盘成为20世纪90年代家喻户晓的学习机,小霸王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游戏主机、学习机产业的启蒙者,同时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它也被深深烙印在80后的青春回忆中。

32年之后,小霸王的传奇时代终于落下帷幕。除了感怀青春的逝去外,在它身上折射的是中国游戏市场的变迁。

段永平与小霸王的传奇时代

毫不夸张,小霸王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

1978年11月7日,中山市怡华集团有限公司在广东省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经营范围包括投资办实业、销售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等。

十年后,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刚刚取得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的段永平南下广东,被中山市怡华集团聘任为下属企业日华电子厂厂长一职,他决定做电子游戏机。

这就是日后声名鹊起“小霸王”的前身。

那时候,等待段永平的,是一个年度亏损达200万元的烂摊子。如今看来,段永平的加入彻底改变了这家小厂的命运,它摇身一变,变成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家喻户晓的小霸王缔造者。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后来有着“投资教父”、“隐秘富豪”之称的段永平,开始显露出他异于常人的企业家能力。

1991年,在段永平的领导下,这家小厂更名为小霸王电子工业公司,专门从事教育类电子产品的开发研究、生产和销售。那一年6月,小霸王斥巨资40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第一则广告——“拥有一台小霸王,打出一个万元户”的有奖销售活动“小霸王大赛”。通过出色的营销手段,小霸王迅速占据国内游戏机市场的第一位。

紧接着,1993年,小霸王的第一代电脑学习机研发成功,《小霸王拍手歌》的新广告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其创意成为广告界传颂的经典。1994年,小霸王第二代电脑学习机诞生。

为了打出知名度,段永平在广告营销上下足了功夫,他请来当时的功夫巨星成龙来做代言人,一句“望子成龙小霸王”的广告词火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当插入学习卡时,小霸王又变身成为一台学习机。在那个时候,只需要花费200到300元,就能模拟体验到上万元电脑的使用价格。

“打着学习的名义买,实则是玩游戏”几乎是当时所有小朋友的常态。

可以说,小霸王是段永平一手打造出来的,在他加入的5年里,这家名不见经传的电子厂从1992年的年产值1亿元迅速攀升至1995年的10亿元。

20世纪90年代,小霸王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其所推出的一系列游戏机和学习机产品风靡一时,市场份额最高时甚至达到了80%。

“超级马里奥”、“坦克大战”、“魂斗罗”、“忍者神龟”给无数80后带来了欢乐,成为他们少年时期的重要陪伴;键盘游戏机和黄色卡带,构建了起了珍贵的童年记忆。

1994年,段永平向集团公司提出对小霸王进行股份制改造,奖励有突出表现的员工。他认为,必须有更先进的激励机制,否则会失去发展的原动力。但这个提议最终被怡华集团的高层拒绝了。

1995年夏天,一手将小霸王塑造成国民游戏机的段永平携6名员工离开,在与中山市一江之隔的东莞创立了步步高。这6个人中,有后来OPPO的创始人陈明永、vivo的创始人沈炜和步步高的金志江。

小霸王的高光时刻没有持续太久。段永平的离开似乎是一种预示,小霸王在后来的几年里逐渐走向了下坡路。

2000年6月,随着文化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禁止了国内所有电子游戏产品的销售。小霸王的消费者主力开始逐渐下沉至乡镇和农村。同时,价格更低的同类竞品流入市场,小霸王已经不再是最划算的选择。

寻变与转型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吧、国外游戏主机、手游相继更迭,各类电子产品遍地开花,小霸王不再是唯一选择,它慢慢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2004年开始,看到市场需求的变化,小霸王开始谋求转型。

怡华集团把小霸王陆续拆分成4家公司,先后成立中山市小霸王教育电子有限公司、中山市小霸王数码音响有限公司、深圳市小霸王电器有限公司、中山市小霸王卫厨电器有限公司。拆分后的小霸王涉及越来越多的行业,基本上靠类似品牌加盟的形式为生。在各大家电卖场中,小霸王品牌的电饭煲、电磁炉、抽油烟机开始出现。

而对于小霸王来说,曾引以为傲的游戏机等电子产品不再被集中关注,更多的资金被投放到其他行业之中。

现如今,成立32年来,小霸王的业务早已超越学习机和游戏机的范畴,触角延伸至家用电器、电工产品、VR产品、智能机器人等领域。

2013跨年之际,小霸王与阿里集团正式开展战略合作,高调宣布将携手阿里TVOS共同推出搭载阿里TVOS的家庭游戏机, 并且将在阿里TVOS平台上进驻多款小霸王体感游戏,全面拉开电子家庭游戏机战线布局。

2014年4月,已经成为老牌游戏机的小霸王与阿里合作的游戏机终于落地,这个共同发布的体感游戏机新品G20内置乒乓对打、双人沙排、打雪仗、切水果多款游戏,另外还将推出瑜伽毯、健身车等配件产品。

2016年,小霸王和AMD达成了定制VR主机芯片的合作,成为继微软、索尼、任天堂之后成为全球第四家也是中国第一家拥有高端主机芯片的企业。这是一颗据称综合性能将超PS4处理器两倍,并为VR全面优化支持的芯片。

遗憾的是,小霸王的转型之路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其在游戏机和学习机之外的领域内没再出现一款能被大家熟知的产品。小霸王学习机和游戏机的成功被永远留在了20世纪90年代。

小霸王也曾被给予希望。去年的Chinajoy上,小霸王发布新游戏机电脑Z+,高调杀回家用游戏主机市场。这款本应于2018年8月就上市的游戏硬件设备,首发价格被定为4998元,配备了AMD定制芯片、8GB内存和128GB SSD+1TB机械键盘,仁宝电脑作为其产品的生产供应商。为了彻底贯彻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小霸王还打算推出数款独家专享游戏。

“在很多方面,小霸王的新游戏电脑,都会以更现实的模式对接市场。”吴松说。然而,还没到一年时间,它就被扼杀在摇篮中。

国产游戏主机黄粱一梦与任天堂们的崛起

小霸王的出现与风靡一时,除了满足当时人们对于游戏娱乐本身的需求之外,相对低廉的价格也能被大部分工薪阶层所接受。

然而,早在小霸王问世之前,任天堂的红白机(也称作FC)就已经成为不少青少年的梦想。但是,高昂的价格让人望而却步,在知识产权还很薄弱的当时,小霸王成功成为了红白机的替代者,甚至成为中国游戏主机市场的绝对领导者。

事实上,纵观游戏主机的发展,中国起步并不算晚,但因为种种原因,国产游戏主机始终未能再早从前的辉煌。

20世纪90年代,除了风靡游戏界的小霸王,智力宝游戏机、代代星Timetop、One Station(OS)等国产游戏机也占据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直到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提出,为了防止青少年沉迷游戏,停止一切关于游戏机的生产、销售、经营活动。从此,小霸王游戏机的辉煌时代走向没落。

同时,随着页游和手游的崛起,国产游戏主机陷入窘境并逐渐掉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变得越来越严峻。

《2018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2144.4亿元,同比增长5.3%,其中,移动游戏实际收入1339.6亿元,同比份额继续增加。其中,移动游戏的占比高达62.5%,客户端游戏和网页游戏同比份额继续减少,分别为28.9%和5.9%。

