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对生命权倾斜也要解难题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上海市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若干规定(草案)》被审议,引人关注。常委会委员们对以国家的上位法为依据,结合地方实行的可操作的特点,提出有法律效能的9条条款作了认真的审议。不少委员认为,《规定(草案)》保持了上位法立法原则中的一个精华――对生命权作了倾斜。
  
    去年,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非常有创意,获得广泛的关注和积极的评价。其中,第76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这就否定了原来公安部已经在12个城市试点的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规定,即否定了“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如果的道路上违法交通规则,被机动车撞了,自己负责”的法规条文,也就是所谓“撞了也白撞”。实施新的法律,即使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无责任,也要给予赔偿。制定新条文的法律专家解释的理由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在道路上相撞,后者是会发生身体伤害的一方,也就是处于弱者的一方,以生命权和道路权来比较,生命权高于道路权。这种对生命权的倾斜,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
  
    新的道路交通法是立法思想的一个进步。然而,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烦恼”。北京一位出租车司机撞了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人,当然,这个行人不属于故意,因为如果属“故意”,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出事的行人违反交通规则,按新法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机动车一方可以“减轻责任”。因为这个事故的损失严重,结果司机还是被判赔10万元。于是,媒体出来“打抱不平”了,说“出租车司机也是弱者,他在无责任的情况下进行这么大金额的赔偿是不合理的,也欠公正的”。
  
    我们知道,法律是公正合理的最高体现。法律是社会活动的刚性的“游戏规则”,也是划了社会公德的一道底线。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简言之,就是对在运用道路行走或行驶权利时的规定。倘若你有了行走和行驶的权利,而违反了这方面的法定规则,你就会侵害了别人的这方面自由权利。道路交通安全法对生命权的倾斜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倾斜”之中,如何更加精确地处理好生命权与道路权的关系,也就是前者高于后者,但不可轻视后者,这个法就是对道路权的规定,起到维系道路交通秩序的作用。上位法对一些大的原则已经作了规定,立法的思路是清晰的,而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工作是具体的,实在的,处罚的不同情况的划分,处罚的量化规定,都关系到法的公正、正义、合理。各地在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地方的实施办法,已经取得了有益的成果。
  
    现在,正在审议中的上海市的这个法规,也是一个有益的实践。它非常简明的就实施新法律产生争议的关键问题,作出一些规定,主要对上位法的关于“减轻责任”作了情况的细分,作了量化的规定,使之更具有合理性和操作性。上海的《规定(草案)》是这样说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损失超出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的部分,在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情形下,按照下列规定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一)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外环线等封闭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减轻95%的赔偿责任,由机动车一方按5%的赔偿责任给予赔偿,但赔偿金额最高不超过1万元;(二)在其他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减轻90%的赔偿责任,由机动车一方按10%的赔偿责任给予赔偿,但赔偿金额最高不超过5万元。”这样的条文规定既符合上位法“以人为本”的思路,又对机动车驾驶人一方的利益也作了考虑,减轻的比例很高。一旦遇到损失严重的事故,也有赔偿的“封顶”。那么,在强制保险赔偿以后,为什么还有赔偿的规定呢?我想,这又可以对机动车驾驶人有一个警示:“当你在道路上驾驶时,一定要有尊重人的生命的理念”。
  
    我去一些欧美的发达国家考察,常常见到路上的驾驶人十分“绅士”,在接近横道线时,即使是绿灯,车还是会减慢下来,看到行人,就示意让行人先走。而行人也有“绅士”风度,不过“傻得可爱”,看到穿横道线时亮着红灯,即使没有车子,也老老实实站在那儿等着。我想,法规条文是人们行为的最低道德线,社会公德的实现,法规会起到约束规范的作用,但是重要的还是公民道德水准的提升。这些在道路上行走或行驶机动车时的行为,就体现着生命权高于道路权的理念。
  
    《上海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若干规定》还在审议之中,如何使制定的规定更有针对性、操作性,更加完善,委员们还有着自己的各种意见和建议。我有这样的联想,我国法制建设所体现的对生命权的尊重原则,对人权的尊重原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所接受。这成为一种社会文明的进步的理念。然而,在法规向生命权、人权倾斜的同时,还会有很多社会难题需要我们去破解。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烦恼”是一个案例,而我们否定了原来的城市乞丐遣送条例,颁布了城市无业流浪者的援助条例,对乞丐的人权是尊重了,而城市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是等待我们去解决。动迁方面的规定,也会碰到过度要求的“钉子户”如何妥善处理的事宜。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管理也越来越具体、精致,同样,作为社会行为具有刚性作用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也越来越有精细、准确、公平、合理的要求。社会的进步就在于不断破解社会生活提出的一道道难题。破解难题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各方面的理解,尤其是立法工作者。上海机动车道路交通责任若干规定的审议,给我们提供了信心和决心。
  
                                          (作者是上海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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