而家庭游戏机游戏(即主机游戏)市场份额占比仅为0.5%,单机游戏为0.1%。

2014年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那一年,上海自贸区成立允许内外资企业研发、生产、销售内容健康的游戏游艺设备,长达15年之久的游戏机禁令正式终止。任天堂、索尼等国外游戏主机厂商们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有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6.26亿人,同比增长7.3%,中国游戏市场收入占全球游戏市场比例已达到23.6%。但真正留给中国游戏主机厂商的机会并不多。

截至2018年底,索尼PS4的销量遥遥领先,售出1250万台,市场占有率47.4%;任天堂switch紧随其后,销量956万台,市场占有率大道36.2%;微软xbox one销量435万台,市场占有率达到16.5%。

国际游戏机品牌真正入华,也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刺激了国产游戏机软硬件的再次开发。华为、联想、小米等企业轮番进场,包括完美世界《无冬OL》、蜗牛数码的《九阳神功》等在内的一些国产主机游戏也接连立项。但受制于硬件研发、软件内容、成本、版权等门槛,国产游戏主机始终没能再创辉煌。

2016年,蓝港互动创始人兼CEO王峰创办的斧子科技发布了一款名为战斧F1的游戏主机。令不少的玩家看到了国产游戏机崛起的希望。然而,战斧F1在发售的一个月之内,在电商平台上的销量连三位数都没有突破,这款游戏主机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停止了运营。

小霸王汇聚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随着小霸王的告别,旧一代国产游戏机品牌真正落幕。新的时代里,在欧美、日本游戏巨头环肆的背景下,国产游戏主机再难以占据市场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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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蛰伏、Uber和Lyft抢上市 全球出行市场大变局

2008年冬天,卡兰尼克与他过去的创业伙伴并肩站在巴黎街头的寒夜中。在这之前,他们刚刚参加完一场LeWeb大会活动,前来接他们的出租车却迟迟不见踪影。

通过手机叫车的想法浮现在卡兰尼克脑海,接下来他们将这个想法付诸现实,回到旧金山便注册了UberCab.com的域名。2012年,一项全新的智能叫车服务在纽约开始了测试。也是在这里,Uber服务正式上线。

接下来几年,Uber的勃勃野心在全球市场的不断开拓中逐一显露——成立5年就扩张至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50个城市。

2015年在中国市场与滴滴激战正酣时,卡兰尼克甚至有75天是在这里度过的,但他还是觉得还是不够多。

过去十多年时间里,跨国互联网在中国市场难以取得成功如同“定律”般的存在,Uber也未能幸免,过度迷信和复制公司的原有模式成为通病。

在经历过中国、东南亚和俄罗斯及其他几个东欧国家的相继退败和负面新闻后,Uber终于要实现它的上市之梦,这个网约车市场的“老大哥”或将于本周提交招股书。

很多人没能预料到,虽然Uber市场覆盖面和体量远超另一家Lyft,但在上市追溯赛中却还是被后者抢先一步。

上周五,Lyft率先在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2017年科技新贵公司Snap上市以来最大美国科技公司IPO。

这个由两位年轻人洛根•格林(Logan Green)和约翰•齐默(John Zimmer)在2013年夏天推出的项目,经过7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互联网出行企业。

Lyft上市开盘价为87.24美元,比起发行价高出21%,最终发行了3250万股股票,这一数字超过了其在监管文件中的3100万股目标。不过,在上市后第二个交易日,Lyft就一路下跌,跌破了发行价。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尽管Lyft向前迈进很大一步,但无法保证实现盈利,想要赢得投资者的足够信心,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从更广泛的纬度来看,在Uber上市被Lyft抢滩并且逐渐收缩业务城市,滴滴联合海外网约车公司挖角Uber重点市场的背景下,全球出行市场也在悄然酝酿一场新的变化。

市场份额与利润的双向抉择

对于科技行业的投资者来说,估值和盈利能永远是“万能钥匙”。但Lyft看起来似乎还不同时具备这两点。

Lyft在IPO招股说明书中透露,2018年营收达到22亿美元,亏损 9亿美元。过去两年,Lyft2016年营收3.43亿美元,亏损6.83亿美元;2017年营收10.59亿美元,亏损6.88亿美元。收入实现大幅增长的同时,亏损也在增加。

不论是中国的滴滴,还是美国的Lyft,这些在全球市场布局的出行企业无疑面临着同样的抉择,即在市场占有率和盈利方面该如何选择。

同滴滴等国内出行公司一样,Lyft和Uber这两大巨头过去在价格方面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几乎每个城市都会为乘客打折或是给司机发放奖金。比如在2018年,Lyft在营销和激励司机与乘客方面就花掉了13亿美元,相当于平均每单补贴超过2美元——显然,无论在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补贴都是一个获客的好办法。

对于如何平衡盈利与市场份额之间的关系,Lyft创始人格林在接受媒体提问时给出的回答并不明确。

格林说,“我们的首要任务一直是提供最好的客户体验,并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我们把运输当作一种服务来追求。我们要取代的是拥有私家车的模式。”他强调,Lyft专注于为客户创造价值,不会设定市场份额目标。

而当被问及盈利预期时,Lyft总裁齐默说,“我们不能谈论未来,但我们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已经为实现长期股东价值做好了准备。”

关于Uber和Lyft等无盈利独角兽面临考验的现状,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在接受CNBC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投资者希望能在5年后得到10%的投资回报,但这些公司根本卖不出这些利润。”

Lyft奋力追赶与Uber节节败退

作为同样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出行公司,Lyft一直在奋力追赶“老大哥”Uber。

与中国出行市场类似,在全球出行市场复杂格局面前,美国市场也相对稳定,基本已经被Uber和Lyft两家公司所垄断。数据显示,这两家公司共同分享着美国超过1.2万亿美元的出行市场,市场占比总和近98%。

晚出生三年的Lyft不仅先于Uber进行了IPO,其市场份额也在发力追赶后者,这从几年来的市场份额变化可以明显看到:2015年时,Lyft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仅为7.7%,Uber则以92.3%占据绝对优势。不过,Lyft联合创始人齐默最近表示,Lyft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已经上升到40%。

一组来自分析机构Second Measure的数据也证实了Lyft的快速增长:截至去年10月, Uber占到69.3%,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而Lyft则占到28.4%,相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剩下的2.4%由Juno、Gett和Via几个小玩家瓜分。虽然几组数据略有出入,但仍可以看到Lyft的后起力量。

另外,在营收增速上,从2017年10月到2018年10月期间,Lyft营收的增长幅度为32%,是Uber同期营收增长幅度的两倍。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Lyft正在蚕食Uber丢掉的市场份额

相比于中国网约车公司杀入海外市场的热闹景象,原本在海外尤其是美国市场独当一面的Uber在过去一段时间却在收缩自己的业务范围。这个美国网约车市场颠覆者的日子并不好过,同时也给了Lyft赶超的绝佳机会。

早从Uber诞生开始,它就以极强的侵略性在全球多个城市制造“麻烦”,在美国、欧洲和亚洲与出租车公司、法院、政府、行业监管部门的摩擦司空见惯,关停、罚款、搜查也经常发生在它200多个城市分公司中。

2017年问题集中爆发,Uber遭遇其创办以来最难熬的一年。

2017年2月,曾在Uber工作的女工程师苏珊•福勒(Susan Fowler)发表博文,曝光Uber性骚扰和性别不平等现象。为此,Uber付出了总计190万美元的赔偿,56名提出索赔的现任和前任员工人均获赔超过3万美元。

员工遭性骚扰的事件还没结束,Uber 又惹上一桩专利侵权官司。谷歌母公司Alphabet 旗下的自动驾驶汽车公司 Waymo指控 Uber 收购的自动驾驶公司 Otto 窃取了大量与 Waymo 自动驾驶研发相关的商业机密,包括谷歌自动驾驶计划的技术信息;

11月,Uber承认了隐瞒被黑客入侵并盗取5700万用户资料的事实,更糟糕的是,它还向黑客支付了10万美元换取这些数据的安全,并且选择将此事隐瞒下来。

在这样的局面下,Uber从一家颠覆传统行业的创新公司,变成了保护隐私数据不力、同时在处理客户、投资者和公众知情权方面非常糟糕的负面典型。

这些负面事件直接导致高层动荡,卡兰尼克甚至遭遇离职风波,Uber管理层也一度陷入真空状态,这个共享经济的鼻祖风雨飘摇。

公司层面的风波与动荡直接传导到业务上。自2017 年以来,Uber在北美市场份额接连失守。 Second Measure数据显示,Uber美国市场份额已从2017年初的84%下降到5月底的77%。

除了北美市场份额的缩减,Uber也不得不摆脱掉部分地区业务对其自身发展的束缚。

2017年9月,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Uber,接任卡兰尼克的新CEO达拉·科斯罗萨西做出了“瘦身”的重要决定,第一个被砍掉的便是一直亏损的租车业务。

除了“瘦身”计划中,Uber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在那之前两个月,Uber临时组成的14人委员还决定将其与俄罗斯本地占据主导优势的打车服务公司Yandexc.Taxi建立合资公司,合并各自在俄罗斯和五个东欧国家的专车业务,由现任Yandex.Taxi CEO领导。Uber试图将这部分海外业务转手递交出去。

这样的戏码在Uber身上并不算陌生,早前,Uber就因为无法继续承担中国市场的巨大亏损,在2016年8月将中国优步卖给了滴滴。那时,Uber已经进入中国60多个城市。

Uber与Yandex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Uber选择退出俄罗斯市场,而退出中、俄两大市场的Uber已然丧失了欧亚大陆超过一半的领土。

三年之后,同样的戏码再次上演。滴滴的被投公司,来自东南亚的打车软件Grab在去年3月收购了Uber东南亚全部资产,包括打车和外卖业务。

至此,曾在全球拥有中国、美国、东南亚和印度四个主战场的Uber,如今只剩美国这块自留地,同时还要面对印度本土出行公司Ola。

从数据上来看,在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出行市场印度,Ola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5%,Uber份额为35%。就在去年3月,Uber还被传出其正在考虑将印度市场的业务于Ola合并。

争抢全球出行市场蛋糕

就在Uber节节退败、聚焦于西方市场的时候,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看准机会接连发起向全球市场的进攻。

这其中也透露着一个重要讯息,即在中国市场收缩的情况下,玩家们若想寻求更稳定和长远的发展,必须要寻找新的增长点和新的场景。

这是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各个运营城市取得网约车牌照成为几家的网约车公司的工作重点。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网约车受到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京籍京牌、沪籍沪牌的约束让市场玩家如履薄冰。

中国网约车市场进军海外的梯队中,滴滴无疑是吹响前哨的那一个。然而,由于过去几年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蒙眼狂奔,滴滴更加重视业务扩张和业绩增长,导致企业价值观发生偏离,引发了严重的安全风险失控。如今的滴滴已经放缓脚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安全中。

尽管滴滴在过去一年受到接连两起来自顺风车业务恶性事件影响,但总的来说,中国网约车市场格局基本已定。相比较而言,海外市场还存在巨大机会与挖掘潜力。

滴滴是本土企业中在国际化上发力最不手软的公司之一。即便面对过去一年里受到安全恶性事件和去年高达109亿亏损的困扰,其国际化业务仍然作为核心重点被保留了下来。

今年2月,滴滴主动通过裁员方式度过“寒冬”。腾讯《深网》获悉,当时顺风车部门裁员比例达20%,以外卖业务为主的孵化新业务部门R-lab裁员比例为50%。据滴滴内部人士对腾讯《深网》称,除安全产品技术,线下司机运营外,国际化同样是今年投入重点。

目前在人员配备上,滴滴已经调动了多名原中国高层主管前往智利、秘鲁等市场,用以加快滴滴在这些市场的上的扩张。滴滴还发布了招聘公告,在智利、秘鲁以及哥伦比亚招聘司机运营、危机管理、营销以及业务扩展人员。不过据了解,在这些区域,滴滴目前还处于规划与招募阶段,正在衡量推出本地服务的时间。

如果向前追溯,收购中国优步是滴滴发力海外市场的重要节点——这很好理解,在搞定当时中国头号竞争对手之后,滴滴显然有更多的精力在全球市场中扩展势力范围。

从滴滴过去几年围绕海外市场的重要举动,可以探寻全球出行市场变化中的蛛丝马迹:

·2015 年9月,滴滴与Lyft达成了战略合作,并向Lyft 投资了1亿美元。

·2015年9月,滴滴投资印度打车服务商Ola。

·2016年4月,滴滴宣布推出跨国合作服务,与Lyft 完成一期产品打通,正式出海。

·2017年7月,滴滴投资东南亚打车服务公司Grab。

·2017年11月,滴滴停止其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加州、纽约等多个城市下线服务,鼓励用户下载使用合作伙伴Lyft。

·2018年1月,滴滴收购巴西最大的本土出行公司99。99已进入巴西400多个城市,拥有30多万名司机,以及1400万用户。

·2018年4月,滴滴在墨西哥城附近的托卢卡首先上线。

·2018年5月,进入澳大利亚吉朗进行试运营。

·2018年6月,滴滴在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推出快车服务。

·2018年7月,滴滴与软银成立合资公司,在日本为本地居民和游客提供出租车打车服务和智能交通解决方案。

·2018年8月在墨西哥州第三大城市和工商业中心蒙特雷正式开始服务,同时启动筹备在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的开城工作。

·2018年9月,滴滴日本在大阪宣布在当地上线出租车叫车服务。

可见,拉美、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已经成为滴滴的海外布局重点。但相对中国出行市场的稳定局面,滴滴在全球竞争环境或许更加复杂。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滴滴进入的墨西哥和巴西是Uber的“后院”,也是其最重要的海外市场。数据显示,Uber在墨西哥占有87%的市场份额,而墨西哥城是Uber继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在全球的第三大市场。滴滴面对的竞争复杂程度可见一斑。

在未来的某一天,海外市场也会成为中国网约车市场玩家们的必争之地,但在这之前,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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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披露网约车合规进展:已在全国124城获网约车平台证

3月21日,滴滴出行公布“安全攻坚200天”阶段进展。去年两起顺风车事件后,滴滴将安全作为核心考核指标,至今已持续200天。

此次公布的阶段进展,涉及安全管理、推进合规、产品安全功能、处置流程、警企合作、倾听外部意见、安全教育等7方面,超过30项安全相关措施。

滴滴表示,安全攻坚200天以来,滴滴深刻认识到出行行业面临的安全挑战和责任。感谢广大司机、乘客和社会各界的批评、建议和监督,感谢主管部门的监管和指导,平台自查自纠、切实解决,密集推出了一系列安全保障措施。我们深知,这些还远远不够,未来滴滴将持续把安全刻在心里,积极承担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尽最大努力,在每一个细微之处守护平台上的每一位乘客和司机。

滴滴首席执行官程维任滴滴安委会主任,总裁柳青任副主任。安委会作为滴滴安全管理最高管理机构,多次组织管理团队走出去“开天眼”,实地学习航空、铁路、电力、交通、电池制造等先进企业在安全生产、管理上成熟经验,定期邀请交通领域安全主管部门、国内外安全管理专家走进滴滴,深入指导和培训。

滴滴开展全员安全培训,学习《安全生产法》,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并全员(100%的员工)签署安全生产责任承诺书,开展“无影灯”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行动,力争最大限度梳理发现并全面整改各类安全隐患。

积极推进合规 124城市获证

合规方面,尽管面临巨大挑战,但滴滴称,会严格按照交通主管部门要求,鼓励、引导司机办理人证车证,加快办理平台证,全面落实合规工作。

严守准入机制,清理人车不符,持续开展犯罪记录筛查。司机每天首次出车前,夜间出差前,及接单间隙会随机抽查人脸识别,司机通过后才能继续接单。

截至2019年3月,滴滴已在124个城市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证。

迭代15个版本 上线十多项安全功能和措施

目前已对产品迭代15个版本,并升级上线十多项安全功能。包括行程中录音录像,一键报警,紧急联系人,未成年人乘车提醒、夜间乘客乘车,选择路线等多项安全功能和措施。

2018年8月27日零时,滴滴下线顺风车业务,重新评估业务模式及产品逻辑。目前,滴滴依然正在全力进行安全整改,在未完成隐患整改前,无限期下线顺风车。

2018年9月4日起,滴滴APP客户端“紧急求助”升级为 “一键报警”并上线“安全中心”快速入口。目前“一键报警”已经覆盖乘客、司机端App,司乘使用后,会自动发送信息给紧急联系人。

2018年9月8日起,在加密保存数据、保障司乘隐私的前提下,在快车、优享、专车等试运营全程录音功能;2018年10月27日起,开始小范围试行短信报警,目前,短信报警和录音功能分别覆盖227个城市和90%以上订单。

2019年3月滴滴最新上线“选择路线”功能,将乘车路线选择权交还乘客。此外,在夜间20点至次日6点,试运行“异常停留”和“路线偏移”提醒,在行程中为司乘提供更多安全提醒。

加强安全教育 提升司乘安全意识

滴滴表示,虽然无法100%杜绝违法犯罪和交通事故的发生,但滴滴正全力以赴,提升安全保障水平,同时加强司机和乘客的安全教育,提升公众安全意识。

安全攻坚战以来,滴滴升级司机安全培训计划,定期设计安全知识考试,覆盖所有上线的司机,未通过的司机无法出车接单。与此同时,发布乘客安全须知,通过线上多渠道积极对乘客宣传出行安全知识。截至目前,已有1.38亿用户添加紧急联系人。

加强警企合作 提升客服应答效率 警方调证不超10分钟

安全处置流程、客服响应速度在200日安全攻坚中亦得到优化。2018年9月,滴滴宣布扩大自建客服队伍,优先招募党员客服,持续建设安全高级客服团队。

在深化警企合作方面,滴滴2018年9月底成立“对接警方调证工作组”,7X24小时待命,在提供警官证等有效证明材料情况下,客服专项对接工作组调证最长不超过10分钟。

滴滴也与广东公安厅进行深度联动,乘客可快速使用广东公安提供的“视频报警”与“自助报警”与当地警方直接联系。

倾听学习外部建议 共建安全出行

为更广泛听取用户意见,提升产品体验,滴滴推出多项社会共建举措,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批评和建议。

滴滴邀请交通、安全、经济、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召开20余场意见征求会,建立安全监督顾问委员会,在安全风险防范和安全事件处置等方面为滴滴破题指导。

目前滴滴已在全国70个城市举办线下司机、乘客意见征求会,持续向社会征集意见,截止2019年3月,共收到163838条意见和建议,并陆续进行公开回复。

2018年11月3日,滴滴推出“公众评议会”。针对平台面临的难题和挑战,长期征求意见和建议。截止2019年3月,五期评议会共有超过320万人次参与投票。

“公众评议会”持续向社会各界开放讨论,话题包括司机是否有权拒载独自乘车的醉酒乘客、网约车内是乘客的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环境、司机或乘客在车里捡到物品后送还,失主需要支付费用吗、乘坐网约车需要实名认证吗、未成年人能否独乘网约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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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天才张亚勤的百度流浪之旅

从2014年到2019,张亚勤身为总裁跟随百度度过了多次转型和艰难时刻,却在百度即将步入正轨的时候,意外选择了退休离开。

先后经历了陆奇时代和马东敏的回归,张亚勤一直是百度的重要人物,但又非最关键的那个。从移动互联网到人工智能,百度业务重心和组织架构数次大调整,张亚勤也辗转负责公关、国际化、智能云等多项事务。

更多时候,张亚勤在百度内外夹缝中扮演着发言人和护航者的角色。

人才辈出的互联网行业里,张亚勤绝对算得上金字塔尖上的那个。

12岁成为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大学生,23岁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31岁成为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54岁任百度总裁负责多项核心业务。

作为一名科学家,张亚勤拥有60多项专利,并发表了500多篇学术论文和专著;作为一名企业管理者,张亚勤在相继任职微软和百度时,分别帮助两家公司在关键时期做出了变革。

就在昨天,百度宣布张亚勤将于6个月后退休,不再担任百度总裁的职务。

张亚勤随后在微信朋友圈对自己的变动作出回应,“现在的百度,从团队到业务都在最好的势头上。……百度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刻,AI业务进入了发展黄金期。”

毋庸置疑,张亚勤过去在百度任职的5年,也是百度转型的关键节点。

李彦宏在内部信里表示:“在他的带领下,百度在智能云和AI to B业务的整合及商业化加速、Apollo生态的建设及产业合作、基础技术体系的夯实与建设、芯片和量子计算等前瞻技术的布局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同时,在吸引和锻炼人才方面,张亚勤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公司留下了丰厚的人才储备。”

在百度之后,张亚勤说要开启人生的3.0,将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教学、科研、中美澳学术交流,联合国慈善项目,以及与家人更多的陪伴。

少年神童

1966年,张亚勤出生于山西太原的一个教师家庭,幼年时就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天赋。

1977年,十二岁的张亚勤跳级到初三。一年后,13岁的宁铂考上中国科技大学1978级少年班的故事被登上了《光明日报》,成为那个时代的“第一神童”。

看完宁铂的故事,少年张亚勤激动了整整一天,一晚上没能睡着觉。那时,小小年纪的张亚勤已经显现出异于同龄人的思考,“我要上大学,我要考中国科技大学”。

考入中科大的过程,也显现出少年张亚勤对某项决策执行的执着信念。

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应届生才能参加高考。身为中学老师的母亲找到学校校长,想让他直接上高二——这是唯一能让他符合高考条件的办法。校长说:“亚勤很聪明,我也很乐意帮忙,但是他必须先考上高二的尖子班,那个班上师资力量强,才有上大学的机会。”

短短一个月内,张亚勤以惊人的学习速度完成了高中两年课程,并考入高二尖子班,拿到了高考的准入证。

在首次高考与中科大失之交臂后,中科大首创少年班为他提供了另一个渠道,这是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随后,张亚勤终于成为那届中科大少年班年纪最小的一个,同时也是那届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满分获得者。

当时,这个消息轰动了整个太原。多年过去,当外界谈起张亚勤时总会想起这个天才少年的成长故事。

校方提起知名校友也必有张亚勤,当时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院长,张亚勤被视为中科大教育成功的标杆人物。少年班学院的二楼陈列着当年的照片,除了合影,张亚勤的名字作为校友代表,非常醒目。

此后,张亚勤一直在为自己的科学理想奋斗着。

23岁时,张亚勤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 31岁成为IEEE(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最年轻的院士,并成为这个协会成立100年以来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

那时的张亚勤,已经拥有60项美国专利,担任全球20所大学的客座或名誉教授。

张亚勤后来曾回忆,在中科大的八年学习生涯收获了很多:第一点是开拓了眼界,学了很多的东西;第二点是增强了自信;第三点是培养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希望为科学和理想献身。

他始终认为,中科大少年班的教育方式让他在包容的同时保持着棱角和激情,这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他也希望“生活有一点不确定性,有一点挑战,这样才有乐趣。” 

从科学家到企业管理者

在科研界闯出一片天地后,张亚勤没有就此止步。后来在微软、百度的从业经历让他成功历炼成为企业管理者。

不同于今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计算机无论是产业还是学术,在全球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对于IT厂商而言,这里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新型市场。

彼时,跨国企业纷纷入场,微软便是其中之一。1992年,微软在中关村设立了办公室,负责的主要任务是以市场、销售和售后技术支持为主;3年后,微软中国技术中心成立,从微软输入法的本地化逐渐扩展到Windows和Office本地化。

直到1997年底,比尔盖茨在刚刚完成的亚洲之行航班上,决定投资8000万美元在中国成立微软研究院,李开复任院长,张亚勤任副院长兼首席科学家。随后,张亚勤开始独立执掌微软中国研究院。

对于张亚勤来说,在加入微软的前五年更像是在完成一个科学家的工作,把全部精力放在技术研发上。而在随后的10年里,张亚勤的角色变得多重化,他不再仅仅是一位科研者和科学家,企业管理者成为他的新身份。

随后的10年,张亚勤帮助微软组建了新的研发组织;回国后成立了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构建一个涵盖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开发和产业合作立足本地的完整研发体系;主导投资建设了中关村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总部大楼和上海紫竹园区。

除了组织架构之外,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浪潮,张亚勤从2010年起在微软内部启动了云计算,并一直积极呼吁中国建立自己的云计算大数据发展战略。

直到后来加入百度时,张亚勤也在不遗余力的推行云计算即大势所趋的理念。

在微软的这16年,张亚勤像是一块磁石,持续吸纳了本地和海外的行业精英,培养了一批批人才,微软在北京中关村的研发团队俨然成为中国IT产业的黄埔军校。包括沈向洋、张宏江、林斌、张益肇、李世鹏等人全都汇集于此。

2014年9月8日,张亚勤宣布因个人原因离职,结束了这一段对他意义重大的人生旅程。

“我用了16年的时间,完成了加入微软时对公司的承诺,现在是听从心声、听从新的‘使命召唤’的时候。”张亚勤在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夹缝中的护航者

2014年9月3日,在百度世界大会上,张亚勤出现在现场,并和李彦宏等百度高管坐在一起,引起外界猜测。7天后,百度对外宣布,张亚勤加盟百度担任总裁。

彼时,百度在中国互联网仍是头部公司,但企业也面临外部环境的变化——移动互联网大潮来袭,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创业新秀层出不穷,百度需要找到在搜索以外的长板增加壁垒。

张亚勤加入后,也卷入到百度的持续转型中。

张亚勤之于百度的意义,从百度过往频繁几次的架构调整权限变化中可以看出端倪。

2015年2月,百度业务经历了一次大幅调整,当时的业务群组和事业部整合为三大事业群组:移动服务事业群组、新兴业务事业群组、搜索业务群组。

由张亚勤负责的新兴业务群组担任着百度“开疆辟土”的任务,该群组由新业务群组、用户消费业务群组和国际化事业部合并而来。

2015年底,百度进行了又一次架构调整,这次调整中,除了新增金融事业群和成立百度搜索公司外,百度大市场、公关及政府关系团队向张亚勤汇报。

同时,李彦宏还表示将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互联网金融、无人车、人工智能等创新业务上。

对于当时的百度来说,人工智能和无人车还是投入阶段,是百度重要的“新大陆”。

2016年9月,继在同年4月成立百度搜索公司后,百度迎来了那一年的第二次调整。首席科学家吴恩达统领人工智能研究团队,王劲统领自动驾驶事业部,专注于无人车技术的发展。

随着张亚勤将公关市场业务转手王路,构成百度互联网业务以及未来百度大脑业务基础设施的多个部门,都转向张亚勤汇报。

2017年1月,在经历了魏则西事件和血友病贴吧事件后,百度迎来了“救火队长”陆奇。百度各业务群组和负责人都要向陆奇汇报,百度正式进入职业经理人负责公司具体业务和日常运营的阶段。

至此,各体系业务负责人除了陆奇与张亚勤,全都是来自传统业务的百度老将:副总裁王海峰、高级副总裁朱光、高级副总裁向海龙。

在百度的这段时间,陆奇为百度确立了“主航道”和“护城河”转型策略,主航道(Feed流和AI)代表百度的未来;而后者护城河是指能够让主航道业务航行更稳健的业务,是百度的现在。

2018年5月,陆奇离职,张亚勤、向海龙、王海峰、朱光等人重新向李彦宏汇报。

2018年12月,在全面to B的背景下,百度再次进行了技术体系架构大整合,智能云事业部升级为智能云事业群组,同时承载人工智能 to B 业务和云业务,由尹世明负责,向张亚勤汇报。张亚勤继续负责新兴业务群组和智能驾驶业务群组。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张亚勤在百度任职的近五年时间,负责了多个业务群组,包括技术体系、自动驾驶、云计算、5G、量子计算、芯片,还包括百度国际化发展、金融和教育业务的探索。

当然,要打破百度各部门之间的隔离推进新兴业务,张亚勤也面临不小的阻力。

一位百度内部人士士对腾讯《深网》表示,张亚勤在过去几年对百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2017年左右百度在转折期的关键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张亚勤为百度提出了“ABC”概念,即AI(人工智能)、Big Data(大数据)和Cloud Computing(云计算)三位一体,孤立的都没有价值,只有三位一体才能实现真正的AI。他认为,未来五年,这三大业务领域都有可能诞生超过百亿规模的新业务。

在去年举办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张亚勤在接受腾讯《深网》专访时曾明确阐述过他对“云”的理解:“云已经到了新的阶段”。

张亚勤说,云的1.0时代,云是基础技术,是一种路网设施,是把计算、存储、网络变得像水电煤一样,变成一种服务;2.0时代,更重要的是云之上的,数字的服务,人工智能的能力,百度ABC智能云是人工智能到企业的载体。

张亚勤所主推的云业务在百度最近一次财报上首次得到了披露:2018年第四季度,百度云营收达到11亿元。

在人才引进上,张亚勤也有着自己的理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张亚勤与李彦宏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人才,尤其是培养年轻人。

“很多年轻人可能对产品的体验比我们更清楚,60后坐在办公室做产品的决定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对我来讲,我们要清楚这些局限,让一线的本身使用产品的人来做这些决定。”

如今百度在战略和业务上趋于稳定,张亚勤也选择了离开,“当我对某项工作驾轻就熟的时候,就意味着这段工作生涯即将要划上句号,我会主动寻找另一个能够让我兴奋的工作。我是个不停追逐下一个‘兴奋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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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顺风车等待上线的180天

1

这是滴滴顺风车员工李茹日常中再普通不过的一天。

早上十点多到公司,对她所负责的顺风车相关技术系统做一些历史优化和需求改进;没有需求的时候,她通常会浏览新闻填补这段空白时间。哈罗顺风车上线和美团打车即将开新城,成为李茹和部门同事最近常常讨论的话题——出于职业敏感,他们对竞争对手会格外关注;下午六点,李茹准时下班回家。

自从去年8月滴滴顺风车下线后,李茹就告别了以往频繁加班的日子。与李茹面临相同境况的,有近700人,这是滴滴顺风车部门在2018年正常运营时的总人数。

“河南郑州案件发生时,我们知道顺风车会被下线调整。只是没想到,过了将近半年,是否上线依旧不明朗。”

过去很长时间,李茹和她的同事并没有太多实质业务推进的工作,一些人还被调到国际化部门做支持。

除此之外,他们做的最多的便是等待。

他们中的乐观派认为,顺风车在滴滴内部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且在过去为公共出行带来的正面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如相关数据研究机构报道的“互联网出行发案率远低于传统出行行业”;也有悲观派认为,顺风车或许会在无限等待中被直接砍掉。

直到2月15日,这种短暂的平静被打破。

2

农历春节前关于裁员的传闻在这一天得到了滴滴官方的验证:整体裁员比例占全员15%,涉及2000人左右。

这条裁员消息,是由滴滴CEO程维亲自宣布的。

当天上午10点,滴滴员工准时通过视频直播参与了公司的月度全员会,经历了过去动荡一年的他们,对于这次会议很是期待,他们迫切地想要知道公司在2019年的计划和布署。裁员和业务大调整成为这场会议的主要关键词。

对此,产品经理孟严并没有感到太意外,这与他之前的判断相吻合。他已经暗暗察觉到,按照以往的工作状态,长达半年之久的“待命”和不确定性势必会导致人力成本的折减。

按照惯例,滴滴内部绩效考核等级从S到D共划分为五档,最高级别为S级,随后为A、B、C、D。以往,考核为D的员工会面临淘汰危险。李茹和他的同事之前就有所耳闻,今年公司的淘汰池将扩大至C、D两级员工。

果然,在长达两小时由视频直播进行的会议中,程维重点宣布公司将做好过冬准备,2019年会聚焦当前最重要的出行主业,继续加大安全和合规投入、提升效率,因此将对非主业进行“关停并转”。然后他说,对业务重组带来的岗位重叠和绩效不达标的员工进行减员。

顷刻间,直播的互动讨论区里炸开了锅。对于孟严来说,他更关注顺风车上线的消息。然而,程维在视频里并没有回复上线的具体时间表,只是说时间待定。

“那裁员呢?” 孟严在互动区敲下问题。对于类似的疑问,程维没有回答更多。

一个周末过后,孟严得到了答案。2月20日下午,他所在的部门同事相继被叫去与HR进行了沟通。孟严得知,顺风车部门裁员比例达到20%,按照目前近700人来计算,预计要裁掉近140人。

在具体的执行中,每个部门都被分配到了一些指标,除了绩效考核不过关的员工,剩下指标由部门自行确定。

孟严还听说,负责顺风车用户社区的团队将被全员裁撤,只保留个别技术做后续维护。

用员工的话来说,公司的裁员补偿和某些互联网公司相比“很仁义”了。滴滴给出的方案为补偿N+1个月,如果当周能确认则为N+2,多出这一个月的补偿是为了被裁员工找工作预留时间。这意味着,即便是按照过去标准正常被“末位淘汰”的员工,也可以拿到这部分补偿。一些员工甚至主动提出被裁。

其实在沟通之前的18日,顺风车部门的裁员名单就确定下来。如今,李茹和孟严的一些同事开始着手工作交接,这些被裁员工在认可公司补偿政策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公司境况急转直下的遗憾。

或多或少,他们对公司在几次重大危机事件中的反应并不满意,又或是认为公司在人员配置上冗余、资源管理过于粗放。

而那些被留下的员工,不知未被裁员是好事还是坏事,即便保住了工作,但公司和个人的未来发展却变成了未知数。

3

郝思佳永远也忘不了去年8月25日的那个上午,一则乐清女孩在乘坐滴滴顺风车时惨遭司机杀害的新闻让她感到震惊。

在三个月前,滴滴顺风车部门曾因为另一起乘客遇害案件,李茹所在的技术部负责下线了计划中的营销活动,弱化处理了与社交相关的页面,同时将与第三方的合作全部暂停。

这些页面和活动尚未重新上线,滴滴顺风车便遭遇了第二次“轰炸”, 负责运营相关工作的郝思佳觉得有点懵。

当时,所有舆论将矛头指向滴滴顺风车,客服的响应速度、重大问题处理流程、平台的审核成为被外界指责的焦点。甚至时任顺风车负责人黄洁莉曾对顺风车的描述“sexy”(实际语境下等同于“cool”)也被误认为是具有某种特别的引申含义。

还没缓过神,郝思佳就被紧急召回到工作岗位。

当天,她和同事与产品经理直接碰了个头,便迅速下线和停掉了顺风车的所有营销活动,同时也撤下了滴滴App中顺风车的推广弹窗。

为了改变局面和强化安全,滴滴随后做了一系列整改:

上线人脸识别、录音等功能、添加紧急联系人、行程一键分享、暂停深夜时间段叫车服务、加大自建客服团队规模、以及完全下线顺风车业务……

在过去几年带领滴滴一路高歌猛进的程维则直接在公开信中直白承认公司的错误,“好胜心盖过了初心,狂奔的发展模式早已种下隐患。内部体系提升跟不上规模扩张,就像灵魂跟不上脚步。”

去年国庆节,程维、柳青、陈汀、朱景士等管理团队穿着文化衫,跑到五彩城购物中心,拿着调查问卷记下了不少用户的意见和建议——正处于安全整改期的滴滴,急需摸索出一套可行的安全标准。

在线上,滴滴还做了一个“公众评议会”,就一些争议较大的话题面向用户征集意见,比如“司机是否有权拒载独自醉酒的乘客”、 “乘车过程中,车内属于乘客私人空间或是公共环境”、“全程录音功能是否侵犯司乘的个人隐私”等等,并公开了平台上真实的案例,向公众展示了出行的复杂难题。滴滴希望平台的决定不是“拍脑袋”出来的,而是在征求过民众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

在滴滴顺风车下线的这段时间里,相关负责人不得不向基层员工做一些口头承诺,然而高层决策并未到内部团队传达的阶段,他们更多能做的只是安抚。

腾讯《深网》了解到,自乐清事件发生后,顺风车的员工们听到过多次“业务很快上线”的说法。一开始,他们还对此坚信不疑,但迟迟不来的上线通知,让他们觉得,比起“直接砍掉”,那种模糊、未提供任何明确事实的说法更让人心神不宁。

对于部分顺风车员工而言,虽然和滴滴一起承受着巨大压力,但不愿相信此前所有的努力都会变成白纸。这个产品承载了他们的理想和付出,他们渴望有机会再次证明自己。

张莉是滴滴顺风车的老员工,从2015年就在顺风车团队,见证了顺风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最辉煌的高光时刻,也在去年因为安全事件,和顺风车一起进入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

外界的许多评论和谩骂,张莉有时候看多了心里很难受,心情低落的时候,她会去微博上找一些用户希望顺风车早日上线的留言来给自己打气。“滴滴有自己的错,但顺风车作为一个每天服务几百万人的产品,在过去三年创造的社会价值不应被彻底否定。”张莉告诉《深网》,让顺风车消失对于那些真正需要顺风车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但滴滴的2018年无疑是艰难的,除了面临社会舆论的压力,企业的常年亏损也让其不得不收缩编制和人力成本。

顺风车部门也压力陡增。

36氪曾报道,一份滴滴出行内部流传出来的财务数据显示,该公司2018年持续巨额亏损,全年亏损高达109亿元人民币。同时,2018年全年滴滴在司机补贴方面投入共计113亿元。

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年终奖减半。李茹和孟严告诉腾讯《深网》,顺风车部门员工的年终奖更少。

一些原本认同并坚信滴滴顺风车可以大放异彩的员工内心逐渐松动,在到达梦想彼岸之前,他们必须考虑更加现实的生存问题。趁着工作节奏还算宽松,一些人开始悄悄去外部面试新的岗位。他们希望在最坏的结果来临之前尽量多做一些准备。

众多出行业务中,顺风车是名副其实的“共享出行”,它不以盈利为目的,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

李茹加入滴滴顺风车时,正是因为看好这一模式才让她做出的最终决定。而现在,上线未果的顺风车让她的职业计划被打乱,李茹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新的规划。

关于顺风车为什么迟迟不上线,张莉也有自己的想法,她认为虽然顺风车是滴滴自己下线的,但随之而来的十部委入驻式检查,已经将问题提升到了监管部门的高度。在检查组公布的27条整改要求中,直接定性顺风车产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要求在完成整改,确保安全之前不得上线。

“如果要再上线,产品要怎么改,安全要怎么做,才能让主管部门和公众认可,确实挺难的。”

4

2018年5月,河南郑州事件发生后,滴滴顺风车部门在位于上地的数字传媒大厦开了一次中期全体动员会。会上,相关负责人再次重申了年初时定下的增长目标,这让李茹他们倍感压力。

滴滴曾在2017年完成订单和GMV的快速增长,成长速度完全超越过去两年。在滴滴员工看来,这一年是顺风车的高光时刻。

滴滴内部,顺风车的发展前景也曾被给予厚望。2017年1月“滴滴大学”的《小桔人成长记》内部纪录片中,柳青称顺风车是“滴滴里面很有亮点的业务”,并对当时的负责人黄洁莉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认可。

从一些公开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端倪。2017年初,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滴滴年会上,滴滴宣布日完成订单突破2000万单,包括顺风车在内的多个业务成为细分领域的第一名。

滴滴曾披露,截至2017年末,滴滴顺风车注册车主3000万人,注册乘客1.6亿人,日均订单200万单;一则2017年运行数据还显示,滴滴顺风车和快车拼车服务累计分享座位超过10.5亿个。

借助春运这一特定场景,滴滴顺风车找到了新的“东风”。2018年春运期间,滴滴顺风车共发送旅客3067万人次,相当于17万架波音737客机的运量,对缓解春运压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高歌猛进的顺风车没有就此止步,他们希望在2017年的基础上,完成新的飞跃。

从2017年底开始,滴滴内部便开始讨论顺风车业务新的目标。腾讯《深网》虽然没有得知确切的增长数字,但据孟严透露,2018年顺风车司机的增长已经到达一定瓶颈,想要让单量完成甚至超越2017年的增长幅度,难度非常大。“因为这个(目标)导致安全或者客服的资源变少也是有可能的。”孟严感慨。

在去年两起恶性事件发生后,这个目标石沉大海,没有再被提及过。

5

与过去几年的光景完全不同,2018年是滴滴难熬的一年。

从2012年诞生,滴滴就以快速并且强悍的打法进入各大城市,在与快的打车、Uber中国带“血”的补贴大战中胜出,占到中国网约车市场超过90%的份额。随后,滴滴凭借着新开辟的车服、金融等业务逐渐扩大体量,在后期为了找到更多盈利可能性,又或是处于防御准备,其外卖业务和出行业务与美团开启了新一轮较量,彼时输赢暂无定论。

然而到了2018年,滴滴境况急转直下:两起危机事件,导致曾于年初被曝出的上市计划被搁浅;在滴滴业务中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顺风车下线,是否重新回归市场、以及何时才能重新上线依旧是未知数。

不仅如此,员工薪资受到影响同时,公司也面临裁员优化;包括外卖在内的新业务被迫戛然而止,负责业务创新的R-lab部门则被裁员50%,其余人员均转至国际化部门。

这个部门曾孵化了小巴,不久前还在推进酒店和票务等新业务。而眼下,国际化、安全产品技术,线下司机运营等才是今年投入重点。

去年中在顺风车平台上接连发生的两起恶性人身伤害事件,直接或间接成为上述现状的导火索。

曾经“蒙眼狂奔”的滴滴和它的掌舵人们终于意识到,业务扩张和业绩增长等商业利益决定着当下所处局势,而企业价值则决定着更为长远的将来。

在快速发展、竞争异常激烈的互联网行业,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理性的在二者之间作出正确决定。

尽管如此,滴滴顺风车被永久下线的可能性并不大。滴滴历经几次调整,至今顺风车仍为与网约车平台公司、惠普出行与服务事业群等平行的一级事业部。

从架构线来看,足以证明该业务的重要意义。

张莉告诉腾讯《深网》,经过半年时间的反复讨论,顺风车团队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些在产品改造和安全防护方面的共识,比如严格限制司机每天接单次数,严格去除个性化头像、性别等个人隐私相关信息,车主必须发布路线后方可看到匹配的乘客订单,而且必须车主和乘客都确认同意后才能成行等等。当然,完全靠滴滴也不够,更需要和政府、社会力量的配合。

关于未来上线后的更多细节,负责运营的郝思嘉对腾讯《深网》透露,未来顺风车上线后,或将只保留市内的业务。

据她介绍,在滴滴内部,顺风车业务按照路线距离大致划分为跨城业务(也包括路线较长的跨区业务,比如从北京的昌平到海淀)和市内业务。只保留后者,则意味着顺风车订单量将下滑一半,甚至更多。

“顺风车在市内的业务量虽然小,但依然对滴滴有战略性意义,包括对整体战略的影响,和现金流方面的支持。”郝思嘉对腾讯《深网》称,她愿意相信滴滴顺风车会重新上线。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滴滴日订单高峰时达到2500万;而顺风车在2018年8月时日订单高峰达到223万。按此计算,滴滴顺风车日单量仅占到平台总体的近10%。腾讯《深网》从上述内部人士处确认了这一数字的相对可靠性。

关于顺风车单量虽有限但其之于滴滴的战略意义,曾被多次讨论。

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从定位来看,就目前来看专、快车的属性与传统汽车租赁公司、甚至出租车公司差别不大,顺风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享出行”,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另外,相比于订单数量,顺风车司机保有量更为重要,这种模式能够快速拉拢全国司机,并有望成为司机转化的纽带。

李茹至今还记得去年2月在工体举办的那场主题为“乘风破浪”的年会庆典,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员工都来到了北京,体育馆的座位被填的满满当当。彼时滴滴刚满五岁,十支优秀团队代表和二十多位五年元老级员工在台上接受了程维、柳青的颁奖。

那时,她眼中看到的尽是活力和希望,以及滴滴的无限未来。

曾在顺风车光辉时刻加入团队的李茹没能想到会走到如今的境地。尽管如此,她依然希望滴滴顺风车能够早日完成整改,以全新的姿态重新回归市场。

(文中滴滴员工李茹、郝思嘉、孟严、张莉等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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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两千人裁员计划,将砍向哪些业务部门和员工?

对于滴滴小桔人来说,2月15日注定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天。农历春节前关于裁员的传闻在年后这一天得到了官方更为精确的验证:整体裁员比例占全员15%,涉及2000人左右。

这条裁员消息,是由滴滴CEO程维亲自宣布的。

上午10点,滴滴员工准时通过视频直播参与了公司的月度全员会,经历了过去动荡一年的他们,对于这次会议很是期待,他们迫切地想要知道公司在2019年的计划和布署。

似乎是在意料之中,“裁员”成为这场会议的主要关键词。

在长达两小时的会议上,程维重点宣布公司将做好过冬准备,2019年会聚焦当前最重要的出行主业,继续加大安全和合规投入、提升效率,因此将对非主业进行“关停并转”。然后他说,对业务重组带来的岗位重叠和绩效不达标的员工进行减员。

滴滴总裁柳青在会上则提到关于“抽成”(滴滴内部称之为Takerate)和“补贴”等比较有争议的问题,表示管理层正在认真思考业务模式,会做积极探索,既能激励好司机,在高峰期供需失衡时高效调度有限运力,尽最大可能满足乘客需求,又能保证公平性。

避而不谈“非主业”

滴滴是互联网行业里为数不多公开承认“裁员”的公司,通常来说公司会使用“优化调整”的说法。

一些员工认为,年终考核为C或D级的员工将成为此次裁员的重点对象。

腾讯《深网》了解到,滴滴内部绩效考核等级从A到D共划分为五档,最高级别为S级,其次是A。考核为C或D的员工,会面临被hr谈话和淘汰的危险。

关于裁员的消息发出后,视频直播的互动讨论区里也炸开了锅,员工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程维口中要裁掉的“非主业”究竟是哪些业务?

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滴滴官方,还是程维本人,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程维在视频中也只说,快捷和国际化是主营业务,其他关于裁员的问题没有再多谈,比如裁员计划具体如何推进。

滴滴曾在去年底进行过一次架构调整,据《深网》统计,调整后目前的业务主要包含以下几大板块:

网约车平台公司:原快捷出行事业群(快车、拼车)、专车事业部、豪华车事业部

车主服务公司:小桔车服公司、汽车资产管理中心(AMC)

普惠出行与服务事业群:单车(HT)、电单车(HM)、代驾、企业级业务、公交业务

出租车事业部

顺风车事业部

财务与经营管理部

法务部

战略业务事业群(2018年初成立):战略部、国际事业部、金融事业部

其中程维所说的主业务“快捷出行服务”包括快车、拼车,上线未果的顺风车则不在其列,属于与快捷出行业务平级的一级事业部,但据《深网》了解,已经下线的顺风车业务此次并不会被大幅削减。

值得注意的是,普惠出行业务所涵盖的单车、代驾、企业级业务、公交业务不在所谓的“主业务”之列,或在此次调整范围内。

除了裁员,顺风车何时上线也是员工这次发问最多的问题之一。一位滴滴员工告诉《深网》,程维在会议上回复称没有具体时间表,上线时间待定。

自2018年滴滴顺风车发生了两起恶性事件后,顺风车业务便被下线进行整改,至今已有五月有余。接连发生的两起负面事件直接导致滴滴估值缩水,上市计划搁浅,如何在追求商业利益和承担企业社会价值之间取得平衡成为滴滴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自我反思的课题。

亏损也成为横亘在滴滴前行路上的“绊脚石”。据36氪报道称,滴滴出行2018年持续亏损,补贴司机超过113亿元,全年亏损总额高达109亿元。去年8月顺风车恶性事件之后,滴滴曾表示不再以增长为目标,要all in安全。

这也是导致滴滴目前调整的和求变的重要原因。

加码国际化 

按照官方说法,在“关停并转”和裁员的同时,2019年滴滴将在安全技术、产品和线下司机管理及国际化等重点领域加大投入,继续招聘2500人,2019年年底员工总人数将和去年底的13000人持平。

“尽量只净增500人,”程维说。

先裁人,再招人,从人力资源管理的层面来看,这显然是滴滴在特殊时期缩减薪资成本的一种方式。而从业务上来看,滴滴从去年开始受到安全方面的频繁挑战,安全整改和合规化势在必行,在安全和国际化成为重点发力方向后,滴滴希望向那里倾注更多专业人才和资源。

程维在会上说,面临复杂不可预知的出行环境,滴滴今天在安全方面的水平还远远不够,作为行业代表滴滴必须竭尽所能肩负使命,让网约车出行更加安全。而安全和效率也将成为滴滴国际化拓展的关键词。

国际化战略是滴滴在2017年提出的。

自2016年在完成与优步中国的合并后,国际化已经成为滴滴明确的战略和方向。此前滴滴曾多次公开表示,会坚定推动国际化,把技术和产品推广到国际市场。为此,滴滴也与一些世界各地相关企业进行了战略合作,以及投资布局。并将2018年将定义为国际化的突破年。

2018年以来,滴滴先后进入巴西、墨西哥、日本、澳洲等市场:2018年1月,滴滴收购了巴西网约车独角兽99;2月,滴滴宣布将与软银成立合资公司,共同进军日本网约出租车市场;4月,滴滴宣布正式进入墨西哥,在墨西哥州首府托卢卡(Toluca)推出滴滴快车服务,并将在年内拓展至墨西哥主要城市;5月,在澳洲的吉朗进行试运营。

《深网》从滴滴内部了解到,滴滴国际化部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从各个业务线抽派人手用以支持国际化业务。这并不难理解,在国内发展受阻的情况下,海外市场已经被滴滴视作新的重要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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